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战地 宣传抗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中华大地上的爱国激情像烽火一样燃烧起来。金山和王莹等人负责组成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 队员包括留美教授洪深、知名演员金山、留法音乐家冼星海、作家王莹、张季纯等14人。从8月20日离开上海，途径苏州、南京、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再回郑州。到达南京后，洪深凭他的影响，募捐到了数千元经费。一路上，他们一律放下自己的身份，以一个爱国者、救亡演剧队队员的身份出现。每天领一角钱，吃同样的饭，一边赶路，一边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的演出剧目有：《九?一八以来》、《卢沟桥》、《日军暴行》、《在东北》、《放下你的鞭子》等。每到一地，只要有群众，他们就演出，为部队演出，为农民演出，为学生演出，为市民演出。队员中，冼星海、金子兼两位的普通话不标准，真正能上台的只有12人，因此，每场演出每个人要扮演两个以上的角色。金山是主要演员，常常要演三四个角色，对于每一个角色，他都尽力去演好。《九?一八以来》金山扮演了一个日本兵，他把日本兵的骄横之气，贪婪之态演的淋漓尽致。《放下你的鞭子》中金山饰卖艺老汉，因为他的出色表演，感动了很多观众，唤醒了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每场演出对每位成员来说都是一场战斗。作为副队长的金山，除了前台、后台需要照应到位，还得演完一个节目，赶紧为下一个节目换妆，但他从来没有退却过。
1937年年底，“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接见。金山还单独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他入党以来的工作，提出要去他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的想法。周恩来告诉金山，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宣传抗日扩大影响，比现在去延安更有意义，金山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
金山当时已经是国内的知名人士，为了便于以后革命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金山和王莹以后由中共中央进行单线联系，由党内情报首脑李克农亲自负责。在武汉，“上海救亡演剧二队”的成员们经过一番筹划，终于写出了两个剧本，一个叫《米》，另一个叫《飞将军》，这两个戏的演出，在武汉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1938年春，李宗仁、白崇禧采纳周恩来、叶剑英建议，利用运动战与游击战，诱敌深入成功，使台儿庄之战转危为胜，于4月7日结束大战，歼灭日寇万余人，取得抗战之初的伟大胜利，使一度陷入悲观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战后，李宗仁、白崇禧移师鄂北，作为第五战区的司令官，李宗仁广泛邀请文化界人士去战区、去广西，或参与建设，或宣传桂系业绩。不少文化界人士响应李、白的邀请，金山、王莹也在被邀之列。接到邀请后，金山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先请教了周恩来。当时正式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听完金山的汇报后，觉得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桂系搞好关系，对于抗战和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都有好处，并嘱咐金山，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对于周公的叮嘱，金山铭记在心。
紧接着，演剧二队被安排深入到五战区前线的大别山、潢川、浠水、宋埠、武汉等驻防地，作慰问演出。前线的广坡、山场、土地庙都是二队的演出场所。开演时，演员们敲着欢腾的锣鼓，召唤着观众，不卖票，不募捐，每次不到一会观众就齐集一场了。来几里之外，可看到大明星，可看到抗日大戏，观众可踊跃了。 二队演出的名声已是广为传播，各连、营、团、旅、师的邀约，排得满满的。往往演出一场，赶不及下装，又转到了另一营房，有时一天要在不同营地演出六七场。这样的充实，使队员们兴奋极了，演出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其中有一个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常常有着特殊的效果。集体创作，崔嵬改编，展示东北流亡入关的一对父女，以卖艺糊口的惨痛经历，向观众进行了血泪的控诉：三遍锣鼓响后，观众中出现了一个身着破棉袍、头戴旧毡帽、扎腰的逃难老汉，念着江湖开场白。另一名梳着一条粗辫子，身穿破大袄和竹布蓝花裤的小姑娘香姐出场，在老汉狠狠地催促下，踢腿、下腰、劈叉、虎跳。《九?一八》小调，扣人心弦、催人泪下。官兵们每每随着剧情时而愤怒、时而流泪、时而疾呼口号。
