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院长的身体力行与成功
从1978年被正式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到两年后任副院长，1982年9月任院长，几年的时间，中央音乐学院的面貌就大大改观，彻底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伤痛中走了出来。这些，自然离不开吴祖强在具体的领导岗位上的身体力行与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大力推行的各项改革工作。
尤其是在升任院长后，吴祖强在中央音乐学院积极稳妥地进行了管理制度的改革，更是保证了教学和学院各项工作的稳定前进，开创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新局面。
上任不久的吴祖强首先根据祖国新形势的发展，带领学院重新建立了正常的、尽量符合形势需要的教学和工作体制，制定并执行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些新的制度中，包括教师等业务人员的工作量制度、职称评议制度、师生双选制度、职工考勤考绩制度、学生学籍管理及教学实习和劳动制度、个别管理部门半企业化体制等，虽然在制定和执行时都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而且这些制度本身也并不十分完善，有的要求实际上还是偏低的，但不得不说，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对学院的工作产生了积极良好的效果，也为进一步改进工作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吴祖强又大胆提出了改革各级管理体制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各级领导干部实行选举、聘用、任期制并鼓励有组织能力的专业干部兼任行政领导职务；对各级干部凡级职不相称者实行津贴；学院的某些部门可以试行企业化管理，实行承包合同、浮动工资等办法及各部门都要实行岗位责任制；教职工实行聘任合同制并允许不妨碍履行合同规定的兼职兼薪；实行学生淘汰制，即一年试读、二或三年结业（大专）、四或五年毕业，原则上不包分配；鼓励学生走读，占用学习条件（如乐器、资料）、宿舍等酌收费用，学生均缴纳学费等。凡符合规定条件，经申请并通过专门考核可取得学院设置的各类奖学金；在正式建立院务委员会之前实行院务例会制度，改变党委包办全部学院行政事务的现状；大力开展音乐创作和科研、演出活动，特别要鼓励并组织好各种类型的音乐创作，促使学院不仅要出优秀人才，还要出好作品等。
在很短的时间里，吴祖强力主的这些改革措施就开始实施并初见成效，中央音乐学院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逐渐成为一座高效益的现代化音乐学府。在吴祖强1984年撰写的《需要重视艺术教育》一文中，我们似乎可以领略到一些中央音乐学院在那个时期取得优异教学成果之风采：
“自1978年迄今，中央音乐学院大部分各系本科生、多种进修生毕业、结业共约500人，附属中学和小学，包括业余附小的毕业、结业学生总数还要超过这个数字。学院教学质量有极大提高，演奏、演唱、创作参加国内外各项音乐比赛获奖者达85人次，理论及科研成果也很引人注目。1982年暑假前以应届毕业生为主组成的管弦乐队的出色演奏，1983年作曲系毕业生5场不同曲目的管弦乐作品音乐会，音乐学系一整批学士论文答辩，歌剧、声乐系本科和进修班毕业生在我国舞台上首演了世界著名歌剧《费加罗的婚姻》、《绣花女》，还演出了新歌剧《伤逝》和著名歌剧《茶花女》的两幕，这都是以前未曾有的事，在音乐界和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学院新建的实验乐团中，以近两三年部分毕业生组成的小型民族乐队已获得了国内外很高的评价，多次应邀出国访问演出，介绍、宣传我国传统和现代的民族音乐并积极推动了民乐创作。5年中，在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部队和全国十多个城市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师生劳动艺术实践活动，演出和群众音乐辅导近两百场次，反映强烈。去年春天在英国举行的首届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中，我国青少年选手获得极为可观的令人喜悦的成果；最近在维也纳和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歌剧、声乐比赛中，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培养的青年选手先后夺得了3个第一名、1个第二名、1个第三名，震惊了国际乐坛。
我以为这已足够说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确蕴含着极其巨大的潜力。安定的政治环境保障了正常的稳定的教学秩序，这是建国以来所罕有的。老师的努力，学生的勤奋，根植于五千年文明沃土的中华儿女的高度聪明才智，在音乐上、在艺术上将能为全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更大贡献……”
1985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建院35周年，这一年，在院长吴祖强的领导下，学院各方面的改革也迈出了新的步伐。年初，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在艺术院校中首先试行院长负责制，这一办学体制上的重大改革措施，终于由吴祖强在文化部直属的艺术院校中率先执行。实行院长负责制以后，明确地划分了党政各自的职责，行政业务部门真正有了直接处理和决定办学事务的权限，无需再事事请示党委。党委也摆脱了繁琐的行政杂务，可以集中精力做好党的工作，切实负起保证监督执行正确的办学方针和着重抓好全院政治思想工作的职责。这样的结果就是学院的行政和业务工作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思想工作，特别是学生工作有了很大进步。
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改革措施的另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在教学管理上正式试行了学年学分制。这虽然是一项相当复杂又细致的工作，但在院长吴祖强的带领下，大家拟定方案，反复讨论研究，前后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从新学年开始的9月份起，在新生和部分低年级中实行。此外，预定新开的26门选修课已有25门顺利开课，行政部门的职工岗位责任制也已从新学年起着手试行。
