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的朋友
有人问斯多噶派创始人芝诺：“谁是你的朋友？”他回答：“另一个自我。”
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朋友。在所有朋友中，不能缺了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自己。缺了这个朋友，一个人即使朋友遍天下，也只是表面的热闹而已，实际上他是很空虚的。
一个人是否为自己的朋友，有一个可靠的测试标准，就是看他能否独处，独处是否感到充实。如果他害怕独处，一心逃避自己，他当然不是自己的朋友。
能否和自己做朋友，关键在于有没有芝诺所说的“另一个自我”。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更高的自我，这个自我以理性的态度关爱着那个在世上奋斗的自我。理性的关爱，这正是友谊的特征。有的人不爱自己，一味自怨，仿佛自己的仇人。有的人爱自己而没有理性，一味自恋，俨然自己的情人。在这两种场合，更高的自我都是缺席的。
成为自己的朋友，这是人生很高的成就。塞涅卡说，这样的人一定是全人类的朋友。蒙田说，这比攻城治国更了不起。我只想补充一句：如此伟大的成就却是每一个无缘攻城治国的普通人都有希望达到的。
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有人问犬儒派创始人安提斯泰尼，哲学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回答是：“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我们经常与别人谈话，内容大抵是事务的处理、利益的分配、是非的争执、恩怨的倾诉、公关、交际、新闻，等等。独处的时候，我们有时也在心中说话，细察其内容，仍不外上述这些，因此实际上也是在对别人说话，是对别人说话的预演或延续。我们真正与自己谈话的时候是十分稀少的。
要能够与自己谈话，必须把心从世俗事务和人际关系中摆脱出来，回到自己。这是发生在灵魂中的谈话，是一种内在生活。哲学教人立足于根本审视世界，反省人生，带给人的就是过内在生活的能力。
与自己谈话的确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罕见的能力。有许多人，你不让他说凡事俗务，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只关心外界的事情，结果也就只拥有仅仅适合于与别人交谈的语言了。这样的人面对自己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一个与自己无话可说的人，难道会对别人说出什么有意思的话吗？哪怕他谈论的是天下大事，你仍感到是在听市井琐闻，因为在里面找不到那个把一切连结为整体的核心，那个照亮一切的精神。
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这是铭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的著名箴言，希腊和后来的哲学家喜欢引用来规劝世人。对这句箴言可作三种理解。
第一是人要有自知之明。这大约是箴言本来的意思，它传达了神对人的要求，就是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希腊人大抵也是这样理解的。有人问泰勒斯，什么是最困难之事，回答是：“认识你自己。”接着的问题：什么是最容易之事？回答是：“给别人提建议。”这位最早的哲人显然是在讽刺世人，世上有自知之明者寥寥无几，好为人师者比比皆是。看来苏格拉底领会了箴言的真谛，他认识自己的结果是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为此受到了德尔斐神谕的最高赞扬，被称作全希腊最智慧的人。
第二种理解是，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世界的秘密，因此，都可以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世界。在希腊哲学家中，好像只有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接近了这个意思。他说：“我探寻我自己。”还说，他的哲学仅是“向自己学习”的产物。不说认识世界，至少就认识人性而言，每个人在自己身上的确都有着丰富的素材，可惜大多被浪费掉了。事实上，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人性认识者都是真诚的反省者，他们无情地把自己当作标本，藉之反而对人性有了深刻而同情的理解。
第三种理解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应该认识自己独特的禀赋和价值，从而自我实现，真正成为自己。这种理解最流行，我以前也常采用，但未必符合作为城邦动物的希腊人的实情，恐怕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引申和发挥了。
性格就是命运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性格是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永远不可摆脱，如同不可摆脱命运一样；二，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命运。
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是由天赋性格的好坏决定的呢？我认为不能，因为天性无所谓好坏，因此由之决定的命运也无所谓好坏。明确了这一点，可知赫拉克利特的名言的真正含义是：一个人应该认清自己的天性，过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生活，而对他而言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一个灵魂在天外游荡，有一天通过某一对男女的交合而投进一个凡胎。他从懵懂无知开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加，那天赋的性质渐渐显露，使他不自觉地对生活有了一种基本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方向。