通过中共秘密党员、白崇禧秘书谢和赓牵线，金山和王莹拜会了李宗仁、白崇禧，还在长官司令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戏，金山和王莹自南京一路演来，演得十分熟练和精彩。在以上内容的基础上，金山、王莹还增加了大段大段赞誉台儿庄战役的说白、唱词，这让李宗仁、白崇禧十分开心。在与李、白交往的过程中，李宗仁、白崇禧逐步喜欢金山，崇拜金山。特别是当听说金山准备将台儿庄之战编成话剧，搬上舞台，演遍神州，走向国外，扬我中华民族神威时，李宗仁、白崇禧更是十分开心，决定资助金山、王莹率团赴南洋演出，向华侨宣传抗战，向华侨募捐赈济资金。原来，李、白早在抗战爆发前，曾多次派人到南洋游说，争取陈嘉庚、胡文虎等侨领及侨胞来广西投资，开发资源，发展出口贸易，以充实经济实力，但均无结果。台儿庄之战取胜后，捷报大传国内外，振奋了侨胞，李、白名声也由此大震。白崇禧感到时机来了，即向李宗仁提出，请演剧二队到南洋巡演，以联络侨胞，李宗仁当即同意。
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演剧二队决定编写以台儿庄大捷为背景的历史剧，经过集体不断地讨论剧情与结构故事，最后由王莹、金山、刘丹青、陆知微执笔，写成了五幕抗战历史剧。剧中，以台儿庄大捷为时代背景，展现1938年3月23日大战打响后，日寇欲抢占徐州，以打通津浦线，决定首先要攻下要塞台儿庄，但我驻军王团长则指挥官兵们誓死拼搏，保卫台儿庄。日寇所到之处，烧杀虏掠，无恶不作，我军将士英勇抗击，可歌可泣。江大爷一家惨遭凌辱、杀害，幸存的江大娘愤慨报仇，烧毁了日寇的仓库，但又被日寇支队长枪杀。可是，不做亡国奴的呼声震撼大地，铁路工人赵大义发现了日寇的军火库和司令部，冒死向我军送去情报，并参加敢死队。五战区的军民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冲锋陷阵，终于取得台儿庄之战的大捷。剧本通过后，二队即进行了积极排练。
在去南洋演出之前，金山从第五战区回了武汉一趟，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非常赞同此项工作，并表示早就有委托他们到南洋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的打算，还希望侨胞能出财力、出物力、出人力，支援祖国国共两党两军还很艰苦的抗战，还正好可以向白崇禧申请办理出国护照及旅差费。还商议，如今民族危亡在即，抗日救亡当先，最好在出国时就将二队改为“中国救亡剧团”为好，具体筹划，交由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等三位同志进行。周恩来还以“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灰色，经济清楚”十六字相赠。
跨出国门 南洋巡演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桂林成为大后方，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云集桂林。二队在桂林加紧了对出洋剧目的排练和上演。10月26日，在乐群社礼堂演出《胎妇》。11月4日，在乐群社演出《死里求生》。11月7、8两日，又在乐群社演出《贼》等三个独幕剧。金山一会饰演洋场阔少，一会出演凶残的日军官，一会扮演东北流亡老汉，有生活，又有艺术实践，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王莹出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小村姑，演出凄楚哀痛，催人泪下。11月22日，在市体育场扩大演出《胎妇》。12月19日，到李宗仁家乡的两江戏院演出《死里求生》和《打回老家去》。12月27日，又在体育场演出《到前线去》。1939年1月13日至17日，在阳桥北的新华戏院隆重上演了重头剧《台儿庄之战》等等。
1939年3月7日，一支由金山、王莹奉命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从桂林出征南洋巡演，宣传国内国共两党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鼓动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了祖国艰苦的抗战。在桂林出发前，金山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找到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向他汇报了剧团人员，思想状况，准备在南洋演出的剧目等。
