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后，沈云卿出宫前往王曦照府上，给他做思想工作。
王曦照始终反对工业对地方开禁，原因无非两点，一是沈云卿肯定会受益。二是会让地方资本做大，重蹈盐、铁、粮、布、绸五大势力的覆辙。
王曦照是个好官，勤勤恳恳几十年，为国为民办了很多事实，但他这种好官如果没有人支持，官肯定是做不长的，永远只能在县令的位置上一直做到退休。
见到王曦照时，他正在书房处理公文。王家饭点很晚，这个习惯在宁阳就有，因为王曦照喜欢下乡，每次都要很晚归家，经常误了饭点。
闻讯沈云卿登门，王曦照很是意外：
“不知海郡王登门拜访，何事需要商议。”
“呵呵，就是谈谈公务。”
“哦……”王曦照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沈云卿此来是要说服他：“海郡王是要说服本官，同意工业向地方开禁。”
“不错。本王知道王大人担心什么，但王大人只看到了弊端，却没有看到朝廷与百姓的长远利益。”
“海郡王口中的弊端，在本官看来，比海郡王口中的长远利益更加危害朝廷，危害天下，如何能长治久安。”
“王大人一直担心本王做大，财商做大，然后失去控制，成为朝廷祸患。但这么些年来，朝廷可曾阻止本王做大，阻止财商做大，朝廷又可曾反受其害。”
王曦照的心态，其实就是见不得富人发财，他觉得只要有富人财阀，就会对治理国家造成危害。
对，这个道理沈云卿也承认，王朝整治下，富人群体的定位其实一直很矛盾。
一方面是朝廷需要财阀，一方面是社会需要商人、富人给商业和手工业生产提供资本，从而让市场具有活力，而另一方面朝廷和皇帝，又担心民间资本过于膨胀，危害到皇权统治。
所以富人阶层中的商人，自古以来就在这三个矛盾当中反复成为牺牲品，最后逼的商人只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有的时候走上国家的对立面。
所以自古以来，王朝政治下的商人只有三种结果，一是夏商周秦汉时期，受到统治阶层的长期压制，绝大多数商人受到行政和经济的高压，发展不起来，或是发展起来又被皇权资本给消灭。
二是唐宋模式，主要是宋朝模式，在宋朝时代背景下，资本被最大限度的解放，然后就带来一个问题，资本不受国家控制，国家丧失财政主导力。
尤其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实背后就通过改革提振国力，改变税制，改变财富分配，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农业、官僚头上改，改的都是官僚和资本的命，他们能让你改命？所以王安石的理想化改革，最后一定是失败的。
第三种就是明清模式，清朝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明朝模式影响。
朱元璋很清楚“资本”这个群众不是好群众，所以根深蒂固痛恨资本，沈万三就是朱元璋痛恨资本的典型案例，同时朱元璋又痛恨官僚，于是中原王朝的资本和官僚，在明朝中期开始出现根本性质变，就是明朝中后期的官宦勾结，到了一个全新高度，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
所以清朝吸取了明王朝的教训，对晋商之外的富人群体采取压制、压榨和剥削措施，但是效果却不理想，因为清朝入关既腐败，康熙年开始，清王朝的中基层官僚的腐败问题就很严重。
因此到了雍正即位，就采取了极端改革措施，全面压制晋商之外的资本阶层。虽然借口是这些人在政治上站错了队，支持了八王党，但实际上雍正一早就想对地方富人动手。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康熙后期已经出现了明中后期的严重官商勾结问题，形成了朋党政治，民间资本依附官僚，官僚依附皇子，资本开始左右政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而康熙其实是知道的，但是康熙时期由于收复台湾、平定三番、解除蒙古叛乱，导致财政空虚，康熙要维持政权存在，只能默许下边这么干，因为康熙后期的财政，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靠税收，而是靠“认捐”或者说“孝敬银子”。
你看康熙七下江南，虽然是去体察民情，但其实国库根本无法支撑康熙体察民情，因此很大一部分的开销，都是地方官僚从依附官僚的商人资本那里的借的。而借这些钱，是需要成本的，换而言之说，就是默许一些经济特权。
所以康熙七下江南，结果是越下江南，地方上老百姓的生活越贫困。
因此康熙让雍正即位，就是虚晃一枪。
因为雍正当时这个茅坑里的石头几乎不被任何资本势力所看好，而资本势力都攀附了八王当和太子党，所以就带来一个政治现象，攀附雍正的资本集团和官僚少的可怜。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雍正当皇帝，绝大多数资本和官僚，都是站在雍正的对立面，这就给雍正创造了政治借口，可以把这些资本和官僚全部一网打尽。
