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21日，朱老总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老总，他在人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老总90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里呆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有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不见减轻。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较晚，他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发现痰里带血。经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他们建议住院治疗。朱老总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
已经连续几天感到不适的朱德，还是硬撑着起来，让秘书念念文件，为次日接见外国使者做准备。
医生不放心，给他搭脉，听心脏。从医生脸上的表情，也可以知道情况不好。经过几个专家会诊，决定要朱德立即住院治疗。朱德听着医生们的劝告，脸上没有吃惊的样子，所有的医生都讲完了，他才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要紧的。”
医生们着急了，都劝他：“委员长，你毕竟年岁已高，就是一声咳嗽，一次感冒都会危及生命的！还是住院吧。”
“你们放心。”朱德还是那样从容而执拗，“等我接见了外交使节，做完工作以后，就来住院，这总可以了吧？”
医生们无可奈何，也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只好勉强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无力，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医生们的脸上罩上了一层乌云。
那天，康克清照常上班，朱老总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她说：“朱老总的病，医生看过，建议马上住院。”康克清问住哪个医院？顾英奇大夫说：“还是住北京医院吧！”
康克清说：“那就拜托医生啦。”
当时天气很热，朱德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样，康克清就紧张起来，朱德的病怎么会一下变得这么严重？她说什么也不相信，他各方面看来都还比较正常。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把房门、窗户都打开也不行，里外一样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房子，老总坚决不同意。他说：“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由于病情加重，朱老总表现出烦躁不安，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热，更使他感到难受。电扇也不解决问题，更不敢直接对着他吹。康克清找医生了解病情，他们说是“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接着，组织会诊。早饭后来了一屋子的人，会诊之后，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众说不一。后来决定用卡达霉素，据说这种药用多了对肾脏有损伤，会尿路不通。果然，打针以后，排尿越来越少，输进药液1000 CC至2000 CC，排尿只有100 CC。肾脏出现问题，有尿中毒的危险，康克清请求换药。这时，在老总身体四周都放了冰块。院方和医务人员也想尽办法，竭力抢救。
当时为朱老总专门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同江青的关系比较密切。她在三楼住，虽然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康克清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康克清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朱德躺在病床上，仍想抬起头来，向医生提出，他还要按约定时间去接见外宾，可是他的头颈无力，说话也不利落，医生们只好坚决阻止他：“委员长，你不能再活动了，一切要服从治疗！”
朱德没有办法，可眼睛还是不时扫一下房门，希望有人会来接他去会见外宾。可是门口出现的是秘书。秘书俯在他耳边，小声告诉他：外事部门已有了妥善安排，你就安心养病吧。
朱德这才翻过身去，闭上眼睛休息。
7月初，朱老总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李先念来到医院看他。这时，他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他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生产建设。当时，他闭着眼睛，听说李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他轻声慢语地说：
“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他说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这些话显然都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后面的话。
后来，再有人来看他，他都要睁眼看看，但是已不能说话，很快就神志不清了。
7月2日，朱德的病情加重，几乎连说话也困难了。这天，他的刚刚毕业的孙女赶来看他。朱德见心爱的孙女来了，精神似乎好多了。他用目光示意孙女坐到他身边，孙女顺从地坐过来了，他的脸上顿时出现一丝光彩，他努力显得轻松些，甚至还准备说句笑话：“我们的大学生来了……”刚说了第二句“要做……无产阶级”，他再也没有力气把话说完。他显然要嘱咐孙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朱德一生中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宝贵的遗训。
7月4日，朱德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行了，将不久于人世。他用尽全身仅有的一点气力，清楚地喊了一声女儿的名字：“朱敏。”两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她，口微微张了几张，似乎有话要说。见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凑近父亲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说：“爹爹，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永远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到底’。你放心好了。”听到这些话，朱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朱老总从住院到去世，只有10天。那是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享年90岁。
本来朱德住处的卫生间设备简陋，地方狭小，洗澡盆又高又笨，进出很不方便。朱德年纪又大，又高又滑的浴盆很容易发生意外。为了他老人家的安全，管理部门几次建议把浴盆改低一点，再装一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理由就是：“国家用钱的地方多得很，我这里已经很好了。再翻修改装，又要浪费钱财。”这次朱德住院后，工作人员趁机把浴盆改装好，他们等待着老人回来批评，那也心甘情愿！老人能安全一点，舒适一点，比什么都强。可是，他们再也没有等到老人家回来……
那一段时间，康克清沉浸在无边的悲痛之中。但是，很快她就从悲痛之中解脱出来。她想到老总的为人，想到他对她的希望，特别是他生前“革命到底”的遗言，她必须继承他的遗志，更加坚强、勇敢地担起未来的担子。对老总的最好怀念，不是悲痛和泪水，也不只是几句誓言，而是坚定不移地以实际行动，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先辈们的理想早一天实现。
朱德一生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为党工作，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生前，他曾多次对自己的子女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活着。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公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要上交给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那些藏书，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朱德晚年病重的时候，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有两万元的存款，这笔钱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告诉康克清，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
朱德病逝之后，他的战友，妻子康克清按照他的遗嘱，把这笔存款如数交给了党组织，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现在，朱老总省吃俭用20多年积蓄下来的那张20000元存款单，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
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听完华国锋的报告，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
朱德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街，含着热泪，目送着灵车西去。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为：
“20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
“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
“无私地忠于职责的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