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我在北大的经历，我无法避开一位朋友，北大岁月之所以对我异常珍贵，是和我对他的怀念分不开的。在我们年级的同学中，郭世英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生。他的特殊并不在于他是郭沫若的儿子，而在于他本人的那种思想者素质。在我以前的生涯中，我未尝遇见过这样一个人，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如此真诚，专注，好追根究底，没有禁忌。这种素质无疑使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北大，并且终于在“文革”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死时年仅二十六岁，而迫害他的理由是他在二十岁时在北大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所谓“罪行”，无非一是对压抑个性的思想专制和教育制度不满，二是喜欢西方现代派文学，并在一个朋友小圈子里试验先锋写作。他完全是因为思想的“原罪”而死的。这使我想到，如果说思想自由是北大的一个传统，那么，这个传统的合法存在是来之不易的。北大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总体环境，而在总体环境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今天，北大理应更具备宽容的精神。
从离开北大到现在，整整三十年过去了。与三十年前相比，北大以及周围地区的景观有了很大改变。在我上学时，海淀只是一个冷清的小镇，现在已成繁华的街市，中关村不过是一个地名罢了，现在已成热闹的科技城。海淀镇上从前我经常光顾的一家小小的简陋的旧书店早已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争先恐后崛起的大型豪华书店。走在校园里，面对一幢幢新建的大楼，我也常有陌生之感。然而，我住过许多年的那座学生宿舍楼却一如从前，甚至在我住过的那间屋子的窗前也依旧立着从前的那株木槿。偶尔回到北大，我会站在这株木槿旁凝神默想。最近十年间，我到北大做过两次讲座，虽然我不擅演讲，但场面依然热烈而令我十分感动。我还听说，我的作品在现在的北大学生中颇受欢迎。对于我这个三十年前的北大学生来说，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快慰的事情了。是的，不变的还有校园里这些虽然陌生却永远年轻的面孔，还有在一代代北大学生中始终保持下来的思想的活跃和对精神事物的强烈兴趣。我暗下决心，倘若有机会，今后我要更多地与北大学生交流，参与他们的北大岁月必能使我保持年轻，同时也是我对自己的北大岁月的投桃之报。
[ 附注：北大百年校庆之前，因北大党委宣传部的书面约稿和许多次电话催促，我写了这篇文章，不料被退了回来。约稿时急切而殷勤，退稿时未置一辞，适成对照。后来耳闻了校庆的种种盛况，我心悦诚服地承认，我的这篇文章的确是不合时宜的。]
1998年2月
关注人生的哲学之路
一个性的源头
我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母亲怀我时，正是抗战要结束那年，我家当时居住的虹口一带空袭不断，母亲每说起那时所受的惊吓仍然心有余悸。也许是这特殊的胎教，造成了我的一副过于敏感的天性。
我自幼多病，至今我仿佛仍能看见父母深夜把我送往医院急诊时的焦急面容。十一、二岁时，我一度还患有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神经衰弱，经常通宵失眠，不时出现幻觉和谵妄的症状，过后母亲便会告诉我，说我又犯精神错乱了。其实我的病一部分原因可归于母亲自己，那时她患严重的贫血，昏倒是常事，令我担惊受怕不已。她发病时，我会躺在我的小床上整夜颤抖。我害怕她死去，因此而对她生出无限的依恋。当她在炉火前做饭时，我会站在她身边，仰起小脸久久地望着她，并且期望她能领会我的情意。有一回，已是夜里十点多，父亲和母亲外出未归，我想象他们已经死去，愈想愈信以为真，便哭着哀求姐姐带我出去寻找他们，姐姐只好陪着我哭。正当我们哭成一团时，他们回来了，原来不过是去亲戚家串门了。
这样一个羸弱敏感的孩子，在面对陌生的外部世界时就难免要退缩了。上初中时，我就常常被班上男同学欺负。那时候兴课外小组，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小组的活动。每到活动日，我差不多是怀着赴难的悲痛，噙着眼泪走向作为活动地点的同学家里的，因为我知道等待着我的必是又一场恶作剧。譬如说，倘若班上一个女生奉命前来教我们做手工，组内的男生们就会故意锁上门不让她进来，而我就会看不下去，去把门打开，于是招来一顿耻笑和侮辱性的体罚。
在我整个少年时期，我始终是内向而且多愁善感的。不过，从初中后半期开始，我的内心生长起了一种自信。我突然发现，我的各门功课在班上都名列前茅，因而屡屡受到老师们的夸奖，也逐渐赢得了同学们的钦慕，甚至过去最爱惹我的一个男生也对我表示友好了。我相信我的求知欲并非源于虚荣心，但虚荣心无疑给了它一个推动力，使我朦胧地感到读书是我的价值所在，能把我从一个被欺凌的弱者变成一个受尊敬的强者。
童年离我越来越遥远了。但是，我相信童年岁月会悄悄地伴随每个人一生的道路。当我回想我的童年岁月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身体单薄、性格内向的孩子。这种禀性带给我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使我畏避外部世界，不善交际，几乎有些孤僻，另一方面又使我的内心生活趋于细腻，时常耽于沉思和幻想。后来我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努力来克服我的性格上的弱点，我对人生哲学的探索大约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其中潜藏着自我治疗的需要。
二扑在书籍上
一颗如此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书籍就构成了一个既安全又有吸引力的世界。
我就读初中的学校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学。临近毕业，班上一个女生建议我高中考上海中学，那是上海头号名牌中学，她说那里的学生都住校，每周放学上学有汽车接送。这个女生是我刚刚步入青春期暗恋的偶像，我把她的建议看作一种恩宠，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考上后才知道，根本没有汽车接送这回事。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实在也不必后悔。上海中学位于郊区，使我得以远离市嚣，生活在一个比较接近自然的环境里。校园里有小河、果树和农田，令我这个城里人耳目一新。我还得益于这里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学习风气。我至今忘不了学校阅览室墙上的那条标语，那是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它是如此确切地表达了我当时炽烈的求知欲，使我倍感亲切。
