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满影” 潜伏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国民党各路人马纷纷东下、北上，以接收大员名义出现在沪、宁、平、津及东北三省，众多文艺工作者亦相继离渝返回抗战前工作地区。在征得周恩来副主席同意后，金山和妻子张瑞芳准备去美国深造。但是，突然一天，周恩来的召见使他们的出国的梦想成空了。
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恩来认真地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金山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有半点的闪失。周恩来分析道，经过重庆谈判，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国民党暗地里还是向各个战场调兵遣将，不断制造摩擦，随时有可能发动内战。在东三省，国民党海陆空三路并进向东北运兵，同时派出了一个庞大的接管队伍，准备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东北。在长春有一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多年的影片生产基地，设备和规模是当时亚洲最大最好的。要设法抢在国民党之前把这个影片厂控制住，不让国民党利用他来拍摄反共反人民的影片。组织上考虑到金山的党员身份没有暴露，又是相当知名的艺术家，且曾经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还到南洋独当一面锻炼了两年，因而决定派金山以进步艺术家的身份参加接管东北工作，把“满映”控制在人民的手中。金山二话没说，满口答应周恩来。董必武补充道：“你的任务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国民党要你拍反共影片，你一是顶，二是拖，还要和上层搞好关系。”周恩来最后要求金山尽快物色一批人，搭起一个工作班子来，艺术、技术、行政的人都要有，人数不一定要多，但要可靠、精干。事情果然进展很快，在党多条战线的努力下，不出两个月，金山已经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东北文教接管组成员，内定为“满映”厂长。任命下来后，国民党政府三番五次地催促金山尽快赴东北上任。金山都以正在物色人员为由迟迟不肯上任。但是出于对党的真诚，还是暗地里寻找合适的人一同去接收“满映”，因为这个工作安排，很多原来文艺界的人当时对金山不理解，认为他变了，但金山又不能过多地解释。1945年秋冬间，他来到上海夏衍的寓所，一反常态，金山沉默好大一会，才对他的老领导说：“我要跟国民党的接管人员去接管‘满映’（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夏衍很吃惊，忙问：“这是你个人的意思，还是组织上的安排？”金山沉吟良久，只说了一句：“奉周（恩来）、董（必武）之命。”夏衍也就不再问下去。金山心情沉重地说：“这件事一传开，肯定我会挨骂，骂我金山投靠了国民党。你只听着，千万不要为我辩解。”
国民党何以会看上金山呢？一则是国民党实在派不出自己的人，当时文艺界、电影圈子里真正有影响的都是进步人士；二则金山有过硬的社会关系——他大哥、二哥都是国民党上层人物，姐夫潘公弼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三则是金山知名度高，又聪明、干练，活动能量大。自然，金山是中共党员，国民党是不知道的。
1946年春夏间，金山到了长春。当时袁牧之等刚随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不久。金山走马上任那天，一边视察全厂，一边故意感叹：“唉！这个袁牧之，也太不讲交情了，怎么把机器都给拆走了？这叫我怎么拍片子啊！”实际上他心里不知该怎么感激袁牧之呢。金山以著名艺术家身份，和当地国民党军政要员打得“火热”。军界头目杜聿明、孙立人，吉林省省长梁华盛，长春市市长赵君迈，都成了金山的“朋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有两个，一是号称王牌军长的孙立人，一是国民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这两个人在他后来的工作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金山通过他们的手，除掉了厂里的CC特务。在拍片方面，他采取拖延战术，借口厂里的设备不完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顶，后来实在顶不住，便拍了一部《松花江上》。名为反映国民党抗日，实则为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碑。也填补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页空白。
1947年下半年，东北战局大变，蒋介石派陈诚去沈阳坐镇指挥，这对金山是个很大的威胁，因为陈诚在抗日战争初期当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当时金山在三厅工作，陈诚对金山的底细很了解。根据这个情形，周恩来指示，金山他们如果安全有保证，可坚持到长春解放，不然可撤回关内。
经过再三权衡、研究，金山决定撤回关内。于是，金山以长春已成孤城，拍片一切不便为理由，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东北行营要求撤回北平。这年秋撤出长春，来到北京。金山通过关系在北平西总布胡同弄到了一所房子，挂上“中央宣传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牌子，金山和妻子张瑞芳则回到了上海。