不料，由于过海船票相当难买，剧团被迫滞港月余，但他们抓紧机会，在那里公演了多场，以造声势。按照李克农的嘱咐，到了香港后，金山和王莹去找了廖承志，又和新闻、文艺界作了广泛联络，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香港方面还召开过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新闻、文化、教育、工商各界人士出席。金山后只购得部分船票，决定先由王莹带领首批成员去到了新加坡。离开香港之前，廖承志和夏衍代表党中央和金山、王莹做了一次谈话，重点对南洋演出做了交代：一是鉴于南洋一带多为英殖民地，因此要增加保护色，切忌去触犯英殖民地的敏感点；二是要和侨领搞好关系，尊重侨领，依靠侨领。
王莹率领的第一批团员胜利到达目的地，正当金山率领第二批团员，漂洋过海，很不容易地快靠拢新加坡码头，看到众多的侨胞在招手欢迎时，却遇上了殖民地领主粗暴的干涉。
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加紧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在南洋的英国殖民地当局深恐中国救亡剧团的演出得罪日本，竟不准演员上岸，金山等人不得不返回越南。后来，张伯伦阴谋失败，金山等团员终于到达新加坡与王莹汇合，开展了巡演、募捐。在南洋侨领陈嘉庚的支持下，金山、王莹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克服种种困难，倾情为当地的华侨演出，宣传抗日，号召华侨为国内的抗日贡献一份力量。正当“中国救亡剧团”在南洋渐入佳境演出的时候，由于金山写给国内的信被英国殖民当局扣下，里面写了对英殖民者不恭敬的话语，英国殖民者驱逐金山出境，离开马来亚和新加坡。1940年12月31日，金山离开新加坡，回到香港。“中国救亡剧团”其他成员也不得不相继回到国内。
从1939年4月下旬起，金山、王莹率领中国救亡剧团出国，到南洋群岛义演募捐，在香港、西贡、新加坡、马来亚诸岛巡回义演近两年，经过大小城镇上百个，行程两万里，这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为抗战筹赈义演的一次戏剧“长征”。当年，《南洋商报》为王莹开辟专栏“长征杂缀”，发表她写的几十篇报告文学，连载一年多，累计二三十万字。王莹用代号“姑姑”（周恩来）、“大伯”（董必武）、“老乡”（李克农），通过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我党的秘密党员谢和赓多次传信，每次把剧团演出和宣传抗日的情况，向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汇报，使南方局随时了解剧团在海外的工作。
侨胞们心系着祖国的安危，踊跃出钱、出物、出力，热血满腔地支援了国民革命军和八路军、新四军艰苦的抗战。还有一批侨胞回到祖国投入空军及汽车运输队，有的还献出了可贵的生命。救亡剧团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辛与危险，直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后回到了祖国，继续抗战。
惊险回国 出演《屈原》
金山回到香港后，心情非常失落，因为南洋演出的计划还没有完成一半，就被遣送回国，他有一种很强的愧疚感，感觉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周恩来。他很快找到廖承志，汇报了海外的历险，并请求组织安排新的工作。廖承志对“中国救亡剧团”和金山本人在南洋的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向他介绍了国内发生的“皖南事变”的情况，指示他暂留香港，等待“中国救亡剧团”其他成员陆续回国。
待其他成员都相继回国后，金山、王莹向组织提出，想回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廖承志分析说，现在风云突变，重庆的政治气候非常恶劣，警戒森严，特务如麻，南方局正准备将重庆的一些进步作家转移到香港来避一避风，金山是个名演员，这时候回重庆，有点不妥。最后，决定由王莹先去桂林，名义上是向白崇禧汇报南洋演出的情况，然后通过白的秘书谢和赓安排去重庆。
当时的香港汇集了许多著名的文化界名人，夏衍、宋之的、章泯、王苹都来香港“避风”。这时，大家在廖承志和夏衍的领导下，成立了“旅港剧人”，并先后排演了《雾重庆》、《马门教授》，这两出戏，不仅在政治上引起了广泛影响，卖座也非常好，连连爆满，创造了香港一出戏接连满座14天的最高记录。金山出演的《马门教授》受到了宋庆龄和一些进步人士、外国友人的赞许，中外报纸好评如潮。正当大家准备投入更多的精力大干一番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战火波及香港。12月8日开始，日军轰炸启德机场，还散发传单，宣布要从新界进攻九龙。几天后，日军占领九龙，香港天天都处在敌人的炮火和空袭之下。12月25日，港督挂起了投降的白旗，香港全岛沦陷。日本侵略者到处搜索进步人士，还宣称要恭请在港的戏曲界、电影界名人夏衍、金山等人出山演戏，情况十分危急。党中央迅速做出决定，所有与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流通过东江游击队的帮助设法撤回内地。1942年1月，党指示金山、夏衍等十几人乘两条小船偷渡。他们化妆成商贩、市民、村妇等模样，每个人都取了假名，两船在大海里漂流，顺利绕过澳门，来到珠海海域，历经种种磨难，1月底，队伍平安到达广西柳州后各自分开。根据组织安排，金山被党中央安排去重庆，那里有重要的任务等他去完成。