和这些相比，中央音乐学院这一年在教学质量、艺术实践及音乐文化交流等方面也都有了很大改观，对此，院长吴祖强也为全院师生作了很好的总结：
“……这一年来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学术和艺术实践的更加活跃，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愈益频繁，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努力改善等，可以用下列一些数字和简单介绍来粗略表明：
1985年是我院师生参加国际、国内音乐比赛活动最多，也是获奖人数最多的一年。在所有参加的13项国际比赛中有11项获奖，获奖者共16人次，其中包括了几个一等奖和大奖。参加全国和全市两类音乐比赛的获奖师生共53人次，包括多个一等奖或第一名。
这一年院内举行了各种学术讲座30余次。由我院负责主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及教学经验总结会议各一次。筹办了首届全国音乐院校大提琴演奏比赛和第一次举行的北京儿童钢琴比赛。学院师生举行和参加校内外各种类型音乐会百场以上，其中新作品音乐会8场，特别是几次个人专场管弦乐和民乐作品音乐会在首都音乐界引起很大反响。
为协助有关方面普及音乐教育工作，学院与中央音像教材出版社合作，以半年时间编辑、录制和发行了《中小学音乐教材系列音响数据》，深得各方好评。这一年中我院接待来院讲学或访问的各国音乐家和友好人士超过了1000人次。由我院安排的外国音乐家音乐会有数十场。我院派出国访问、考察、讲学、演出和参加国际音乐会活动的师生达到上百人次。学院民乐团对西德等4个欧洲国家的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好几位教师应邀赴美、日等国和香港讲授中国音乐，受到热烈欢迎。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年的国际交往中还包括了长期较少来往的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对我院的专程回访及两院院长会谈，将对两院有计划地开展交流活动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改善教育、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努力中，最大的进展是新教学楼第一期工程基本完工并即可陆续交付使用。第二期工程在市委和市政府负责同志直接关切下施工进度加快，保证今年7月底以前全部竣工。热切盼望10年的新校舍终于即将成为现实……
不能不提到从1985年起开始办理的另外两件事：一是正式颁发一年一度的沈心工音乐奖学金。学术委员会决定只有三好学生才具有获得这项奖金的资格。今年获奖者9人，在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二是与日本雅马哈音乐振兴会等三团体协议在我院开办了电子琴演奏师资培训班，着手填补键盘乐器中继古钢琴后的又一项空白。”
无论是吴祖强的文章还是总结，都让我们看到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音乐学院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优秀成果，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身体力行、获得成功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9.中国国土上的第一次国际音乐比赛
1986年9月18日，在刚刚建成不久的北京音乐厅，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正式揭开赛幕，这是首次由中国举办的国际音乐比赛，也是在中国土地上举办国际音乐比赛的历史性突破。而这种形式和规模的国际音乐比赛能够在北京举行，离不开吴祖强的奔走和努力付出。
自从1983年率中国青少年小提琴手参加耶胡迪·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归来后，吴祖强就按照他与梅纽因先生共同的约定，为能够在北京由中国主办一次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演奏比赛开始奔走。
回国后，吴祖强在向文化部领导和国际处汇报了比赛有关情况后，就谈到了接受梅纽因先生之约与他的正式谈话以及按照梅纽因先生的要求向文化部转达他在中国举办国际小提琴比赛的建议。之后，按照周巍峙部长的要求，吴祖强在征求了一些有关同志的意见后，又正式向文化部领导书写了一份报告。
吴祖强在报告中主要提到的是“关于在北京举办一次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演奏比赛的建议”，他在其中写道：“鉴于我国这次参加梅纽因小提琴比赛成绩很好，也基于对我国近些年来小提琴专业教育取得积极进展的了解，梅纽因十分认真地提出了希望能在北京由我国主办一次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演奏比赛的建议。”
梅纽因先生曾对吴祖强说，他觉得在中国举办这样的比赛可以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小提琴演奏事业发展，也有对世界产生影响的积极作用，而且比赛曲目中可以列入中国作品，这对于向外介绍和促进中国小提琴乐曲创作也很有益处。此外，我国小提琴界的同行和专家听到了梅纽因先生的这一建议后也都非常感兴趣。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小提琴教研室主任韩里代表全体老师给吴祖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不仅非常赞成在北京举办这样的比赛，而且为这项活动从各方面包括经费开支等问题做了一些计算。韩里认为，比赛不但不存在大的困难，还会有很多益处。文化部国际比赛工作小组的同志们也一致赞成，他们同时还表示愿意承担这次比赛的具体组织工作。此外，当时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也表示支持梅纽因先生的这项建议，并表示音协愿意在具体活动中给予协助。
这些无疑都给吴祖强增加了莫大的信心，他把这些情况都一一写在了书面报告中，而且也把自己的看法明确地在报告中写出：“我个人也基本同意梅纽因的总的看法，可能这也是我国进入世界小提琴行列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行动，在这一行动中能得到如梅纽因这样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和协助，机会也属比较难得，应该趁他健在时利用这个机会。和体育一样，我国在音乐领域迟早也需要国际性活动，青少年小提琴演奏方面我国目前略有把握，因为仅系青少年比赛，规模可较小，比赛会用国家、城市（北京）甚或音乐学院名义均可，作为一次国际音乐活动试办项目，问题不致太多。现在距1986年尚有3年，准备时间还算充裕。部里如果同意这一建议，可以责成部国际比赛工作小组和中央音乐学院组成一个筹备组提出具体计划，并和梅纽因先生就必要准备工作进行磋商。”
