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福
婚恋危机与大国兴衰
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可以概括为两个再生产：一是物质再生产；二是人口再生产。与这两个再生产相适应，人类的全部丈化，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反映物质再生产、服务物质再生产的文化，是对物质再生产特点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揭示；二是反映人口再生产、服务人口再生产的文化，就是婚恋文化。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的婚恋文化雄立不倒，在人口与生育上有优势，那么，即使千难万险失败多少次，最后总能够站起来继续拼搏。如果婚恋文化萎缩，在人口和生育上走入没落，在“后继无人”的危机中就难以兴旺。
人们谈论大国兴衰、民族复兴、中国崛起，最关注的是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其实，“婚恋危机”在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中的作用，更值得研究。
美国在危机中——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全球震荡，全世界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拖累和折磨。
中国在危机中——中国“婚恋危机”暗流涌动，正在冲击社会和谐的根基，动摇大国崛起的基石。不仅中国的男女老少，都被中国的“婚恋危机”
所困扰，连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开始研究中国“婚恋危机”将会引发的“全球动荡”。
婚恋危机，是人类再生产的危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传宗接代”、“世代更替”、“繁衍生息”、“持续发展”的“生命危机”、“生存危机”、“发展危机”。
婚恋危机——埋葬罗马帝国
古代的罗马帝国，就实力和地位而言，相当于今天的美国，甚至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强大。
辉煌的罗马帝国，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有史学家指出，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是“婚恋危机”。由于整个社会淫风蔓延，罗马人纵欲无度，导致人口迅速减少，最终酿成帝国崩溃的灾难。
罗马帝国的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生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的“性观念”。
大批女奴涌入，公共娼妓制兴盛，严重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不生育孩子的无效性生活增加，夫妻之间的有效性生活减少。帝国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人们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成为时尚。罗马帝国还掌握了先进的避孕术，有药剂、栓剂和阴道塞等，这更加剧了生育率的下降。
史学家吉朋记载，罗马帝国当时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可以同时供2300人入浴。其中男女混杂，淫乱的事情层出不穷。罗马还有一些疯狂的性节日，如罗马花节，20万妓女同时涌向街头，假阳具和阴户的仿制物是狂欢的道具。罗马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日，同性恋被当做一种婚姻形式受到保护。
淫荡的民风，导致古罗马人（指自由民以上的人）生育能力减弱甚至丧失，使帝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
性病泛滥，引起大量不育不孕。
由于洗热水澡过度，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与活力。
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慢性铅中毒症，造成男子不育、女子不孕。
罗马人生育率下降，使上层自由民人数不断减少。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了婚的王爷，半数以上没有生育。其余的王妃虽然有喜，活着生下的后代只是少数几个低能儿，皇室几乎没有嫡生子女。
与此同时，定居于罗马帝国内部和周围的日耳曼蛮族，生育率很高，人口数量增加迅速，对帝国形成巨大威胁。
罗马帝国的人口出生率，从公元1世纪就开始下降，帝国后期自由民人数严重不足，面对不断发生的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军事行动只好由日耳曼蛮族雇佣军代劳。雇佣军学会了罗马的军事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逐步取得了军队的支配权，成为罗马人不可控御的力量。
罗马帝国“婚恋危机”、“纵欲亡国”的教训之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奖励“出家”——清王朝对蒙古族推行“喇嘛化”
历史上，满清王朝曾经通过鼓励蒙古人出家当和尚，引导其要“庙”不要“家”，对蒙古民族实施“生育战”、“婚恋战”，达到了“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的“减丁弱蒙”效果。
蒙古民族曾经驰骋欧亚大陆，打遍半个世界。在元代鼎盛时期，全中国人口大约5000万，蒙古族人口约400万，占了全国人口的10%左右。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其重要的战略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其他民族的宗教都是鼓励生育，有利于人口发展，只有蒙古族的黄教是抑制人口发展的。
