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决定重新排演话剧《风雪夜归人》。担任导演的张奇虹力邀已经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担任这部戏配乐的作曲，这让已逾知天命之年的吴祖强在与《风雪夜归人》“阔别”40年之后，再一次与之续接“前缘”。
导演张奇虹曾在50年代与吴祖强同在莫斯科留学。在粉碎“四人帮”后，吴祖强曾为张奇虹与欧阳山尊共同导演的新戏《杨开慧》创作了音乐。而对于这次张奇虹导演力邀的合作，吴祖强最初并没有想接受，因为他主要考虑的是，自从兼任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工作以来，由于工作繁忙紧张，常常无法掌握自己的时间，排演的日子一般又都比较紧迫，自己唯恐因事务缠身而耽误排练。另外他认为，《风雪夜归人》这部戏由于题材、人物的特点，所反映的戏里的那个时代的民族色调非常浓郁，配戏的音乐自然也应该有相应的体现，但自己以一个留苏归来的“洋学生”身份为这部戏作曲，似乎有些难处。因此他向导演张奇虹建议，不如请一位民乐作曲家来承担这项工作。
但张奇虹却坚持说，她导演的《风雪夜归人》的音乐非吴祖强写不可，口气十分坚决，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她的理由是，她本身也是“洋学生”，而且她准备以不同于以前的贺孟斧、夏淳等导演的另一种构思来排演《风雪夜归人》。因此，她需要的音乐不仅是民族色调，还应该刻画人物内心并有必要的戏剧效果。而在这方面，“洋”手段不仅可用，可能还会有它的长处。这样，还能够以这部戏作为一次“洋”手段民族化的学习和尝试。
不得不说张奇虹“洋为中用”的看法有道理，更何况我国的话剧本身就是“洋为中用”的产物。另外作为大哥的代表作之一，曾经从配乐到出演“乞儿乙”的吴祖强，对《风雪夜归人》可说是理解至深。应该说这也是为什么张奇虹认定，为她导演的《风雪夜归人》担当配乐的作曲之人非吴祖强莫属了。
于是吴祖强只得像他说过的那样“努力挤时间着手工作”。而且大哥吴祖光也为张奇虹找出了他珍藏多年保存完好的当年重庆首演时那册手抄配乐曲谱。看着曲谱封面那熟悉的用墨笔画的仿印刷体标题，吴祖强激动了，一时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久远的少年时代……
很快，吴祖强从曲谱中看到了几十年来他始终不曾忘记的《佛曲》和《妆台秋思》两首乐曲，也许是这两首他钟情的乐曲实在是太完美了，最后吴祖强从原来十多首曲谱中选出来用作这次重排《风雪夜归人》音乐创作素材的，竟然仍是《佛曲》和《妆台秋思》。
对于《佛曲》，吴祖强觉得它的音乐含有哲理意味，虽然它只是一个单声部的简单旋律，但却具有相当感人的力量。从整体看，它不仅气质高雅、格调不凡，而且牵动心弦、引人深思。或许这也恰恰从某些方面显示出了我国昆曲音乐曲调的高度艺术水平。因此，对于话剧《风雪夜归人》来说，用《佛曲》这种风格的音乐来概括剧中主人公魏莲生和玉春的命运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于是在第一幕，戏园子散场以后的夜晚，在玉春大胆决定敲开魏莲生心扉的时候，吴祖强的音乐处理是魏莲生自得其乐地对镜吟唱这段《佛曲》：
昔日有个目连僧，
救母亲临地狱门，
借问灵山多少路？
十万八千有余零……对于《佛曲》，吴祖强以不同的处理在全剧中3次完整地使用了这一素材。第一幕是竹笛伴唱，第二幕结尾用萧独奏带出整个乐队，第三幕魏莲生告别玉春时是这段音乐浓重深沉的再现。另外在序幕中，魏莲生出场时的音乐，也就是配乐的开始，全部弦乐演奏的音乐主题也是以这个素材的音调为骨架引申写成的。
对于《妆台秋思》，吴祖强则把它加以改写，创作出一段抒情、温暖又带一些天真的音乐，用在了第一幕的结尾，这样似乎比较切合玉春和魏莲生当时的心境。总的来讲，对这两段音乐素材的采用，基本达到了吴祖强力图奠定整个配乐创作，包括它的民族风格基调的目的，正是在这一风格的基础上，吴祖强构思了《风雪夜归人》的全部配乐。
音乐总共大小12段，为体现出玉春和魏莲生真挚纯洁爱情的主题音乐，吴祖强特意写了一段既动听又朴实的器乐歌谣风的音乐，主要用于第二幕玉春讲天上双星的情景。主题音乐首次出现时是二胡独奏曲调，在这段音乐的发展中，吴祖强还有意插入了一点类似京戏音乐的材料，从效果看还比较好。
《风雪夜归人》是一部充盈着诗意和哲理的话剧，吴祖强以他对《风雪夜归人》的特殊感情，在百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出色地完成了这部话剧音乐配乐的创作。虽然他对自己这部作品很谦虚地评价说：“如果要说音乐设计上还有一点长处的话，我倒觉得也许可能没有什么太多余的东西……”但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当院长、工作繁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吴祖强仍然没有停止他的音乐创作。
对于吴祖强大量的优秀创作，著名音乐理论家王安国教授在《晚霞映朝晖——吴祖强80岁人生》一文中是这样给予高度评价的：
“……这些作品，进一步体现了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融汇东西方文化中发展的创作理念。这一理念，源于他对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前人的创作和民间的流传）的热爱和尊重，以及在艺术创新路径上对‘有中生无’（而不是常言道的‘无中生有’）观念的倡导……