和谈代表 重登舞台
在上海，金山办起了清华影片公司，刚开始，金山想把在北平的那批演员、技术人员转移到上海来，但是由于战局发展太快，组织上又给金山安排了新的工作任务，这个事情就搁置起来了。
1948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物价飞涨，人心动荡，整个国统区乱作一团。多数国民党高层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对共产党又缺乏了解，因此，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时的金山以进步艺术家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入于国民党上层各方人士家里，交流情况，沟通信息，相机进言。
凭借在重庆与杜月笙结下的深厚友谊，金山又经常出入杜公馆，他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与各界人士接触。政界如邵力子、章士钊，工商界如骆青华都与金山建立了深厚的关系。金山积极在航运业、纺织业资本家中活动，说服他们不要随国民党南撤港、澳，并以“中华全国航业工会”理事长代表的身份，带了一批资本家到已解放了的北平，和我党“谈判”南北通航通邮。金山行动诡秘，又常常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为伍，引来众多熟人的冷眼，文艺界人士，包括他的妻子张瑞芳都纷纷疏远他，躲避他。
1948年底，“三大战役”基本完成，国民党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掌握了内战的主动权。国民党退缩江南，立即呼吁和谈，企图隔江而治。1949年1月，毛泽东提出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1949年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隐退”奉化，代总统李宗仁派出一个和谈代表团到北平与我党谈判。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包括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等，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卢郁文为秘书长，另有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等。
由于南京国民党代表团既代表代总统李宗仁，又不能不听命于在奉化垂帘听政的蒋介石，且李宗仁和蒋介石在很多问题上有矛盾，谈判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因此，谈判进展不顺。这时的金山忙开了，一方面他要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提供资料，咨询等；另一方面，作为秘密党员，他要及时收集到国民党谈判代表的见解和态度，并尽快通过地下渠道通报给我党谈判代表。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4月21日，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攻下南京，又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南下，解放全中国。
从1945年到1949年的4年里，金山一直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些不知内情的朋友以为他“变黑了”，对他白眼相看，甚至唾骂他。他忍辱负重，出色地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百业俱兴。金山的工作也面临一个新的选择，近几年他离开了文艺界，而投身政界，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无疑会有“高官厚禄”在等着他。然而，因为热爱艺术，热爱戏剧，最后，他毅然决定重返文艺界，重返剧团，到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话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副院长。
在团中央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廖承志任院长，吴雪、金山任副院长。这个剧院是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会师的产物，拥有吴雪、任虹、李之华、雷平、金山、张瑞芳、石羽、张正宇等一大批人民艺术家，可谓人才济济。
1950年，青艺决定排演苏联名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在金山心里引起波澜。他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想在舞台上塑造保尔形象。但是，理智也告诉他，这对他将是十分艰难的。他已经七年没有演戏了，而且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剧中的保尔出场时却是个年仅17岁的调皮小子。更重要的，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他过去从来没有扮演过，在表演上没有把握。再加上导演孙维世刚从苏联留学归来，身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嫡传”，是地道的“学院派”，他的表演方法是不是会与她格格不入？一旦演砸了，他这位艺术家的声名岂不付之流水？金山反复思考，最后，艺术创作的强烈欲望战胜了各种顾虑，他终于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去作一次冲刺。在院长廖承志的竭力劝说下，导演孙维世最终同意了让金山出演保尔。
