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下庄成，我随罗胖子走回到他所住的男生宿舍楼，尚未走进他的339宿舍，就已经听到了从里边传出的大佑的歌声，还有人跟着在唱，罗胖子笑着说：“听！我那几盘私藏的带子已经变成公共的精神食粮了。”
推门而入，站在罗胖子身后的我所看到的一幕景象是：宿舍里的人似乎都回来了，再不像下午来时那么空，有两个人正围着桌上一台破旧的录音机在听歌并跟着学唱，另外两个人坐在桌边下围棋，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下午刚来时招呼我们的那个正躺在上铺看书……整个宿舍凌乱、肮脏而又温暖，还有一股浓重的脚臭味！
罗胖子招呼我：“来来来，进来坐！”然后面向其他在场者介绍道：“我中学时候的老同学，你们都认识了吧？下午他给大家唱过歌。”
“认识了，认识了！歌星嘛！”、“嘿！哥们儿，你歌唱得真不错，歌也写得很好听！”……马上有人呼应着并站起来给我让座，我和罗胖子便坐在桌边跟那两个哥们儿一起聆听罗大佑，刚听一会儿，罗胖子便起身打开一只旧皮箱，将他私藏的所有罗大佑的歌带全都拿出来给我看，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台湾出的罗大佑的原版带，真有点爱不释手，就问他是从哪里搞来的。
罗胖子得意地说：“咱台湾那边有人儿啊！有人就好办事儿！是这样的：香港‘Z大’文学社搞了一个两岸笔友联谊活动，由他们做中间人，介绍两岸大学生中的文学爱好者互相认识并通信，促进彼此的交流。介绍给我的是台湾‘T大’的一位女生，一通信我就发现：你说她是文学青年不如说她是文艺青年：她爱电影胜过爱文学，爱音乐又胜过爱电影，是一个狂热的‘佑迷’，我有一次在信中偶然谈及对罗大佑的喜欢，她就通过香港的中间人给我寄来了第一盘罗大佑的歌带，从此不断寄来，把罗大佑出过的经典歌带差不多都寄齐了，就是这些……”
录音机里正在播放的是罗大佑在“国庆七十二年演唱会”上的录音，很有现场效果，用演唱会的录音直接做成歌带的形式我还是头一回见识，觉得十分新鲜。我确实喜欢罗大佑，我能写出歌来也主要是受到大佑歌曲的影响，但事实上，我在此前听到的大佑歌曲还是相当有限的，也就是流传甚广的那几首，这一下可算是开了耳……
在听歌的过程中，罗胖子这张大嘴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讲着罗大佑：有关于他的各种信息以及对他的理解与评价，俨然一位“大佑专家”。我一边听歌一边听他讲，心中涌起这样的念头：我真希望他懂得多，他懂得越多越好，他懂得越多就说明他对我将成为“大陆罗大佑”的预言不是随便瞎说，而是言之有据！
在美好的歌声里时间飞逝，转眼间庄岩和成琳缠绵归来，一看时间已经十点，于是便起身告辞，我说借两盘带子回去学习，罗胖子欣然同意，还说：“肯定能刺激你写出新的好歌！”
罗胖子送我们下楼，并准备将我们送到学校大门外的公车站。
下楼时庄岩悄声问我：“引荐的事儿你跟他提了吗？”
我如梦初醒地回答：“没有，光顾听歌了。”
庄岩作出嗔怪状：“操！你跟他待了一晚上都不提，你可真是个艺术家，专干高雅之事，庸俗的勾当都留给别人！”
后来的路途上，庄岩有意和罗胖子勾肩搭背走在一起，肯定是在说我的事。
到了公车站上，庄岩先送成琳到马路对面的站牌下去乘到美院的车，只剩我下和罗胖子，罗才对我交代说：“汉唐，你放心！没问题！我一定把你引荐给那个作曲家——咱们这样：我先跟他电话联系一下，让他下个星期天在家等咱们，咱们去登门拜访他一下，这一周里你先做好准备：把你那三首歌的歌谱抄好……”
罗新华：难道几天前我是在跟一位“死者”通电话吗？
一周后的星期天。
一大早汉唐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B大”赶来了，猛敲我宿舍的门时我还在暖和的被窝里梦女人呢！宿舍里的其他人也都睡着。
长得像地瓜一样的刘解放同学确实已经蜕变成青年歌手汉唐了——再次见面加固了我的这一印象，带着一身寒气进来的他一边看着我穿衣起床一边兴冲冲地说：“这一周的时间我基本上全都用来听罗大佑了——大佑真他妈的棒！刺激我一口气连写了三首歌，我来北京前总共才写出了三首歌，这一周就写了三首——还是需要听好歌啊！”
