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性的突破招生
“四人帮”被打倒了，中国的灾难终于过去。中央音乐学院也彻底脱离了“文革”期间所谓的“五七艺术大学”。1977年的夏末，中国大地全面正式恢复了中断长达11年之久的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考试。1977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正式面向全国招生。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大批立志学习音乐的考生从全国各地奔向中央音乐学院。昔日被打入冷宫、任人批判的“资产阶级文艺阵地”一时成了人头攒动、数千人蜂拥报考的中国最高音乐学府。
如此热烈的踊跃报考场面，任谁看了都会为之感慨动容，而报考人数之多，更是创下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之最”。是啊，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已“积压”了十多年的青少年音乐人才，如今终于盼来了能够通过公开考试和选拔进入人人仰慕的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大好机会，谁还会甘于沉寂而被埋没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更让人们感慨不已的是，考生们个个都是根底扎实的“实力派”，虽不至于说“身怀绝技”，却也绝对够得上“身手不凡”。因此这一年的考生也被人称为“拔尖人才集中涌现”。
报考人数如此众多，优秀的考生又如此集中，可是中央音乐学院这一年的招生名额却仅仅只有105名学生的指标。于是，各界人士纷纷呼吁，为了祖国需要的人才不被埋没，是否可以突破原来规定的105名学生指标。然而这样的要求，真正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在那个时期，我国还处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对专业院校的毕业生实行“包分配”政策。这就是说，专业院校的一个招生指标就等于一个“国家干部”的编制。因此，在当时那样的计划经济时代，要想突破国家已经计划下达的招生数额，哪怕是一两名，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更何况按照当时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实际情况，需要突破指标的数额又何止十个八个！
一边是人才济济、争相报考的大批考生，一边是欣喜看到大好形势却又面临两难不知迈向何方的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真不知未来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就在这样的关头，吴祖强来了，在中央音乐学院刚刚恢复正常工作的时刻，集出色的业务、学历、资历于一身的吴祖强被任命为刚刚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党政合一的“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而他所分担负责的，正是主抓中央音乐学院的业务工作。
走上学院领导岗位的吴祖强，第一个迎接挑战的工作，就是这个“难得一见”的场面浩大而壮观的招生。他立刻敏锐地看到，这正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大地恢复生机的大好形势。这样好的形势，有了党的领导，什么样的问题不能解决呢？他决定，先和学院的领导一起，再加上音乐界的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和热心人士把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拔尖人才集中涌现”的壮观场面及大家共同对“扩大招生名额”的呼吁，尽快向有关领导反映，力求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
在吴祖强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些情况终于及时反映到了邓小平同志那里。邓小平同志了解了情况之后非常重视，当即做了重要批示。很快，吴祖强和中央音乐学院领导见到了12月11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音乐学院招生情况汇报信上的亲笔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
有了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中央音乐学院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招生工作终于迈开了扩大招生的步伐。从1977年的11月27日开始，这一次的扩大招生工作一直延长到了1978年的3月20日。结果，全国共有1万7千多名考生参加了正式考试，最后实际录取了213人。这个数字比原计划招生名额多出一倍还不止。曾在1987年世界闻名的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中一举夺得金奖的我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就是当年中央音乐学院扩大招生的“幸运儿”，更为难得的是，当年让小小年纪的吕思清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的最重要的“引路人”正是邓小平同志。