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这好像是自然形成的，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在许多人眼里，我会是一个散文作家。分析起来，大约和我既喜欢哲学、又喜欢文学有关。我读大学时上的是哲学系，那时候就不是一个用功的哲学学生，主要精力都用来读闲书了，也就是小说、诗歌之类。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哲学和文学是冲突的。我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卡夫卡的作品中学到的哲学，决不比专门的哲学书中少。搞哲学大致上有三种方式。一是创建新的哲学学说、体系、流派，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现在也有一些人试图这样做，我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料。二是当作学问、学术来搞，研究哲学史上的某个人、某个问题，或哲学中的某个小领域、某个范畴，我是吃这碗饭的，这方面的工作总是要做一些的。三是把哲学当作对人生一些根本问题的感悟和思考，并以合适的方式把这所悟所思表达出来。在这方面，我觉得散文对于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2. 你在书中谈到，《人与永恒》是你自己最偏爱的一部作品。听说你写它花了十年时间，是这样吗？你为什么偏爱这部作品？
答：《人与永恒》是我的一个随感集。在时间跨度上，这些随感的确是在十年里写下的，不过我并没有当作一本书那样专门去写它，十年里还做了许多别的事。花十年时间写这么一本小书，好像也太笨了。另一方面呢，这种书是很难专门写出来的，反正我没有这么聪明。我写这些随感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们会发表，会变成一本书。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这是在写作，这使我有一种完全自由的心态。现在我无论写什么，都知道写的东西总归会发表，就没有那样自由的心态了。我常常说要为自己写作，可是在我的全部作品中，能够完全无愧于这一宗旨的，当推这一本书，所以我对它有一种偏爱。
3. 这本书类似于格言集，你是否受了培根、蒙田的影响？
答：我刚才说了，我写的时候只是记录自己的随感，没有想到要写格言。我现在也不把它们看作格言。至于文字风格，我一向喜欢凝练质朴的，从这方面看，蒙田、托尔斯泰、尼采、纪伯伦等都有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多半是下意识的，而不是自觉的、直接的。培根的影响要小一些，他太精雕细刻，我不是很喜欢。
4. 你在书中谈论了生与死、爱与孤独、女人与男人等有关人生的永恒话题。千百年来，哲人和作家们已经太多地论及这些话题，你在写时是否担心过会流于老生常谈？
答：不怎么担心，这倒不是因为我多么自信，而是由我的写作目的决定的。我并不想标新立异，说出前人或今人从未说过的话。我只想写出我自己的感受，只要这感受是我的真实感受，并且我准确地表达了这感受，我就满足了，不在乎别人是否写过类似的东西。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永恒话题上，人类的感悟有共通之处，说不出多少新奇的话来。不过，只要你的感受的确是你自己的，是活生生的，你把它写出来，别人读了就会有新鲜之感。可贵的是新鲜而非新奇，真实的、活的就是新鲜的。
5. 涉及你的随感中的一个具体话题。你说：“女人搞哲学，对于女人和哲学两方面都是损害。”我很想问一下，女人给哲学带来了什么损害，哲学又怎样损害了女人？
答：你这是将我一军。因为这句话，我已经得罪了不少女读者。其实这是一句俏皮话，不能认真追究的。当然，片面的道理总是有一些的。哲学有两个特点，作为概念的逻辑体系，它是很枯燥的，作为对生呀死呀这类问题的思考，它又是很让人痛苦的，我可不喜欢看到一个女人被哲学弄得枯燥而又痛苦。
6. 那么，女人又怎么损害哲学了？
答：我不认为女人从事哲学工作会比大多数男同行差，我反对的是把哲学女性化，譬如说，使哲学太感性而削弱它的逻辑力度，太实际而削弱它的形而上学深度，这样哲学就不成其为哲学了。不过，这个问题好像很敏感，你还是饶了我吧。
