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刚有战术和军事装备的巨大优势，薛刚是骑兵突击，只要短时内迅速突破，就能打垮和瓦解东部地区的诸国。
而且发动战争的时间是春天，没有冬季因素影响，而东欧地区主要是平原，南欧和中南欧是丘陵和高山，沈云卿相信薛刚在攻克东欧南欧，发现前方地形不利于骑兵突击后，会听从关歆岳的建议，采取外交策略。
此行是关歆岳作为随军的外交全权大使，原本是为南线外交谈判做准备，现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关歆岳的性格，会见好就收。而薛刚是一个理智型的统帅，因此关键就在于能否听从关歆岳的建议，但周枢就很难说了。
所以北线的关键在于突击速度，和一次能否给予圣光骑士会联盟沉重打击，迫使他们感到恐惧，并迅速妥协。
兵部方面担心西进中后期，遭到地形、要塞和诸国动员影响，薛刚的军事突击会受阻，乃至停滞，最后受到弹药后勤影响丧失继续突击的能力，北线陷入僵持。
同时圣光骑士会联盟在南线死战不退，局面就会被动。
但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就是这次的兵棋推演和全部假设，其实都是建立在东方思维认知上的推演，而不是西方思维认知。
而沈云卿是站在欧洲思维认知上进行的政治决策，而兵部和军机司方面觉得不合逻辑。
于是问题就来了，东西方文化和历史背景带来的认知思维差异，让兵部和军机司都不认为沈云卿的“军事压力迫使妥协”的逻辑能够成立。
因为以岐帝国的战略性格，不可能短短打了两三个月被别人胖揍之后，就草草妥协收场，肯定是要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和消耗战。
但是西方不会，一旦军事上受到重大挫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外交调停。
“诸位大人、将军，此番推演是以我朝的想法推演敌国，而不是以敌国的想法推演敌国的外交、军事，因此诸位大人对联盟军的假设，都是我朝的假设，而非联盟军自己的假设，因此并不准确。”
“那海郡王又如何知道，联盟军一定会按海郡王的想法行事。”陆争质问。
“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本王与西夷诸国打过交代，虽然并未与圣光骑士会联盟打过交道，但西夷诸国的想法大都相似。就像周照宁与朝廷，都是中原教化熏陶下长大，想法也是类似的。而西夷是西夷教化熏陶下的人，他们的想法也是类似的。”
要完全给兵部详细说清楚“历史文化背景”、“地域文明形态”不同，带来不同的认识和思维的不同很困难。
因为任何一个文明形态，第一主观选择，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别人的想法。
这就好比中国人，都喜欢先入为主的代入仁义礼智信，构建这个世界的行为准则。
可欧洲人，是先入为主的代入弱肉强食武力强权的思维逻辑，构建这个世界的行为准则。
一旦两个文明正面遭遇，就会出现戏剧性的结果，西方如果碰上强大的东方，就不敢动手，但如果碰上的是软弱的东方，西方一定动手。
而如果是东方碰上西方，就一定不会动手，而是温文尔雅你好我好大家好。
西欧、中欧、东欧的文化背景受到宗教和历史的影响，他们内部有些一些差异，但是宏观的思维差异不大，基本上都是弱肉强食，甚至东欧比西欧还要凶残，沙皇俄国就是典型代表，干的脏事和贪婪，比西欧有过之无不及。
但是欧洲诸国多数时期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一旦吃了巨亏，发现短时内无法招架，都喜欢私下媾和，甚至全面媾和，以维持自己的最大利益，尤其是联盟团体内，发现别的柴鸡被菜之后，那些没有受到巨大损失的联盟国，极有可能选择政治妥协。
其实这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其他国家发现打不过，然后就会开始打自己的算盘。
几次反法战争失败，其实就是各国各自都各怀鬼胎，英国琢磨着要祸水东引，去祸害奥地利和俄国，俄国琢磨着要祸水在西欧发酵，好吞并中西欧，所以出工不出力。
而奥地利当时理想主义者，拿破仑暴起的时候，觉得小菜一碟，结果自己成了拿破仑的小菜。
至于普鲁士，当时还很弱小，德国地区都是城邦，普鲁士的想法其实是多方都利用，所以普鲁士经常跳码头、骑墙派，哪边风大往哪儿倒。
西班牙则是既要做婊子，也要树牌坊，还在做着西班牙帝国的春秋大梦。
于是在拿破仑开挂吊打了西班牙、奥地利后，普鲁士、俄国迅速服软，但这种服软还是各怀鬼胎的服软，事实证明，他们服软只是因为拳头不够硬。