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也常被翻译成：“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的确，一个人一旦认清了自己的天性，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他也就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了，如同有神守护一样，不会在喧闹的人世间迷失方向。
多听少说
希腊哲人大多讨厌饶舌之徒。泰勒斯说：“多言不表明有才智。”喀隆（Chilon）说：“不要让你的舌头超出你的思想。”斯多葛派的芝诺说：“我们之所以有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是为了让我们多听少说。”一个青年向他滔滔不绝，他打断说：“你的耳朵掉下来变成舌头了。”
每当遇到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我就不禁想起芝诺的讽刺。世上的确有一种人，嘴是身上最发达的器官，无论走到哪里，几乎就只带着这一种器官，全部生活由说话和吃饭两件事构成。当今学界多此类人，忙于赶各种场子，在数不清的会上发言，他们虽然仍顶着学者之名，其实是名利场上的说客和食客。
多听当然不是什么都听，还须善听。对于思想者来说，听只是思的一种方式。他的耳朵绝不向饶舌开放，哪怕是有学问的饶舌。他宁愿听朴素的村语、无忌的童言。他自己多听少说，也爱听那些同样多听少说者的话语。他听书中的先哲之言，听自己的灵魂，听天籁，听无字的神谕。当他说的时候，他仍然在听，用问题引发听者的思考，听思想冲决无知的声音，如同苏格拉底所擅长的那样。
我把少言视为思想者的道德。道理很简单，唯有少言才能多思，思想者没有工夫说废话。而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思想，在表达的时候也必定会慎用语言，以求准确有力。舌头超出思想，那超出的部分只能是废话，必定会冲淡甚至歪曲思想。作为珍爱思想的人，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就异常重视语言表达的技巧，爱利亚的芝诺创立了逻辑学，恩培多克勒创立了修辞学，用意就是要把话说得准确有力，也就是让最少的话包含最多的思想。
宇宙公民
阿那克萨哥拉出身高贵而富有，但他放弃了门第和财产，隐居起来，不问政治，潜心研究自然。人问他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了什么，他答：“为了研究太阳、月亮和天空。”人又问：“难道你不关心你的祖国吗？”他指着天空答：“我非常关心我的祖国啊。”
据说“世界公民”这个词是第欧根尼发明的。以他为代表的犬儒派哲学家是最早的背包客，全都是一根手杖，一个背包，四处为家，走遍世界。人问第欧根尼来自哪个国家，他答：“我是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Cosmopolite）又可译作“宇宙公民”。诚如阿那克萨哥拉所说，哲学家的祖国是宇宙。哲学开始于天文学，最早的哲学家几乎都是天文学家。当人类从世间的事务中抬起头来，关心头顶的星空时，哲学诞生了。哲学是人类的乡愁，是对人类永恒故乡的怀念和追寻。在哲学家心中，这种乡愁格外浓郁，他们知道，地图上的国家和城邦旋生旋灭，都不是真正的祖国。于是，作为人类的使者，他们走上了探寻真正的祖国的旅途。对于他们来说，胸怀宇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事实。他们决心探明整个世界的全貌和本质，在那里找到人类生存的真实意义和可靠基础。
所以，一切鼓吹狭隘国家利益和民族仇恨的哲学家都是可疑的。哲学家用宇宙的真理衡量人类，又用人类的真理衡量民族和国家，在这样的人心中，狭隘民族主义怎会有容身之地呢？
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常常有人举着爱国的尺子评判人，但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受到评判。首先，爱国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较小的尺子。还有比它大的尺子，例如真理、文明、人道。其次，大的尺子管小的尺子，大道理管小道理，唯有从人类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发，知道本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论爱国。因此，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那些手中只有爱国这一把尺子的人，所爱的基本上是某种狭隘的既得利益，这把尺子是专用来打一切可能威胁其私利的人的。
爱智慧的人也爱国，但必定是以一种爱智慧的方式来爱。公元前6世纪初，有一个小国叫司奇提亚，国王阿那卡西尔热爱希腊文化，便到伊奥尼亚地区游学。他给当时统治该地区的吕底亚王克里萨斯写信谈自己的目的：“我不是为了金子而来，只要能还给司奇提亚一个更好的人，我就满足了。”在雅典时，一个雅典人因为他是蛮邦人而辱骂他，他平静地回答：“假如我的国家对于我是一种耻辱，那么，你对于你的国家是一种耻辱。”回到司奇提亚时，他确实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却被他的兄弟们以卖国者的罪名杀了。
现在要问：为了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而学习希腊文化的阿那卡西尔，他的拒绝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兄弟们，那个盲目自大的雅典人，这三者之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在阿那卡西尔之后，胸怀世界的真爱国者在异乡遭狭隘的假爱国者辱骂，在本土遭狭隘的假爱国者杀害，这样的故事不断在重演。
做一个能够承受不幸的人
古希腊哲人彼亚斯说：“一个不能承受不幸的人是真正不幸的。”彼翁说了相同意思的话：“不能承受不幸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幸。”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因为，不幸对一个人的杀伤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不幸的程度，二是对不幸的承受力。其中，后者更关键。一个能够承受不幸的人，实际上是减小了不幸对自己的杀伤力，尤其是不让它伤及自己的生命核心。相反，一个不能承受的人，同样的不幸就可能使他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甚至因此毁灭。因此，看似遭遇了同样的不幸，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次，一个不能承受的人，即使暂时没有遭遇不幸，因为他的内在的脆弱，他身上就好像已经埋着不幸的种子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幸总是难免的，因此，他被不幸击倒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做一个能够承受不幸的人，这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承受不幸不仅是一种能力，来自坚强的意志，更是一种觉悟，来自做人的尊严、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的智慧和超越尘世遭遇的信仰。