7. 这些年里，你还写了相当多的随笔和散文。我注意到，在你的散文中，除了你一贯关心的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思考外，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关注。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答：这当然与现在的社会状况有关。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精神生活平庸化的趋势，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老问题，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这个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信仰空白，传统道德崩溃，文化趣味粗俗，规模广泛的社会腐败，这些现象有目共睹，引起了许多普通善良人的忧虑。我也只是站在我的立场上对此作出了反应而已。
8. 你在书中谈到救世和自救，好像更主张自救，不太赞成那种救世的态度。是这样吗？
答：是的，不过我是就精神生活而言的。我认为现在不可能人为地树立一种信仰，诸如新儒家之类，用它来规整世风人心。但是同时，我又相信多数人内心对于自己一生活得有没有意义是关心的，至少是在乎的，应该鼓励这种关心，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有自救的觉悟，这个世界就能得救。
9. 文集的“出版说明”把你的散文的特点归纳为“集哲学和文学于一身，融理性和感情为一体”，这好像也是多数读者的印象。但也有人认为你的哲理散文虽然文字准确优美，可是思想的力度和深度不够，你自己怎么看？
答：我自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评价自己是最困难的事情。说句玩笑话：如果我是深刻的，我就不应该承认自己肤浅；如果我是肤浅的，我就不可能发现自己肤浅。当然，我相信，凡我所具有的弱点，也必定会反映在我的作品中，想掩饰也掩饰不了。譬如说，如果我本来不是一个很有力量、很深刻的人，我就不要在作品中刻意追求力量和深刻，那样只会欲盖弥彰。关于力量和深刻，我比较喜欢含蓄的、平易的那种，不喜欢咄咄逼人的、艰涩的那种。
10. 你的作品好像尤其受女性读者喜爱，这是否说明你的作品有女性气呢？
答：据我所知，屈尊看我的文章的先生还是不少的，在比例上差不多。至于太太小姐，我相信她们的本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她们是不会喜欢一个缺乏内在的男性力度的男作家的。
11. 提到你的文学创作，不能忽视这本《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你在文集最后附的《自传》中称它是属于你的生命本质的作品，在你的价值表上排在第一。为什么呢？
答：我在《自传》里是这样说的：“在我的价值表上，排在第一的是我切身的生命经历和体验，其次是我对它们的理性思考，再其次才是离它们比较远的学术上或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因为我想：就某一课题写出材料详尽的专著，以填补学术史的空白，这样的事别人也能够做；可是，表达我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经历和体验，以完成我的生命史，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我做的，只能靠我自己做。《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就是这样一本书。
12. 我觉得这是一本私人性很强的书，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发表呢？
答：我想，总还是有人愿意读吧。不过，的确完全可以不发表的。写了东西就要发表，这也是毛病。
13. 谈谈你今后的打算，好吗？你是准备把主要精力继续用在写散文和其它文学作品呢，还是搞你的专业，从事哲学的学术研究？
答：我想我从来不是一个纯粹学者型的哲学家，人生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中心，我的全部著述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至于表达方式则既可以是学术，也可以是文学，不必拘于一格，它们在我眼里都是我的“正业”。当然，就某一个时期来说，我会有所侧重。最近若干年内，我打算侧重于学术的方式。
1997年3月
为孩子们写书
“画说哲学”丛书迄今已出九种，其中我执笔了两种。这两种的题目都很抽象，一是谈认识论，一是谈精神生活。和孩子们谈这样抽象的东西，会不会徒劳呢？我相信不会。我的信心的根据是，在孩子时期，人的好奇心和上进心都最为纯粹而且炽烈，而我所谈的两个话题恰好是与这两个特征相对应的。
对于我们这些惯于面向大人甚至本专业同行写作的人来说，为孩子们写书是一个考验。我们往往对孩子估计过低，以为他们什么也不懂，所以只需写得浅，教给他们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就可以了。其实，孩子的心灵是向本质开放的，他们本能地排斥一切老生常谈、辞藻堆砌、故弄玄虚等等，决没有大人们的那种文化虚荣心，不会逆来顺受或者附庸风雅。所以，在面向孩子们时，我们必须戒除种种文化陋习，回到事物的本质。