岐军这次对圣光骑士会联盟的打击如果取得巨大胜利，结果一定是以圣光骑士会联盟的妥协而结束，这点丝毫不用怀疑。
但是要兵部的这些老爷们相信这一点很困难，因为他们都是杀身成仁的英雄主义者。
这个问题其实最好让户部、吏部这帮子文官换位思考，他们肯定会采取和欧洲相同的思维，因为这帮子文官是利己主义者，是政治投机主义者。
兵推在争议声中一直进行到深夜，薛伯充多数时间保持沉默，说的越多，兵部的声音就越大。
“诸位，今日所做推演虽然都是纸上谈兵，但我等都应该相信薛将军的统兵才能，一定能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只要北线能取得胜利，剩下的外交和谈判，都有可能水到渠成。
开弓没有回头箭，即便此时此刻叫停，也无法改变薛刚已经北上的事实。依本王之见，还是静待前线消息拭目以待，因此结果出来之前，诸位继续争论也无济于事，不会有任何结果。陆大人意下如何。”
最后的态度还得看陆争，只有陆争表态，争论才会结束。
“既然事实已成，那就依海郡王之言，静候前线消息。但仍要做最坏打算，决不能掉以轻心。”
“陆大人所言极是，本王也赞成做好最坏打算，以防不测。”
陆争的最坏打算是岐军遭到重创，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同时丧失领土，造成国家的政治和外交被动。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概率不大。因为现在主要的危害在南线，北线薛刚统帅岐军作战，只要杀入联盟军本土，造成的战争伤害肯定比联盟军攻入达尔翰更大，因为西亚都护不是岐帝国本土，而索拉斯是联盟军本土。
而且岐军报复心很强，如果联盟军在西亚都护做的太绝，以薛刚和周枢的性格，肯定会把所到之处全部犁平化为焦土白地，十几年寸草不生。
同时岐军攻入联盟军本土，财富量和物质储备很高，而联盟军攻入的西亚都护，除了金银矿产，地方上的贵族、老百姓和富人财富其实不多，掠夺潜力少得多。
所以即便出现重大人员损失，岐军能造成的伤害，比联盟军多得多。
现在最大的变数来自乌兹曼，如果乌兹曼绷不住，南线就会恶化，只要乌兹曼挺住三个月，其实就是到这个月，只要他们能坚持到本月，薛刚就能在北线得手，甚至这个时候已经取得战略胜利，进入边打边谈的局面。
结束军机会，时间已是十点多，兵部还要留下继续开会，讨论如何善后。
走出兵部，沈云卿随即问薛伯充：
“薛将军，令郎会否及时收手稳住战果。”
“以刚儿性格，不会鲁莽用兵，如西进途中苗头不对，定会及时收兵。但西夷诸国不同于以往任何敌人，因此如何收兵，关键在于因敌而异拿捏分寸。”
薛刚改为北线用兵，最终的结果其实不完全取决于联盟军的军事和政治反应，也不完全取决于薛刚的军火补给，而取决于薛刚准备打到什么程度，如何收兵。
而薛伯充对薛刚性格了如指掌，因此这个问题只能薛伯充来回答，如果薛伯充可以肯定薛刚能见好就收，那么这场战争的赢面就极大。
但薛伯充也提到了关键问题，就是战争对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导致衡量战争的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岐帝国之前主要的作战对象是游牧军团，和大平原步兵集团作战，热兵器集群作战经验不是很多。
而薛刚是冷兵器直接过渡到热兵器作战，因此薛刚如果要衡量战争的止损，很可能建立在冷兵器的标准之上，来衡量热兵器的战争模式，这就带来战争因为敌人和技术兵器的改变，导致战争评估出现扭曲。
这就好比冷兵器一场战役，己方死伤了两三万人，就已经是重大伤亡，但是对于热兵器而言，一场战役死伤二三十万人都是小意思，这就很难进行平行比较。
而对于战争顺利的一方而言，战争尺度的把握，往往是根据敌我交换比进行衡量。
也就是说，如果距离战争终点仍然较远，同时我军伤亡极少，而敌方伤亡极大，己方将领就可能继续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而朱贺、陆文虎一战以微不足道的伤亡，歼敌俘虏四万五千多万，就是典型的交换比失衡的战役，容易让将领盲目乐观。
所以沈云卿担心薛刚一路西进都是平原，较为顺利，而联盟军退入中欧和南欧巴尔干之后，会利用山地对岐军进行作战。如此一来，就缩小了兵器性能的优势，同时火炮作用也会被严重削弱。
因此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薛刚能见好就收，不要过于追求杀敌战果，而是追求政治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