清朝政府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实际上就是通过让蒙古族在一种特定的生育文化主导下，不断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此事“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清朝政府通过物质刺激，鼓励蒙古人当喇嘛，奖励他们不结婚、不生育。清朝政府在《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通过提高喇嘛地位，使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强悍的蒙古人因此对当喇嘛趋之若鹜。
为了尽快推广不婚不育的喇嘛教，清朝政府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皇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蒙古族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乾隆一个半世纪（这是一个全球人口空前快速增加的时期）的特殊优待和礼遇，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
喇嘛教的盛行，使得蒙古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口生产，严重限制了蒙古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清朝政府对蒙古族采取的“出家有奖”控制生育非常成功，彻底消除了其在北方的心头大患。
清朝政府对待蒙古民族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民族竞争、民族压迫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不对称的人口政策，很容易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构成。民族竞争中的“人口博弈”，实际上是一种寂静的“生育战”、“婚恋战”。中国在世界人口版图的博弈上，在世界人口格局的大势上，要始终保持战略主动，不能短视和贪图一代人、两代人的“人口红利”，而失去国家与民族长远的潜力和能力。
“集体自杀”——从“空摇篮”到“老人国”
美国人彼得·德鲁克（1909~2005年）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大师中的大师”。他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2l世纪的管理挑战》中认为，未来世界关键性、决定性、生死攸关的和明天肯定会成为主要挑战的问题，首先是“越来越低的人口出生率”，在新的必然趋势中，最重要的是发达国家越来越低的人口出生率，这是史无前例的。西欧、中欧和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至人口更替的需要以下，即育龄妇女的婴儿出生率低于2.1。在意大利某些最富裕的地区，1999年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0.8，日本为1.3。实际上，到21世纪末，日本以及所有南欧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意大利、希腊，不知不觉地会走上全民族的“集体自杀”之路。到那时，意大利的人口将从现在的6000万降至2000万或2200万；日本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25亿下降到5000万或5500万。即使在西欧和北欧，人口出生率也已经降至1.5，而且仍然在下降。日本和南欧的人口与德国一样已经达到了峰值。美国人口出生率也低于2，且在稳步下降。由于大量移民涌入美国，这些第一代移民维持了他们原住国（例如墨西哥）的人口出生率，因此美国人口出生率仍会再保持20~25年的增长势头。
德鲁克认为，人口的年龄分布比绝对的人口数字更重要。2080年，在意大利2000多万人口中，低于15岁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60岁以上的人将占很大一部分，至少占1/3。日本在这方面也出现严重比例失调。美国到2015年左右，年轻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会增加，但是随后很可能走下坡路，而且下降的速度相当快。老年人比年轻人多，这种人口结构是前所未有的。在部分欧洲国家，我们已经目睹了这种人口结构，而在2l世纪中叶前，所有发达国家都将面临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非常困难和费力，可能激化矛盾。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将不得不提高到79岁，在平均寿命和健康方面，79岁这个年龄相当于1936年的65岁。
德鲁克强调：制定国家战略的第一因素是人口问题。战略，就是投入今天的资源，实现明天的希望。所有发达国家，所有机构的战略，从现在起，必须更多地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即人口不断萎缩，特别是年轻人口。
未来二三十年，人口统计数字将左右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低的人口出生率，是所有重大变化中最惊人的和最意想不到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引发重大社会动荡的政治问题，会产生今天无法估量的巨大政治和社会影响。而所有国家都还没有找到对策。
2004年，美国人菲利普·朗曼，在他出版的《空摇篮》一书中，又一次敲响现代人类自杀警钟。他指出，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人口生育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幅下降，全球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正在威胁现代社会。
在朗曼看来，现代性所导致的一代高于一代的自私性，使人类加速走向自我毁灭。像日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这样的富裕国家，50年后人口将减少一半。在未来半个世纪里，德国很容易失去相当于东德目前的人口。俄罗斯的人口正在以每年75万的数量减少。在目前这种死亡率远高于出生率的情况下，俄罗斯的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29%。日本的人口在同时期内预计将减少1/3。到2l世纪中期，中国每代人的人口很可能会减少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