可以看出，为了促成1986年的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吴祖强不仅向领导书写了详细中肯的书面报告，更在写报告之前向音乐界同行、专家及音协领导等有关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而正是他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努力，才使得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能够得到中国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及中国民航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已经在英国受封为爵士的耶胡迪·梅纽因先生是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的名誉顾问，在此次比赛的筹备过程中，他一直密切关注比赛筹备情况，并特别在评委会的组成和确定章程等方面给了比赛委员会不少帮助。此外，为了保证这次比赛的应有水准，在吴祖强的努力下，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评委会也已经顺利地由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和音乐家组成，这其中包括了苏、美、英、法、日、罗马尼亚、中国等世界不同地区的，在小提琴演奏和教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
为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历尽辛劳的吴祖强对这次比赛充满信心，他相信，这不仅将是北京的一次音乐盛会，更对中国的音乐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就如他在《写在比赛开始之前》一文中述说的那样：“……大家知道，国际音乐比赛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有久远的历史，它对音乐事业的开展，促进人才的成长，对音乐家之间交流经验，活跃社会音乐生活和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等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和习俗的差异，中国缺少这类活动的传统，我们把这次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作为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组织国际音乐比赛的尝试。”
这次比赛最后被批准参赛的选手分为青、少年两组各20名，总共40名。他们来自13个国家，年龄最小的仅11岁。让评委们惊讶的是，虽然这是一次青少年比赛，但众多强手们显示出的演奏技巧和对乐曲表现的成熟度却非常高。评委们高兴地看到，12名获奖者都有各自的特色并具有扎实的技术基础和鲜明的才华，他们既为又一批获奖者脱颖而出庆贺，又对还有一些才能很好、表现亦不弱的选手因为名额限制，虽然分数过线但未能获奖而感到非常遗憾。
比赛结束后，吴祖强在《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写在比赛之后》一文中对这次比赛给予了很高评价：“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结束了，许多人都说这是一次水平相当高的比赛，由于选手们表现出色，评委们一直兴致勃勃，场内听众也始终保持着炽热情绪。比赛令人兴奋的结果还反映在获奖音乐会上暴风雨般的持续掌声中。电台、报刊及时广播、报道，电视台3天之内转播了两场获奖音乐会实况，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热烈欢迎。说这次比赛获得了圆满成功是不过分的……
最后结果表明，强手们的分数差距并不很大，有些获奖选手名次之间得分差别甚至异常接近。所以说比赛水平相当高，并不是意味着只推出了两三个尖子，而应是指这次比赛清楚地展示了一大批很有希望的优秀青少年小提琴演奏人才……
所以当有一些同志问我，为什么少年组第一名是董昆而非谢尔盖·克雷洛夫？为什么青年组第一名是戚鸣而非吕思清或圣·约翰·斯柯特……其实每项比赛都可能出现类此情况和提出相似的问题。我倒以为，若因此而涌现出更多的‘第一名’也并非坏事。一项比赛也许原本就不应该只限于产生一个第一名。我衷心地祝愿这些可爱的青少年们在来日方长而且往往不一定平坦的途程中，力争无负于前辈和听众的厚望，继续努力前进。如果这次比赛能够为今后产生更多个第一名真正起着促进作用，那就再好不过了。”
让中国音乐家感到自豪的是，这次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的比赛曲目除了莫扎特、贝多芬、帕格尼尼等大师的小提琴作品外，马思聪的《思乡曲》等中国的小提琴曲也被列为规定曲目。在国际音乐比赛中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无疑又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而这一突破的创造者仍然是吴祖强。
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圆满结束了，但无论是在中国土地上举办国际音乐比赛和演奏中国音乐家作品的两个“突破”，还是这次比赛的热烈场面和圆满成功，都让我们看到吴祖强的努力付出和他在这场比赛中起到的无人可替代的作用。就如音乐理论家王安国教授所说的那样：“在中国举办国际音乐比赛，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的地位是相称的，其意义和影响无需赘言。但要操办这类涉及外事方面的活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作为主持这项活动的领导人，对外、对内、对上、对下，祖强先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自己动笔给文化部党组各位成员及部长起草报告函，详陈活动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及操作设想，以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项工作，如果不是他的热心倡导、周密策划和亲身参与，如果没有他的声望和影响力，是很难办成、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