1942年2月初，金山终于到达了山城重庆。当时的重庆气氛异常紧张，“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舆论和文化控制更加严格，对新闻、出版、演出都要严加审查和管制。在重庆的进步文人非常清楚，直接编排戏剧反映当前的时事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想到了编排历史剧来借古讽今，借用历史的精神，唤醒人们的共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郭沫若满怀激情，应时代之命，以十多天的时间，写出了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历史剧《屈原》。这部戏以屈原遭受迫害，却忧国忧民的情怀，传达出人民的愤怒。以楚怀王的暴政逆行，影射、抨击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剧本写好后，究竟由谁来演屈原，当时的郭沫若、阳翰笙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由周恩来定夺让金山出演屈原。因此，组织上急匆匆要金山速到重庆投入战斗。
在阳翰笙、郭沫若的安排下，《屈原》的演员阵容很快确定，金山演屈原，当时重庆的舞台新星张瑞芳演婵娟。演员确定了，演员们便开始投入排戏，郭沫若、阳翰笙等利用各种媒体对这部戏大加宣传。正在大家兴高采烈为演出做最后准备的时候，特务机关给郭沫若寄来了恐吓信，里面还装有子弹，恐吓不能演出历史剧《屈原》。剧组考虑到金山的安全，便要金山回二哥赵班斧家里居住。赵班斧是金山的二哥，在当时是社会局的重要人物，加上他的姐夫潘公弼是国民党宣传部的要员，因此，党组织要求金山住到二哥家去，要有绝对的安全。在组织的安排下，金山顺利地住进了赵班斧家，对于弟弟的回归，赵家人都非常高兴，其乐融融。
《屈原》是一部载入中国话剧史册的剧目，也是金山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为了演好屈原，金山做了很多准备。金山首先着重理解战国时代的时代背景，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生活风气，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基调，体会作品和诗人的感情。他发奋读《离骚》、《天问》，不懂就请教身边的老师、朋友，体会屈子情操。他亲手绘制八幅屈原像，悬之于壁，朝夕揣摩屈子行止。他穿上长袍，行吟在嘉陵江边，江风习习，缓慢踱着方步，体验着屈子“泽畔行吟”的感情，“仰眺迷离云山，俯视不歇江流”，融会屈子心迹。渐渐地他神魂颠倒，竟分不清何时何刻是他自己，何时何刻是屈子大夫。
1942年4月3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屈原》首次上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是金山的表演非常出色。他忽而冲天长啸，忽而低头沉思，忽而漫步吟诵，忽而拱手朝拜。经过感情之火的熔炼从形到神，在他身上孕育出来一个活生生、鲜灵灵的伟大爱国诗人形象。他演的屈原，成为一把指向昏庸的剑，一道劈开黑暗的电。那磅礴的气垫，淋漓的激情，点燃了台下观众的心火，照亮了台下观众的眼。特别是那长达半小时的“雷电颂”，响彻山城上空，嘉陵江两岸，成为震撼人心的时代强音。而金山，在每场演出之后都瘫倒在后台。
《屈原》的演出，通过观众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轰动了山城，形成了人人谈《屈原》，家家讨论《屈原》的景象。重庆的进步报刊刊登了大量的赞扬文章，中共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开设“屈原唱和专栏”，黄炎培、沈钧儒等进步人士发表唱和文章。在重庆的一些国际友人和外国记者向国外介绍了《屈原》的演出。《屈原》演出的巨大成功，特别是其影射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国民党反动派，引起了国民党的高度紧张。后来，国民党以这出戏有碍治安，有辱领袖等原因，禁止该戏演出。