为了演好保尔这个形象，金山拿出了当演员时的劲头，拼命练习。天刚蒙蒙亮，他就起身到长安街上跑步，每天都跑得汗水湿透衣服，双腿跑不动为止。夏日炎热，中午有两小时的午休，他却穿起短裤，拉着剧中扮演小伙伴的演员，顶着烈日打篮球。他在家门口横放一条板凳，跳来跳去地出入家门。上楼下楼，他也是三步一跳、五步一蹬。一个月下来，他减肥10磅，到演出前他体重整整练掉23磅，完全符合要求。他知道自己演戏的薄弱环节是台词语言不规范，便“笨鸟先飞”，在进排演场之前，狠下功夫苦练，并请对台词颇有研究的老朋友路日羲当老师，逐字逐句给予指点。他全身心地沉浸在剧本规定的情景中，深入体验保尔的内心世界：战场上扬刀跃马，筑路时心力交瘁，爱情的决裂，疾病的折磨，最后当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时，精神上的生命之火却越烧越旺……幕落时，金山常常大汗淋漓、心神恍惚，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北京城里出现了争看《钢》剧学做保尔的热潮，保尔的形象成了革命的代名词。金山不仅感到了创作成功的愉悦，更感到了自己与时代的脉搏、群众的激情融合在一起时的欣喜，这是一个党员与一个演员的最大幸福。
生活不是坦途，常有风浪暗礁，金山以光辉的起步进入他新生活的道路，却突然失足跌跤，又经历了一段人生沉浮的磨炼。
1951年，金山奉命带领一个创作小组到朝鲜，准备创作一部反映中朝人民并肩抗击美帝的电影。正当人们期待他有更大作为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人不敢相信的消息：金山犯了生活错误，与异国的一名女子发生了私情。在那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有辱使命，有伤国体，有损人格。这消息使金山的许多故交与新友都深为遗憾。当然，最感痛苦的是金山新婚的妻子孙维世。
金山被送回北京。他觉得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愧对对他一片真情的妻子。他向孙维世诚心地表示愿意接受她的一切处置。孙维世平静地迎接他，没有眼泪，没有吵闹，而是带着善意和深情告诉他，现在不是考虑个人关系的时候，首先是如何接受组织的处理。
在青艺的批判会上，人们希望孙维世表个态。孙维世走到台前，缓缓地说道：“同志们要我表态……也许最简单的表态只需要两个字：离婚。可是我不能，我不能表这个态。金山不单是我的丈夫，他还是一个老党员。他犯了错误，这个时候我首先是要拉他一把，拉他重新站起来……”这平静的声音使金山的心灵颤栗，他看到了一颗水晶般的心。“重新站起来”！为他敲响了奋起的钟声。
金山被开除了党籍。随后的政治运动中，他又似乎成了一个“靶子”，从生活到政治到经济，都受到了连锁式的审查。他被下放到工厂劳动。然而那“重新站起来！”的呼唤一直在激励着他，他没有失去信仰，没有失去精神支柱，生活还真是不沉的湖！
1953年春，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文化部确定由青艺排演《屈原》。周总理还指示，尽量请当年重庆首演此剧的艺术家参加演出。金山跃跃欲试，渴望着再粉墨登场的机会。他翻开了屈赋，他找出了压在箱底的当年在重庆画的八幅屈原图像。凌晨他悄悄地到公园里练习台词。可一切等待与准备都落了空，剧院决定请赵丹扮演屈原。赵丹由沪抵京后，马上来看望金山，老友重逢，对杯话旧，但谁也没有谈《屈原》。临别，金山拿出珍本屈赋和他画的那八幅图像赠送给赵丹。两位老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安慰和支持尽在不言中。那天，金山又回到石景山工厂去，孙维世送他到西单的郊区汽车站，一再跟他说：“不要急，再等待机会，创造条件……”
机会终于来了。1954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契诃夫，青艺排演《万里亚舅舅》，特请苏联戏剧专家列斯里担任艺术指导，孙维世任导演。金山被选中扮演万尼亚，他又回到了剧院。《万里亚舅舅》轰动剧坛，金山又在人民的舞台上站了起来。对他艺术成就的赞誉，甚至超过了他扮演的保尔。鲜花，掌声，闪光灯，又回到了他生活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万尼亚舅舅》演出之后，周总理来看过三次。每次看戏都是在场灯开始暗下去的时候悄悄入座，他怕惊动观众。闭幕后他又等观众散去再起身到后台，与演职员一一握手，表示祝贺。每次他都紧紧握住金山的手，亲切地轻轻点头致意。虽然没有说什么话，金山已完全感受到了总理对他的那深切关怀。但他没有被成功所陶醉，他思想更趋于深沉，性格更趋于内向。在以后的岁月里，金山还排演了几部戏，获得了不少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十年，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金山也受到了迫害和摧残。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金山得以平反，继续在戏剧界发回余热。1982年7月7日，金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