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尤其是农耕时代，司法力度往往比军实力量更重要，因为这一时期的司法力量与军事力量高度重叠，军队系统政治体系无法有效以制度化措施分离，高度集中于一个人或几个人。
如果司法系统出现崩溃和退让，无异于是在向军队系统发出不好的信号，所以往往朝廷不会做出让步，宁可将错就错，也要保障司法对大局的震慑力，这个时候个人就只能让位于大局。
至于昭告天下公开谈判内容，那更是扯谈，且不说造反历来是大忌讳，现在国内局势不稳，这边造反满天下都知道，无异于鼓励其他蠢蠢欲动的地方跟风起义。
同时由于通信的落后，这种舆论的扩散，往往会形成谣言，尤其是反王周照宁盘踞巴蜀，此时要是兴风作浪，就可能掀起更大的麻烦。
现在封锁消息还都来不及，那可能满世界的宣传。
于是在汪晨贵看来，沈云卿的出的注意无不是祸国殃民。
但沈云卿毕竟要比汪晨贵多一千多年的认知，汪晨贵考虑的层面，沈云卿当然也能想到，沈云卿提出的举措，却未必就是汪晨贵所想。
翌日中午，根据双方事先约定，朱公成派人前往汪晨贵大营以东五里，汪晨贵、沈云卿、王柬出营见面，双方个带两百人，不准大队跟随。
朱公成派来的人沈云卿倒是认识，屯垦二乡的耆老田庶仁，今年六十三岁。
“耆老”是本意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年纪一般都是六十岁奔上才称耆老。
眼下是乡一级的管理者，性质相当于乡长，但不是官员编制，也没有品级，仅相当于委托管理，一般由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物担任，协调乡和县的行政管理。
由于当下人口相对少，乡一级的人口多的只有一两千人，少的才几百人，一个小县几千人几个乡，大的县几万人，所以一个乡可能就是几千人。
如果都编制官吏，全国得有几千上万个乡，这个支出可就很大了。
所以县以下基本不置官吏驻留，但是县令定期会下乡巡查民情。
沈云卿迁民屯垦，让他们自己选耆老，这样公信力强，容易迅速凝聚民心，恢复农业生产。
而在其他州县，由于腐败和行政体系的失灵，这些个耆老逐渐沦为家族世袭，形成地方豪强、大地主，耆老奔下的里正，也难逃家族化，形成小地主，继而成为顽固不化的地方利益势力。
耆老、里正渐丧失本应有的公正力公信力，和协调官府的之责，相反沦为官府控制地方的工具，和剥削老百姓的抓手。
沈云卿让他们自己选，不是搞一人一票，因为自古以来这就是中国的常态。
皇权之到县，县长以下都是搞普选，乡长以上都是朝廷任命，如果乡长以下都朝廷任命，在那个缺乏通信和资源的年代，这是不现实的。
下至村长，上至一品大员，人人都要朝廷操心，皇帝就什么都别干了，天天认人都忙不过来。
但是让地方自己任命，朝廷又放心不下，因为容易形成地方勾结，所以初衷是让地方上自己推选乡长、里长、村长、保长、邻长，并且设了德高望重、品德高尚、孝道可嘉等门槛，让老百姓自己选，也就是传说中的举孝廉。
当然，这种举措在王朝早期是可以的，中后期逐渐变质是必然结果，因为社会和资本都在发展，朝廷的机构逐渐失灵，丧失良性更新的能力，这种制度自然就崩溃了。
而且王朝崩溃，一定是基层先出问题。
所以说中国自古没民主，那是放屁，逻辑上，现实中也不存在不民主的操作空间，这么大的国家，全国好上万乡长，几万个村长，不选举，难不成让皇帝自个儿任命？或者说，皇帝放心把基层政权交给地方去搞？
什么是权力，权力的根本是广义资源的分配权，而基层政权是一切行政资源的根本。
现在皇帝忙不过来，又不放心下边去搞，那总得有个至少目前两全其美，还得省时省力立竿见影的办法，只有让乡里自己去推举。
当然，再光明的时代，也一定有黑暗的角落，你不能指望这种处于皇权思想的推举一定就完全公平，没有徇私舞弊，但是至少保证了大环境的相对公平，做到这一点，对于偌大的国家而言，就已经基本足够了，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稳定才最重要。
见到田庶仁，他很是激动：
“沈公子，朝廷当真把你放了？”
“尚未脱罪，需得等抓了虞童后秉公审理。”
沈云卿实话实说，但汪晨贵本以为怎么都应该脸面上过得去，现在沈云卿说朝廷没放他，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于是他说：
“宣德郎，莫要辜负陛下的嘱托。”
“汪大人放心，沈某自有分寸，最起码的取信于民，还应该有吧。”
“哼，若是辜负了陛下，你自己掂量。”
汪晨贵的言外之意，往朝廷脸上抹屎，让大家难看，乱民更不会束手就擒。