一无所需最像神
某日，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闲逛，走过市场，看了琳琅满目的货物，吃惊道：“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啊！”
苏格拉底逛的是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市场，其实那时商品的种类还很有限。假如让他来逛一逛今天的豪华商场，真不知他会发表什么感想呢。
我相信，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专注于精神生活和哲学思考的人，物质上的需求自然是十分简单的。因为他有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没有工夫关心物质方面的区区小事；他沉醉于精神王国的伟大享受，物质享受不再成为诱惑。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一无所需最像神。”所谓神，就是纯粹的精神，完全摆脱了身体之需，因而是绝对自由的。人毕竟有一个身体，当然不可能如此。所以，第欧根尼有一个修正的说法：“一无所需是神的特权，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人至少可以把身体之需限制在真正必要的范围内，尽量少为伺候身体花费精力。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精神需求相对于物质需求所占比例越大，他就离神越近。
哲学家与钱财
在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安贫乐道，不追求也不积聚钱财。有一些哲学家出身富贵，为了精神的自由而主动放弃财产，比如古代的阿那克萨哥拉和现代的维特根斯坦。
哲学家之所以对钱财所需甚少，是因为他们认为，钱财所能带来的快乐是十分有限的。如同伊壁鸠鲁所说：更多的钱财不会使快乐超过有限的钱财已经达到的水平。他们之所以有此认识，又是因为他们品尝过了另一种快乐，心中有了一个比较。正是与精神的快乐相比较，物质所能带来的快乐显出了它的有限，而唯有精神的快乐才可能是无限的。因此，智者的共同特点是：一方面，因为看清了物质的快乐的有限，最少的物质就能使他们满足；另一方面，因为渴望无限的精神的快乐，再多的物质也不能使他们满足。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是另一种情况，身为宫廷重臣，他不但不拒绝，而且享尽荣华富贵。不过，在享受的同时，他内心十分清醒，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我把命运女神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我同它们保持很宽的距离，使她可以随时把它们取走，而不必从我身上强行剥走。”他说到做到，后来官场失意，权财尽失，乃至性命不保，始终泰然自若。
自己身上的快乐源泉
古希腊哲学家都主张，快乐主要不是来自外物，而是来自人自身。苏格拉底说：享受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而是从自己的心灵中获得的。德谟克利特说：一个人必须习惯于反身自求快乐的源泉。亚里士多德说：沉思的快乐不依赖于外部条件，是最高的快乐。连号称享乐主义祖师爷的伊壁鸠鲁也说：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是幸福的极致。
人应该在自己身上拥有快乐的源泉，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就看你是否去开掘和充实它。这就是你的心灵。当然，如同伊壁鸠鲁所说，身体的健康也是重要的快乐源泉。但是，第一，如果没有心灵的参与，健康带来的就只是动物性的快乐；第二，人对健康的自主权是有限的，潜伏的病魔防不胜防，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可靠的快乐源泉。
相比之下，心灵的快乐是自足的。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能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你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安宅”，你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由此可见，人们为了得到快乐，热衷于追求金钱、地位、名声等身外之物，无暇为丰富和提升自己的心灵做一些事，是怎样地南辕北辙啊。
从容面对生死
古希腊有一个名叫克里安忒的哲学家，他不算很出名，但流传下来的他的一则故事很有意思。
在克里安忒很老的时候，有人嘲笑他老不死，他回答：“我已经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了，不过，现在身体还行，仍能读书写作，我就打算再等一等。”后来，他患牙龈炎，遵照医嘱禁食了两天，很有效。炎症减轻后，医生让他恢复饮食，他拒绝了，说道：“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犯不着走回头路。”结果禁食而死。
面对生死，这位老人心情何等平静，态度何等从容。他凭借哲学的智慧，想明白了生死的道理，因此有多么健康的心理。我相信，健康的心理来自智慧的头脑。现代人易患心理疾病，病根多半在想不明白人生的根本道理，于是就看不开生活中的小事。倘若想明白了，哪有看不开之理？
克里安忒是斯多葛派的哲学家，这一派把生和死都看作自然的事情，就好像果实成熟了要掉落、演员演完了要谢幕一样。的确，在人生的大树上，做一颗饱满结果而后平静掉落的果实，在人生的舞台上，做一个认真演戏而后从容谢幕的演员，这是人生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