上大学时，校方让每个学生写一份自传，我通篇写的全是我如何喜欢读书，读书如何使我受益。后来想想，人事干部看了我的这份自传一定会感到啼笑皆非。可是，我所写确是实情，在我简单的早年生活中，我想不出还有比读书更重要的内容了。我出生的家庭与书香门第相去十万八千里，我的父亲原先是一家大公司的小职员，后来是基层干部，我的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甚高，而且绝无读书的雅好。然而，我好像从小对书就有一种莫名来由的强烈兴趣。在我的记忆中，我看见那个弱小的孩子无数次地踩着凳子，爬到家中一口大柜的柜沿上，去翻看父亲的那些可怜的藏书。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凭这个证件可以到上海图书馆看书，我为此感到非常兴奋。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十一岁的孩子能读懂。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读初中时，我家离学校有五站地，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只给我四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攒下来去买途中一家旧书店里我看中的某一本书。钱当然攒得极慢，我不得不天天去看那本书是否还在，直到攒够了钱把它买下才松一口气。到上海中学读高中，除了别的好处外，我还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从家里到学校要乘郊区车，单程票价就是五角，于是我每周可以得到一元钱的车费了。这使我在买书时顿时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每个周末我无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
其实，我并不懂得怎样读书，我后来读书芜杂和不求甚解的毛病从那时就开始了。在读书时，我的忧郁的心灵仿佛找到了知音。在高中一年级的暑假，我读了许多中国古诗，整个假期都沉浸在竹林七贤、陶潜、李白等人忧生悲死的韵律里，自己也写了许多嗟叹人生无常的伤感的诗。记不清确切的时间，肯定不晚于十四岁，我已开始常常被死亡问题困扰。每想到总有一天我将从世上万劫不复地永远消失，我就感到不可思议，绝望欲狂。死亡意识的觉醒和性的觉醒是我的青春期的两个痛苦的秘密，它们伴随着我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现在看来，死亡和性爱的问题在我后来的哲学思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是和我的青春期经验有关的。可是，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它们乃是困扰人类的两个最古老的问题，并且都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不过，那时候我对哲学几乎是一无所知，没有读过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哲学著作。我的兴趣倒是很广泛，文理都喜欢。从初中到高中，我一直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我对解几何、三角习题的热情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而且常能另辟蹊径，提出比老师的示范更简洁的解法。我同样喜欢舞文弄墨，在我们班上，我和另一名男生的作文常常被当作典范，据语文老师说，我的长处是有独特感受和见解，他的长处是语法和结构的完美。因此，高中最后一年，在按照高考志愿分班复习时，我就感到非常为难，不知道应该参加文科班还是理科班。我终于决定报考文科，并且大致确定以哲学为报考的重点，乃是出于一种骑墙的考虑：哲学可以使我横跨文理两科，两者都不丢弃。毛泽东的一句话成了我的根据：“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很可能是有一种模糊的直觉的，预感到我对人生的关切将在哲学中找到寄托。上海中学素有重视理科的传统，全班五十个同学，竟然只有我这个数学尖子报考文科，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那位很器重我的上了年纪的语文老师也以过来人的伤感口气劝我改变主意。到文科班复习半年之后，正逢上海市举办中学生数学竞赛，先在校内预赛，我抱着玩一玩的轻松心情参加并且获得了名次。那一年我们学校有十四个毕业班，绝大多数报考理科，少说也有五、六百人参加预赛，预赛前还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的辅导，最后中选者仅十余人，而我这个已有半年未碰数学的文科考生竟厕身其列，算是出了个小小的风头。但是，在正式赛场上我却狼狈了，头一个缴卷，缴的几乎是白卷。
三生活高于学问
1962年秋天，我生平头一次乘上了长途列车，头一次离开上海，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学生。当时我刚满十七岁，外表弱小稚气，似乎生长得很慢，直到毕业时还常被人误认作一个中学生。然而，在北大的六年里，我在精神上却有了长足的成长，不能说成熟了，但确实是大大地拓宽了眼界。
我上北大的这几年，正是国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年代。在反对修正主义和狠抓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燕园内已经失去了昔日宁静的书斋氛围。事实上，我们进校后只正经上了两年课，而且在所谓的哲学课程中也充斥着政治教条。从第三学年开始，我们相继被送到工厂劳动和送到郊县参加两期“四清”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尽管如此，透过优美的校园景色，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那些任一点课或完全赋闲的老教授的存在，北大悠久而活泼的治学传统对心智敏锐的学子仍然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始终相信，北京的伟岸气象决非上海可比，得此气象者是更能成大器的。
我在北大的最难忘的经历是认识了郭世英。这同时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今天仍乐于承认，这位仅仅比我年长四岁的同班同学给予我的影响大于我平生认识的任何人。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在我最易受影响的年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我突然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全新类型的人，他极其真诚，可以为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对个性的压抑，现行教育对人材的扼杀，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悠关，令他寝食不安。同时他又是一个富于生活情趣的人，爱开玩笑，俏皮话连珠，而且不久我还发现他在热烈地恋爱。我是怀着极单纯的求知欲进北大的，在他的感染下，我的人生目标发生了一个转移。我领悟到，人活着最重要的事不是做学问，而是热情地生活，真诚地思考，以寻求内心的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