说服杜氏 创立“银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的一些文化名人相继来到重庆。宋之的、司徒慧敏、于玲、章泯、夏衍、蓝马等相聚山城，他们的到来壮大了革命队伍，但同时，国民党当局以“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名义出面笼络这些人士，企图进行拉拢和分化。针对国民党高压和怀柔并举的政策，周恩来、夏衍等觉得应该成立一个剧团，以便把这些文化名人组织起来，坚持与发展革命的戏剧运动。当时的重庆，对文化活动审查非常严格，通过正面申请，要当局批准成立一个剧团无异于异想天开。于是，组织上决定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通过第三者来达到目的。考虑到金山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超强的活动能力，更主要的事，作为我党的同志，一直没有正面暴露过，因此，决定让金山去完成这个任务。接到组织交给的任务后，金山陷入了沉思，他反复搜索自己的社会关系，准备寻找一个突破点。通过多次权衡比较，他觉得当时在重庆的杜月笙是个不错人选。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于上海一贫苦家庭，四岁丧父，六岁丧母，成了一个身世凄惨的孤儿。十四岁，初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后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时为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子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因杜为人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时任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升格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杜月笙因善纠合同伙，勾结军阀，很快成为鸦片提运中最具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
上海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手法更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如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会出面组织赈济；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等等。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杜月笙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到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拢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春，他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行宪国大”，捧蒋介石当总统。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皇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
金山早在上海闯荡时，跟着大哥赵慰先多次出入各种场合，与杜月笙有过交往，在和大家的对话中，金山吐词清晰自信，应对言语得体，奉承恰到好处。具有超常慧眼识人能力的杜老板一下子喜欢上了金山，这让以后金山和杜老板的交往打下很好的基础。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金山非常注意杜月笙的活动，凡打听到有杜月笙出席的交际场合，金山总设法去参加，找准机会，与杜月笙谈几句，套套近乎。一次，金山得知杜月笙主持的青帮团体“恒社”有一次庆祝活动，他想借此机会去道贺，以加深与杜月笙的关系。他知道杜月笙附庸风雅，爱好京剧，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为他的社庆演一出京剧。在请示了党组织批准后，金山写信表示要为他演一出京剧，杜月笙非常高兴。演出是在“恒社”的一个大厅进行的，一起参加的多是杜月笙的门徒和亲信。由于金山做了精心准备，演出非常热闹，杜月笙十分满意。演出结束后，杜月笙亲自设宴招待金山，双方都彼此抬举了一番。这以后，金山经常光顾杜月笙家里，与杜月笙的关系更进一步。一次，金山特意来到杜公馆开门见山地说：“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打扰杜公消夏，是为一事相求。我是一个演员，职业和爱好就是演戏，现在战时电影不能拍，只有舞台剧。因此，想组织一个剧团，既有利于宣传抗战，又能发展艺术。我这个剧团不介入党派之争，拥护全民抗日，一致对敌。”听了金山的述说后，杜月笙二话没说，就表示同意赞助成立剧团，并会出面说服国民党政府。1942年12月下旬，名为“中国艺术剧社”的话剧团体正式成立，剧社由夏衍、于伶、金山、宋之的、司徒慧敏领导，金山任总干事。国民党官员及社会名流张道藩、潘公展、陆京士等为名誉理事。不久，经过多方努力，以银行公会俱乐部为基础，改建中国艺术剧社的专用剧场，定名为“银社”。从此，文化界进步人士便以“中国艺术剧社”为平台，不断编排进步剧目，宣传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