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80岁老人要成为众人批判的对象，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大手一挥：“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猪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朱德接受毛泽东主席授勋此话一出，造反派不敢违抗，草草收了场。“揪朱联络站”也销声匿迹。但“揪朱”的意图并没收敛，他们换了一种方式，由公开批斗变为打入“冷宫”，不点名地在各种报纸上影射朱德，想瞅准时机，把暗火挑明，再次把朱德“揪出来”。
事情并未因此而了结。林彪一伙进而篡改历史，妄图打倒朱老总，为林彪自己树碑立传，为篡夺最高领导权制造口实，大肆宣传是毛泽东、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在他们的胁迫下，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物说明中，竟把朱老总挑粮的扁担，也说成是林彪的扁担了。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当面诽谤、侮辱朱老总，向他提问：你在井冈山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更有甚者，还有人一手遮天，制造了一起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案”，诬陷朱老总是他们虚构的这个组织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还设有常委若干人。据称，1967年7月，这个组织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一个“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企图发难、叛乱。林彪一伙下令到处追查，只是由于后来追查不出结果，而且已经露了马脚，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当时朱老总对此淡然处之，不为所动。
有一天，康克清回到家里，看见朱德正在看一张传单，传单上写着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的组成、人选等。朱老总边看边笑，康克清问他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年事已高的朱老总那些年处在这种逆境下，心情抑郁，终日少语。当他看到那些造谣、诬陷几位老帅的大字报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陷入更为愤怒的沉默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康克清是全国妇联领导小组的成员。1967年春，机关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南海的造反派来全国妇联贴出大字报，说康克清攻击江青，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大字报还说她是“走资派”，等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实下，康克清被“揪”了出来。
当时她随同机关同志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贴满北大校园各个角落墙壁上的大字报，尽是些颂扬聂元梓，炮轰工作组，打倒黑帮分子的内容。大字报还提醒人们要跟上形势。当时，康克清和大多数普通党员一样，还是努力想着要跟上形势，唯恐跟不上被打倒，但要跟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多少人能跟得上。康克清还是被“打倒”了。
她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么会是走资派呢？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心中充满疑团。她向朱老总述说了心中的疑虑、不安和怨愤。她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朱老总不紧不慢，颇为沉着地安慰康克清：“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朱德还是要保。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老总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克清在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德。朱德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给你说。”
康克清急了，以为朱德真有什么事，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
朱德一看康克清真的急了，笑了笑说：“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见康克清还是不怎么明白，又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代表，那就找吧。”
他还告诉康克清：“毛主席不相信我会反对他，他还让董老告诉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可朱老总却要康克清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他说，群众是讲理的。
于是，康克清就穿着一件棉大衣，天天挤乘公共汽车到妇联机关，打扫卫生、擦地、生炉子。几个“走资派”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接受群众监督，准备随时出席大小批斗会。
1967年2月，十多名群众给她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让她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资派”李宝光站在一辆大卡车上，他们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宝光！”卡车在北京市区缓行着。在到中南海西门时，“打倒康克清！”的口号声喊得更响，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朱德妻子康克清游街的消息。
戚本禹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在1967年3月30日给全国妇联群众组织写信，内容之一是，康克清可以批判。不久，有一派群众被授权并得到支持，在经委礼堂召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批斗会，对康克清搞了个“喷气式”。会上，只许群众批斗，不准康克清回话。尽管她倒背双手，低着头，还是开口驳斥那些不是事实的批判。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批斗会，她只有一个信念，和朱老总一样：“对自己和别人的事，都要实事求是。是我的错，我承认；不是，我不承认。对别人的事，知道的讲；不知道的，不讲。事实被歪曲了的，不管是谁的，只要我了解，我也要如实予以说明。”
1969年4月，党召开“九大”，83岁的朱老总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他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
那天，朱老总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
康克清说不认识。
朱德又问：“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
康克清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啰！”
“九大”闭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德说：“不要理它！”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朱老总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借口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疏散离北京。朱老总被指定到广东从化。
这个决定宣布后，他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他，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为难之处，他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老总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在他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老总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同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朱老总也去参加了。回来时他兴奋地告诉康克清，毛主席对他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说的时候，朱老总心情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
没有多久，1974年元月，康克清参加了江青他们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在会上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的名，矛头指向周总理。康克清把所见所闻、所担忧的事都如实向朱老总谈了。康克清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江青的手已经伸向军队。朱老总听后，沉思片刻，然后宽慰她说：“你不要害怕，军队尽管出了几个败类，但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的大多数也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能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当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
康克清听后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