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像看见一块发亮的金子，她立即提笔批道：“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此时的江青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国之主了，人们不止在一处看到如此的套话，如此的危言耸听，好像地球又要停转了，而且是她最早发现的。真把无知当高深。
像往常一样，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都表示“完全同意”，要求抓住“风庆轮”这件事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与此不同，邓小平看了这份材料后，只在上面画了个圈；周恩来也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
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
1974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奉派遣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风庆”轮起航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李、顾予以拒绝，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地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他们还在船员中议论了“样板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据此写了一封1万多字的信，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除了江青的批语外，张春桥、姚文元也诬蔑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王洪文批示：“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船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重的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后，李顾二人被扣在上海挨批判，“李、顾事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还进一步发挥说：“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风庆轮事件”是别有用心的。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顾明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70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50%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20%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总理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为此，‘四人帮’批总理批得很凶。”
10月1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会上首先发难，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指责进口船就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把矛头直指国务院和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对邓小平实行突然袭击，要他对“风庆轮事件”的处理立即表态。江青气势汹汹地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
闭目养神的邓小平，微微睁开眼睛，看着远处，慢条斯理地说：“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强加于人。”
“我要调查，我要调查！”张春桥呼地站起来，指了指邓小平，大声说道：“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了！”
“四人帮”其他几个成员也你一句我一句指责起来。
邓小平点起一支烟，斜睨了这伙人几眼，拿起桌上的烟盒，愤然离座，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王洪文飞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告邓小平、周总理的状。江青两次召见唐闻生、王海容，要她们向主席反映，结果都没有得逞。
11月，邓小平陪同来中国访问的也门贵宾再次来到长沙。12日下午，毛泽东向邓小平谈了他对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发生争论的看法。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小平坦率地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肯定地说：“我赞成你，他们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小平舒了一口气，顺着毛泽东的谈话方式回答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笑了，赞赏地说：“这个好！这个好！”
谈话结束时，邓小平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鼓励邓小平把工作担子挑起来，并把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交给他，随和地说了一句：“没办法啊，只好担起来啰！”
邓小平表示，一定把工作做好，不辜负主席的信任。第二天，邓小平飞回了北京。
王洪文的长沙之行没有达到目的，江青仍是不死心，她亲自上阵，在11月12日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领导层人事安排的意见。毛泽东看后在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写毕，毛泽东问站在一旁的汪东兴：“你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对江青一直很有意见，这时坦率地说：“江青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很是赞同，点了点头，又在信上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在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委员长后安排宋庆龄为副委员长，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其他人由周主持安排。
毛泽东的信对江青没有丝毫让步，并具体地安排了人事，让江青大为恼火。本来，按照她的秉性，她是绝不会放弃或轻言退让的，但冷静下来，她改变了一下策略，决定以退为进，再赌一把。于是她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来个“检讨”：“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的分析。”即便如此，她仍按捺不住躁动的心，又是诉苦，又是要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接到信，不客气地回答：“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在此期间，江青又要唐闻生、王海容在见到毛泽东时，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的天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一次，江青一伙败得更惨。不但没告下状来，还促使毛泽东更快地下了决心，提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些提议在后来党的会议上都得到了通过。
至此，毛泽东起用邓小平的组织步骤最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