作为亲历者，吴祖强曾作过如下回忆：“……这一年的夏末全国恢复高考，由于工作需要，我从专职教学走上主管全院教学事务的领导岗位。吕思清也就是在此时幸运地成为我院的一名‘娃娃’学生的，而带给他这一难得幸运的人乃是邓小平同志。我记得当时他只有8岁，根本不够入学条件，似乎是老音乐家李凌同志的热心推荐，小平同志建议中央音乐学院考虑可否给以帮助破格招收，安排专业老师指导，文化课则在附近小学借读。我想正是当年小平同志的一番爱才之心，对促成他在音乐的道路上迸发出今日的光彩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8年1月27日，吴祖强被正式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正是在这期间，他和学院领导共同组织并得到邓小平大力支持，完成了中央音乐学院扩大招生。这无疑让中国一大批优秀的后备人才得以进入我国最高音乐学府，同时更让我们看到，这是吴祖强走上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岗位后第一个完成的工作业绩。
1978年6月，美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艾萨克·斯特恩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了他首次访华演出的一系列活动。和一般访问演出不同的是，斯特恩此次来中国，虽然只是以小提琴大师身份访华演出，却除了合作的钢琴家、随行的全家之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包括导演在内的电影摄制小组，其中还有应邀来参与协助工作的美国著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教授。在当时的中美关系背景下，这样一支前前后后20多人浩浩荡荡的“大军”对中国音乐界的造访，无疑是一次带有外交内涵又规模不小的大型社会活动。
此时的中央音乐学院，正迎着中国大地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学院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全院师生努力完成各项工作，校园内到处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主管全院教学事务的吴祖强更是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接待小提琴演奏家艾萨克·斯特恩首次访华的各项活动中。于是，一场场代表中国音乐现状、盛况空前的音乐会，一堂堂表现中国音乐教学、生动大型的中央音乐学院公开教学课，都一一被艾萨克·斯特恩随行的电影摄制小组摄入镜头之中。
美国小提琴演奏家艾萨克·斯特恩在结束了他开创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界最大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访华活动后，一部名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纪录片也拍摄完成。这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音乐界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纪录片，在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之后，开始在很多国家公开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反响。
从中央音乐学院的扩大招生，到纪实影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从中国音乐艺术教育的新生到以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这是在中央音乐学院院史和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史上最值得书写的一笔，当时主管全院教学事务的吴祖强，则为这“最值得书写的一笔”付出了艰辛和努力。
2.为傅聪平反
在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的工作期间，吴祖强也曾遇到了一些十分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他都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和积极努力的付出而使这些难题最后得以圆满解决。其中第一个解决的，也是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钢琴家傅聪平反。
傅聪是我国著名的钢琴家，他的父亲是我国享有盛誉的翻译家傅雷。在家庭的培养下，傅聪很小就显露出音乐天赋。1954年，20岁的傅聪被送往波兰学习，第二年，天才的傅聪即在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荣获第三名以及“玛祖卡”最佳演奏奖。从此年轻的傅聪誉满中外乐坛。
吴祖强与傅聪的最早结识始于1957年。那个时候，傅聪在波兰学习，吴祖强则已是在苏联留学的第四个年头，那一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吴祖强在放暑假时回国探亲，正好赶上了国内的“反右”运动。不幸的是，他的大哥吴祖光，当年那个中国最有才华的剧作家，这个时候已经成了戏剧界有名的大右派。吴祖强只记得，当他背着包走进家门的时候，正好大哥吴祖光出门往外走，兄弟俩迎头相见，四目相望，竟无言以对，唯有抱头痛哭一场。