所以康熙其实坏得很，既要用民间的财力，同时又琢磨着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这就是帝王心术。
等到雍正一上台，那些个支持八王的，支持太子的，统统一扫而空，然后和这些势力有关系的，也给搂草打兔子，大鱼小虾一网尽。
同时雍正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又推出了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火耗归公。
摊丁入亩是减轻老百姓税赋的政策，统一了苛捐杂税，所以是惠民政策，但同时也是雍正笼络清官，笼络民心的政策，让天下绝大多数人站在了雍正这边，从而避免了资本、官僚站在自己对立面带来的政治被动。
所以你看，雍正理论上得罪了粮商、绸商、资本、官僚，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但是雍正年间却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其实就是雍正的手段，他让多数人站在了自己这一边。
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则是打着平等的名义，要求官绅和老百姓一样缴纳税赋，从而一改几千年前来官绅可以不交税的特权，读书人可以吃闲饭的权利。
这个政策站在现代角度，是绝对与时俱进的政策，但是在雍正年间，却是削弱资本和官僚资本的王炸。
因为你要交税，就得查税是不是，一查税，老账都得翻出来，然后问题就大了，谁的屁股上没有几粒屎粑粑。
所以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的结果就是官僚系统的肃清，给一大批清官能吏带来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扫清了晋升的障碍。
最后是火耗归公，就是散碎银子回炉产生的冶金损失，归国家所有，这样的好处是避免了官僚以火耗的名义，吃拿卡要雁过拔毛，有利于经济发展。
本质上是重塑货币的信誉，促进经济发展，但实际上是一种收买那些中立和观望资本的人心。
因为以前散碎白银重铸，会带来至少百分之三十的火耗，极端地区甚至能损耗百分之五十，现在损耗都归国家，私人肯定是欢迎的。而能回炉重炼散碎银子的，也只能是有钱人。
所以火耗归公虽然是经济货币改革，但实际上是收买一部分资本的人心。
而且站在现代经济学角度来看，火耗归公的本质是统一货币质量，树立货币信用，能稳定经济发展和市场秩序，这是经济发展再正常不过的技术准则，理论上是不可能出问题的。
但恰恰是清朝，货币制度出现了严重倒退，雍正做的只是把其他王朝一直执行的政策，重新拿回来再用而已，并不是创新。
而且清王朝之前，中国货币是铜本位，贵金属本位并不占主导。白银真正成为主导，是明王朝的中后期。
所以明王朝中前期之前，贵金属几乎是不能再民间流通的，民间要流通贵金属，必须拿着贵金属去衙门指定的地点兑换成铜钱才能使用，所以明朝之前的几千年时间里，火耗就是一直归公，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贵金属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官方持有，甚至唐朝之前，贵金属都禁止民间持有。
因此火耗其实就是归公的，因为贵金属主要在统治阶层上层流动，民间不得持有，国家和上层流通贵金属产生的火耗，当然是归国家和上层，不可能找老百姓结账。
但雍正一死，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登基烧过三把火后，政策全面倒退，资本勾结官僚再次恶化，甚至乾隆本人也豢养和珅这种巨贪，而和珅这种巨贪的背后，其实官僚和商人资本的依附。
所以乾隆也很聪明，祖师爷康熙的一招发挥的淋漓尽致。
由于康熙徐晃一枪玩阴的，让资本和官僚占到了雍正的对立面，所以雍正之后的资本官僚都学聪明了，都去抱与乾隆跟前大红人的大腿，心里都琢磨着只要皇帝罩着自己，这就没问题了吧。
结果乾隆来了一个帽子戏法，他把皇位继承问题给留到了死后解决，首创密盒传旨的制度。
同时利用和珅，尽可能的笼络贪官污吏和资本，等乾隆一死，谁也不知道接班人是谁，这就避免了资本和官僚攀附储君带来的政治问题。
同时嘉庆一登基，收到了乾隆在阴间的催款账单，乾隆死后居然赖账了。
于是嘉庆宰了珅这头大肥羊，连同攀附和珅的其他肥羊统统都给宰了，足足打捞了一笔。
所以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对商人资本的态度就是极端化，要么全开，要么全禁，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套合理合适的制度，把资本规范起来，利用起来。而导致这种原因的根本问题，其实还是中原王朝独有的“帝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