我的动作可比平时快多了，迅速穿好衣服，到水房草草洗漱一番，返回宿舍问他吃过早点没有，他说在来的路上吃过了，我就决定不吃了，和他一起下楼，到车棚里取了我的那辆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刹车还不灵的自行车，我们就出发了。
在路上，我们并排而骑，为给即将发生的见面做好铺垫，我向他介绍说：“咱们要去拜见的这位老哥名字叫高晃，是铁道文工团的专业作曲，庄岩给你讲过吧？他曾被我们学校请来给我写的那个电视剧作音乐，顺便还谱写了一首主题歌——那个主题歌的歌词是我写的，写得很臭，他倒觉得挺好，希望我能跟够跟他长期合作，还说如果合作得好的话，等我毕业的时候还可以帮忙把我分配到他们团，如此一来我不就可以留京了嘛！我的胃口被他吊起来了，就写了一些寄给他，他又谱了两首，但成活率还是偏低，我的热情就下来了，总感觉写歌词还是没有写诗来得顺手……我前几天给他打过电话了，把你的情况简单说了说，他说欢迎咱们去他家坐客。”
“这一周除去听了你借我的这两盘好磁带，还看了一部好电影。”汉唐根本不拾我这庸俗的话茬，仍在沿着自己刚才的思路往下说。
我也只好顺着他：“什么电影？”
“《红高粱》——这是我所看过的最牛B的国产电影！”他说。
接下来他便谈了一路刚在“B大”试映过一场的这部新电影。他说，看罢此片让人觉得中国电影还有一点希望；还让他感到兴奋的是：该片是我们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该片导演——摄影师出身并主演过《老井》的张艺谋也是我们长安人，他说：这足可以证明我们长安人搞艺术是行的！他还提到了该片主创人员中的另外一位长安人——赵季平的作曲有多棒，片中有很牛的两首歌。
看来，我这个老同学——这个过去的地瓜和刘解放确实已经蜕变成汉唐了：只聊艺术不唠俗嗑，很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其实，不断地发现这一点，我是很高兴的！我嘛，自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文学——文艺青年，骨子里头还是挺尊崇挺信奉“往来无白丁”的古训，当然希望自己平素交往的都是有同好的同志，而不单单只是老同学！事实上，来北京上学的这两年，头一年我还与在京读书的中学同学交往多点，到第二年就明显减少了，他们被我的大学同学——尤其是和我一样爱好写作的分子所取代，对此庄岩还颇有一点不满呢。
路上有风、很冷，但我们却几乎没有感觉到——两个“文艺青年”一路聊着“文艺”，途中下车问过两回路，便找到了铁道文工团。
走进大门，我向传达室老头询问：“大爷，请问：高晃住哪儿？”
老头回答：“什么？高晃？我们这儿没个叫高晃的。”
我说：“怎么没有？我前几天才跟他通过电话。”
老头仍在坚持：“没有就是没有，我还没你清楚吗？姓高的倒是有，前几天才死了一个——追悼会还没开呢！”
说得我毛骨悚然：难道高晃在跟我通过电话之后就突然死了吗？或者是一种更为可怕的情况：难道几天前我是在跟一位“死者”通电话吗？
传达室里还有一个来取报纸的中年人，也证实了他们团里没有高晃这个人。
我想用此处的电话给我们要找的人（他是叫“高晃”吗？我真的开始怀疑了）打一个，老头说传达室的电话只能给单位内线打，他让我到街对面的公用电话亭去打。
我俩重新又来到街上，汉唐说：“这他妈的真像卡夫卡的《城堡》啊！”
此话把满眼迷茫的我给说笑了：这小子确实蜕变了，不光很“文艺”而且很“文学”。
我还是把电话打通了，当电话里传出高晃的声音时，我甚至感觉到了一丝恐怖！他则在电话中笑呵呵地说：“小罗，怪你自己马大哈，我从来都是在铁道兵文工团而不是在铁道文工团的，你上次寄歌词来就写错了地址，刚好有个认识我的看见了，就带给我了，我跟你讲啊，我们团的位置是在……”
汉唐：听一只老猴子宣判我的“死刑”
继续赶路，到长安街后朝西一路狂飙，又飙出很远——我感觉都快到八宝山了！这才总算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