兄弟二人自此一别，大哥吴祖光在不久后即告别在京的父母，随一个几百人的庞大右派队伍去了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弟弟吴祖强则被“招”到文化部去集中参加“学习”。也是在这个时候，傅聪从波兰回来了。而此时，傅聪的父亲傅雷，这个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也和吴祖光一样成了“右派分子”。因此傅聪也和吴祖强一样受到同样的特殊待遇，在文化部的招待所“集中学习”。这让两个命运几乎相同的年轻人在文化部沙滩红楼的招待所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这一段时间，他们同时与外界隔离，并被要求与他们的父亲或是兄长“划清界线”、“积极揭发”，还有虚心接受“学习小组”其他成员的“批评帮助”。只是两个年轻人都想不明白，不知如何“划清界线”和“积极揭发”。吴祖强觉得对大哥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从小自己就在大哥的照顾下长大，兄弟感情一直很好。而自己能够走上音乐道路，全都离不开大哥的支持鼓励，尤其忘不了的是当年大哥请来音乐家张定和与盛家伦为他讲乐理……傅聪更是无法与学识渊博、一向受人尊敬的父亲划清界线，而且他的心中还有那份割舍不掉的父亲的养育之情……
这样“集中学习”的日子，一直到农历八月中秋节，他们仍然被隔离在沙滩红楼。中秋的圆月高高升上了天空，人们都已回家过节，他们却回不了家。招待所大院里一片静寂，两个心中充满了惶惑不解的年轻人彼此相望，默默无语。
难耐的静默中，吴祖强的六妹吴乐来了。中秋佳节亲人团圆之际，六妹忘不了从小和自己一块儿玩耍一起长大的六哥祖强，只有带上两块月饼前来看望。两个被隔离的年轻人手捧月饼，彼此仍是相对无言……
一个多月后，了解到此情的周恩来总理指示说，留学生不要搞反右了，应该让他们回去。获得“解放”的吴祖强和傅聪终于走出了沙滩招待所的红楼。这以后，吴祖强返回莫斯科继续留苏学习，傅聪也回到了波兰。第二年，吴祖强拿着优等生毕业证书自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毕业回国。傅聪的派出部门要求他提前毕业回国，但是傅聪在开完毕业音乐会后却直接去了英国。从此，远走他乡异国的傅聪落下了背叛祖国和人民的“叛逃罪名”。后来在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国内受到冲击的傅雷夫妇一同自杀身亡。身处异国的傅聪更因父母双双“自绝于人民”而“罪加一等”。
1978年底，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吴祖强率队赴英国和罗马尼亚，分别对两个国家不同的音乐教育体制和专业音乐教育进行短期考察。当他们来到伦敦的时候，想不到竟与阔别多年的傅聪不期而遇。当年两个人自北京沙滩红楼一别，至此竟已是20余载，想起他们曾共同经历的往事，想起国家和人民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两个人不禁感慨万分，乃至泪水浸满了他们的双眼。
此时的傅聪，身上仍然背着“叛逃”之名，中国国内对傅聪的“问题”也尚未“解决”，因此，当吴祖强率领的中国音乐家一行人破例地出现在伦敦傅聪的独奏音乐会上时，无疑给这位漂泊在外20余年的海外游子莫大的安慰。
1979年春，中国为翻译家傅雷昭雪平反，在吴祖强的协助下，傅聪终于在为傅雷举行昭雪和纪念会的时刻，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虽然他为悼念父母而感到悲伤，但是他却觉得那10天是他20多年来未曾感受到的最幸福的日子。
这以后，傅聪数次要求返回祖国。但一开始他只能以“亲属”的身份出现，很显然，当年“叛逃”的历史阴影并没有从他的身上消散。看到傅聪的如此境况，吴祖强深深知道，要为这样一位世界知名的音乐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一切不好的影响，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公开为傅聪举办艺术活动。
于是，吴祖强开始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地多次请示报告，当时中央正在贯彻落实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借着这股东风，吴祖强以中央音乐学院的名义邀请傅聪回国演出。
1980年1月19日，经过吴祖强的多方努力和不懈支持，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独奏音乐会终于如期召开，并立刻引起了一片轰动。这一年，吴祖强被正式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在他的促成下，傅聪于1981年初又在北京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演出和教学活动。对傅聪数次回国之行的独奏音乐会和教学活动，吴祖强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这4年来，他在国内各地开了几十场音乐会，在我们学院和其他一些音乐院校进行了不知疲倦的教学讲课活动，在钢琴表演艺术及室内乐训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富于诗意的弹奏，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钢琴艺术结合的独到见解，引起学院师生、音乐界同行们、广大听众的极大兴趣，对我院钢琴和室内乐教学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以自己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和造诣为我院教学质量的提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