但沈云卿却不这么想，现在问题是无论朝廷说什么，就是你说出花来，也解决不了问题，老百姓根本不信你。都不信你了，你现在把人家所希望的结果都一股脑的嘴上“兑现”了，人家这能相信？
更何况还有个狗头军师，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万一你说谎被人家戳穿了，这不是自找没趣。
所以坦诚相待，看似是让自己脸上过不去，但何尝不是一种柔性策略。
与田庶仁一番说长道短后，沈云卿让人拿来几张椅子一张长桌，众人露天而坐，就事情的来龙去脉仔细询问。
朱公成还是提防着官军，田庶仁对乱民的实际虚实知道的不多，但账是明摆着的，沈云卿多少能预计到大致实力。
屯垦村和海通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在州城没有被攻陷之前，乱民的实力始终有限。
由于得要给乱民做思想工作，不免要把庒县民变的过程给弄清来龙去脉。
叛乱的过程之快，是最大的疑点。其次是打海通，轻取了泰、灌两县，三面合围海通州城，这种部署不是乱民打出来的套路。
“田老，此番民变为何要围攻庒县，攻打州城，当时刺史王曦照，钦差赵东庭，节度使王大人均在海通，何事不能面官说清，非要起事造反，还有，朱公成、皮小五、郭友东如何聚到一起，谁人想出的注意？”
“嗨，本来没人想造反，出注意的方二虎给炉户给杀了，朱公成、皮小五、郭友东等人觉得事迹败露，反是死，不反也是死，干脆反了吧。”
“方二虎死了！”
沈云卿闻讯吃了一惊，这时汪晨贵问：“宣德郎，这方二虎是何人？”
“多年前曾去长安考过武科，因拳脚功夫差了一些，未能及第，后来只能回乡种地，又遇上淮河大水。他只好去江南逃难，因犯事，被捉拿做役囚。”
方二虎是灾民群体中少数读书认字，有头脑有些拳脚的人，这人有个特点，高不成低不就。读书还行，拳脚功夫在村里数一数二，但是放全国，肯定是排不上号的。
加之武科的科举取生数量少，没及第很正常。
关于武科科举的体制，要比文科举人性得多，这个情况沈云卿专门了解过。
武科举由禁军、番军、兵部、吏部、礼部五方监考，兵部的体系垂直，重点是武科及第后进入太学进修，学成之后，没有作战经验的个人会调往前线或者边关，有作战经验的分派职务。
所以武科的士族化、家族化、走后门远不及文科举，因为没有战功的，得要去前线出任基层武官，光这一条，多数抱着侥幸心理的人都过不去心里的门槛。
当然，也有前线买功的恶劣现象，但毕竟是少数，构不成气候。
这方二虎虽然不是武功盖世，但是馊点子很多，许多读书人都给书给读傻了，但这位，脑子活络，所以武科笔试答的很精妙。
他就知道第一时间把乡民组织起来，利用现成的集中屯垦体系，迅速组织起青壮年，这一点在沈云卿意料之内，但是让方二虎来干，无疑缩短了时间。
同时盐工的集体行动，让方二虎意识到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打砸伤人，于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方二虎毕竟是个平民，对官府的内部情况知道不多，他一盘算，觉得是盐工定是官府授意指使。
这一点没错，盐工是官府收意指使，但方二虎片面人为，下至县令虞童，上至刺史王曦照，节度使汪晨贵，钦差赵东庭都是蛇鼠一窝。
因为此前村民已向赵东庭、汪晨贵申诉多次，但赵东庭就打官腔，说是得要按法度来，先走程序把事情弄清楚，得不到答复，村民又去找王曦照。
由于沈云卿的缘故，王曦照的情况，屯垦村的老百姓还是相信的，去找王曦照申诉，王曦照根本束手无策，他一早被架空，各县都调不动，现在汪晨贵、赵东庭不作为，虞童胡作非为，他实际上就是个空头刺史。
屯垦村的每次申述，最终等来的都是盐工的打砸和威胁。几次这么一来，老百姓还信你？连钦差都这样，老百姓哪里还有希望。
于是方二虎与朱公成、皮小五、郭友东几人一合计，干脆反他娘的。就在准备举事的前一天，几人各回乡里准备举事，不巧这一天方二虎给盐工错手杀了。
起因是方二虎自以为要反，干脆准备杀人，但方二虎却不知道，这些寻衅闹事的盐工不完全是正儿八经的盐工，不少是豢养的水匪、土匪和贼寇，平日里混迹于盐工当中，干脏活的时候啸聚山林，为盐商提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是杀过人的，也敢于杀人
同时盐工得到的命令，就是要迫使屯垦村先动手，制造更大规模冲突，如此才有借口，先给屯垦村扣一个蓄意造反的借口，强行出兵驱散。
两相合一个当口上，方二虎准备杀人，盐工杀过人，你要人家命，人家血涌上头，一下狠手，结果把方二虎给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