我希望自己今后在写任何书时，都像给孩子们写书一样诚实，不写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去骗人。说到底，这世界上谁不是天地间一个孩子，哪个读者心中不保留着一点能辨真伪的童心？
1997年8月
答《时代青年》杂志
1. 你成功的经验和秘诀是什么？
答：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尽量做好，让自己满意，不要管别人和社会怎样评价。
2. 你最喜欢读什么书？
答：文史哲经典名著。
3. 你最大的嗜好是什么？
答：读书和写作。
4.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答：被迫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徒劳的奔波。
5. 你是怎样看待金钱和名利的？
答：可有可无，永远只是副产品。
6. 你是如何处理周围人际关系的？
答：尊重他人，亲疏随缘。
7. 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
答：安静而丰富。
8. 你喜欢和什么样的异性相处？
答：美貌，聪慧，善良。
9. 请你对想成名的人说几句话。
答：凭真性情做事，不要在乎能否成名。
1997年10月
我的北大岁月
作为哲学系的一名学生，我在北大生活过六年。在校期间，我既不活跃，也不很用功，与老师的接触仅限于听课，以至于许多老师并不记得当年有过我这个学生。在北大百年的历史上，我是绝对留不下一丝痕迹的。可是，在我自己的精神生长史上，北大求学的经历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所以，现在我也来庆祝北大的百年校庆，更多的是为了寄托一种个人的情怀。
我进北大时刚满17岁，正是拜仑所说天空布满彩虹的年龄。从上海的亭子间和石库门房子来到未名湖畔，第一个感觉是北大的大和美丽，像一个大公园。上天仿佛钟爱青春的心情，便用旖旎的燕园风光来助兴，仿佛欣赏勃发的求知欲，便把盛名的学府做了奖励。虽然后来的实际情形打破了我入学时怀抱着的学者梦，但我至今觉得，一个人能够在北大开始自己的青年时代，乃是一种幸运。
60年代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在全国狠抓阶级斗争的氛围中，北大也不平静。事实上，我在校六年，真正上课只有两年，第三学年就被放到郊县去参加“四清”运动了，一连参加了两期，接着便开始了“文化革命”。即使在有课可上的两年里，以“反修”为主题的政治学习也占据了大量时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今日津津乐道的北大传统，例如蔡元培当校长时所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校风，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学校的正统。然而，传统之为传统，就在于它是禁止不了的，在人为的破除之下仍会以曲折的方式延续着。“文革”拿北大开第一刀，宣布北大是教育界“修正主义”的最大“黑窝”，在一定意义上并非冤枉。在“文革”中，北大被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学生”远比一般大学要多得多，恰好证明了北大终究是北大。一批学有所宗、未被“改造”好的老学者的存在，教师和学生对学问的普遍看重，一代代学生中虽则人数有限、却始终压抑不住的思想突围的努力，也许就是北大传统在那个专制年代的延续方式。
所以，当我回忆我的北大岁月时，我脑中出现的决非只是那些政治运动。不论政治如何强大，生活永远大于政治。当时我在社会阅历和思想判断力方面还非常幼稚，谈不上自觉抵制。北大岁月在我的记忆中充满魅力，是因为那时候我那样年轻，年轻得无法喜欢那些武断的教条和枯燥的课程，于是常常逃课，即使去上课也总是偷看课外书。在我的记忆里，这些逃课的经历富有童趣的意味。正是在北大上学期间，我的眼前打开了一个世界文学和哲学的宝库。对于我来说，读这些书是一次精神的启蒙，它们培育了我的鉴赏力，使我本能地排斥一切平庸的书籍和人云亦云的见解。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的读书十分零乱，仅仅停留在一个自学者的水平上。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和课程设置的片面，我在北大期间未能在学术上受到应有的严格训练，知识结构的缺陷是明显的。不过，我相信，即使在教学正规的条件下，自学能力的培养仍是最重要的，一切有创造力的学者在本质上都是自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