张闳
写作的孤单
写作是这样一种行为：书写者手握笔杆，孤独地面对纸张。他不得不以孤独的姿态出现，甚至讨厌任何其他的人与事物的在场。此刻，对于他来说，“他人就是地狱”，就是彻底毁掉他即将营造的文学“天堂”的东西。这个注定孤独的书写者，手握着笔，孤身一人面对空白的纸张。尽管他的脑海里众声喧嚣，如海浪翻腾，但此时此刻，他依旧处在空前的孤独和巨大的静默当中，仿佛创世之初的情形。因为他在着手书写的时候，作品还未成型，而读者更不知身在何处。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有“灵感”与他同在。
在寂静当中，只有沙沙的书写声中，好像一个形单影只的夜行者在落叶上疾走。或在暗夜，则有孤单的灯光照在他的前面，照在纸上。那里几乎是唯一明亮之处。笔向着那明亮行进，在空白的地平线上，渐渐露出了作品的轮廓。但作品是沉默的。一些墨色所形成的有序列的痕迹，仿佛要开口说话，但不知它们要说出些什么来。直到书写完成，写作者起身离开书写的场域，才第一次面对那个已经完成的作品，作品似乎也要站起身来，似乎要开口说出话来。但直到被阅读之前，它依然处于缄默当中。它躺在那里，等待着第一个阅读者。惟其如此，它才真正开始发声。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与《红楼梦》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跟《红楼梦》是两部不同的书。曹雪芹写了《红楼梦》，曹雪芹、脂砚斋共同写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红楼梦》是一部作品，它独立存在；《红楼梦》（《石头记》）文本与脂评的双重文本，构成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它不是《红楼梦》的点评版，而是另一部作品。
《红楼梦》小说文本跟脂砚斋评论文本，是两个相互开放的文本系统。它们不能相互替代或抹除。而且，因着它们的共同存在，而使各自呈现出“未完成性”。脂评甚至不同于古典小说中的点评。点评，乃是对一个已然完成的作品的印象式的评价，点评文本是附着于原文之上的，并不构成对原文的渗透和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原文作者在其文本完成之后，已然抽身离去。原作者的不在场，导致点评文本对原文的依附性关系。脂评所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和尚未完成的文本，而且，原文作者和点评作者同时在场，他们的那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现场感，仿佛能够听到彼此间的对话、交谈、叹息和赞叹的声音，甚至还能感觉到那种心有灵犀的相对一笑。
文本如此这般地相互向对方敞开，互相嵌入和交织，如同友人间的耳鬓厮磨，并对原文产生足以改变其结构上和意义上的影响。其本事来历，其微妙影射，其幽隐内涵，乃至其应有的美学效果，不是事后点评的物理效果，而是一种化学效果。点评者并非外在于原文，而是进入到原文，通过文本特有的缝隙，潜入其中。阅读者和评判者均成为一个角色，进入作品中。它们好像要携手进入到另一种状态，以完成彼此之间所缔结的某个神秘契约。然而，它们并未真正进入到那个令人期盼的状态当中。呈现给我们的只是这样一种“进行时态”。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文本。
如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或可视作一个全新的文本系统。它不是《红楼梦》，也不是《红楼梦》的点评本，而是一部奇特的小说，一部博尔赫斯式的，或布莱希特式的小说。在原文的虚构世界中，引入真实世界的参照系，并再度构成新的虚构文本，如同“甄宝玉”在“贾宝玉”的世界里，看见了自己的形象，并再度虚构出属于“甄宝玉”的“贾宝玉”世界。这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有为无处有还无。
“不适”是存在的分泌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充满了一种“不适感”。这种“不适”，是其笔下所传达出来的基本生存经验。“不适”是存在的分泌物。
仿佛人物体内有某种腺体，在不停地分泌出令人不适的黏液。“不适”黏连着在世的事物和人群。人物在交谈，更像是彼此冒犯。自我与他人之间（《群鬼》），甚至自我内部（《孪生兄弟》《地下室手记》），都是如此。
这种“不适”，近似于萨特所称的“厌恶”。但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厌恶”那么严重，那么不可忍受。它仅仅是“不适”而已，但却是无可消除的。哪怕是在彼此相爱的人之间，依然隐隐有一种难以察觉的隔膜（《白夜》）。其所带来的后果，也不是萨特式的“呕吐”，而是“不自在”、“不安”，进而是“烦躁”，直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诱发出歇斯底里和各种神经错乱的狂暴发作，到此为止了。”（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又是普拉东诺夫？
只有通过普拉东诺夫，才可以真正进入到苏维埃文学的核心。
官方苏维埃文学是一套人工语言，言说主体并不存在，或者说，只有一个抽象的超级主体在发声，并从一开始就显出一副“苏维埃面容”。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是苏维埃文化所遗忘的密室里发出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微弱回声。布尔加科夫的文学是19世纪俄罗斯的人道主义与20世纪欧洲的现代主义杂交的产物。巴别尔和左琴科的文学是苏维埃的不肖之子的恶言恶语。惟有普拉东诺夫，它是从苏维埃语言内部产生出来的，但却是一种变异的声音。在普拉东诺夫那里，可以看到苏维埃新文学的生成的全过程及其后果，可以看到文学的“卵细胞”经由革命意识形态“授精”之后，开始着床、分裂、变异，乃至最终形成一个“胚胎”并因为其恶性的增殖而“流产”。它是苏维埃文学的“恶性肿瘤”。
“我明明是喉咙痛……”
米哈伊？布尔加科夫（他曾当过医生）在一篇小说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位农夫因为嗓子发哑前来就诊。一位年轻的医生为他检查，发现此人已患有严重的传染性疾病——梅毒，嗓子不适只是该疾病的初期症状之一。医生建议病人接受全面治疗，并要求其妻子也一起接受治疗，但这位农民却坚持只要一点“漱喉咙的药水”就行。医生仍然给开了治疗梅毒的外用软膏。病人很不满意，他向同伴抱怨说：“看病不灵，太嫩了。你瞧见啦？我嗓子眼发堵，可他看过来看过去，一会儿胸口，一会儿肚子……我忙得不得了，可是在医院里耗了老半天。等看完病出来，天都黑了。我明明是喉咙痛，他却叫我用膏药搽脚。噢，上帝呀！”（布尔加科夫：《星状疱疹》）
那位农民虽然患有疾病，但他并不“占有”疾病，也不拥有对自身疾病的阐释权。对于病人来说，无论是疾病还是医生都是异质的神秘“他者”。从医学的角度看，患者不过是疾病的执行者。临床医学就像是一场审判，患者的身体承载着疾病，他在无意中充当了“疾病”的同谋，而有必要接受医学“律法”的审问和检查。医生向患者发问，在患者的身体内外搜索，寻找疾病存在的证据。患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作为疾病主体的患者，实际上只是一个替代性的主体。他只是医生向疾病发问的中介，疾病的传令兵。这样一种身份，使得患者的话语缺乏可靠性。
是医生决定着治疗的程序，决定着治疗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用药膏涂抹脚跟喉咙痛之间的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关联，被医学科学的内部逻辑所建立，而不是依赖患病主体通常所能经验到的躯体的空间距离和感受。
临床医学像是一场招魂巫术：患者被“病魔”附体，医生实际上是在向“疾病”发问，向一个借助患者的身体显形幽灵发问。医生使患者说出其诊断所需要的言语。而看上去作为疾病主体的病人，则只是一个“无声”的、不在场的和替代性的“影子主体”，一个物化为诸多身体体征和症状的有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