这些不同体裁、不同形式的作品，以浓郁的民族风格、中西结合的表演形式、鲜明的艺术形象、清晰的结构层次、严谨的发展逻辑和诗情般的意境，表明这位成熟作曲家深厚的音乐功力和高超的艺术智慧。其中的优秀之作，已融入20世纪中国音乐的历史文库，不仅是音乐舞台常演不衰的曲目，深受群众喜爱和熟悉，而且进入音乐艺术院校的教学园地，成为表演专业的教材，或作曲教学中和声应用、调性布局、曲体结构和配器技法的范本，由此牢固地奠定了吴祖强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领域的大家和名师地位。”
王安国：《晚霞映朝晖——吴祖强80岁人生》，选自《七老八十集》316—317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4月版。
王安国教授的文章，无疑更让我们看到吴祖强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卓越贡献及他在中国现代音乐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从15岁为《风雪夜归人》配乐及出演剧中的“乞儿乙”开始，一直到40年后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后再次为这部话剧创作音乐配乐，似乎就是吴祖强与《风雪夜归人》的“不解之缘”了。
7.为马思聪平反
继1982年12月代表中央音乐学院为钢琴家傅聪颁发兼职教授证和校徽终于为其平反之后，同时一直为马思聪冤案积极奔走的吴祖强终于在1984年底迎来了令人欣慰的好消息：公安部批示同意和批准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关于为音乐家马思聪平反的报告。紧接着在1985年初，文化部也下达了同意和批准为马思聪平反报告的批示。
马思聪先生是一位在中国现代音乐史和国际乐坛享有盛誉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曾任我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他的音乐活动涉及众多领域，他创作的小提琴乐曲、各种体裁的室内乐曲、歌曲、大合唱、管弦乐曲、交响乐、戏剧音乐，以及舞剧、歌剧等，不仅是我国现代音乐创作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后人留下了丰饶的宝贵音乐财富。尤其是他创作的大量小提琴独奏曲，一直作为我国几代小提琴演奏家们在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而且历演不衰，深得听众喜爱。在中国，马思聪被誉为“中国20世纪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在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马思聪这样一位著名的音乐家自然也不能幸免。运动一开始，马思聪就遭到了残酷迫害。1967年，实在不堪凌辱迫害的马思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携全家出走，经香港后侨居美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具有民主和爱国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贡献的艺术家，采取这样的行动，不得不说是一幕悲剧。
1984年，吴祖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在费城拜会老院长马思聪夫妇于是仅仅在一夜之间，中国一代著名的音乐家成了“叛国投敌”的“反革命”。而当时执掌公安部大权的“头头”则亲自将马思聪出走的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的“大案”。在那个“叛徒”、“特务”政治帽子满天飞，“叛国投敌”者累累的年代，马思聪遭此迫害本不足为奇，但是由于当时定为“大案”，性质严重，即便是在“四人帮”被打倒后几年的时间里，国内一般人在公开的场合下，仍然不太敢正面谈论有关马思聪的一系列话题。
正是在这个时期，已经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并在1984年1月至1985年1月兼任学院党委书记的吴祖强，主持学院党委作出了为马思聪平反的决定并呈报上级批准。
1984年11月，吴祖强在率领中国艺术教育考察团赴美国考察访问的途中，曾经专程看望了马思聪先生一家。其中详情，吴祖强曾撰写了如下文字：
“……我在率领艺术教育考察团访问美国时，曾经专程前往费城探望马思聪先生一家，并向他转达了文化部几位领导同志、音乐界的老朋友和中央音乐学院师生们的问候。马先生和夫人王慕理及儿子马如龙一同亲切而热情地接待了我。马思聪先生已是73岁高龄，但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对我去看望他们和带去国内同志们的问候非常高兴。他说很怀念祖国并一直记挂国内的朋友、学生和其他同志们，关切地逐一询问他们的情况，要我代他向大家致意。他轻松地和我谈到在美国多年来的生活和创作活动，以及数次去台湾开音乐会及参加他的舞剧《晚霞》演出等情况。他说起话来还是和以前一样慢慢地，坦然并平和，言谈中常带些许幽默的习惯也并无改变。令我极为感动的是，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除了无限感慨地说：‘我出来18年了，这比我以前在国内生活的那段时间还要长！’而对于带给过他极大不幸和伤害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愉快往事，竟然未置一词，倒是问了我不少关于国内各方面、文艺界及中央音乐学院的现状，多次提起并为近年来我们自己培养的青年、少年优秀人才在世界乐坛上连续为国争光，感到非常欣慰。给我的印象是：现在他关心的主要还是国内各个领域，特别是文艺和音乐界的变化，关心学院工作的进展，关心国内青年音乐家的培养和成长。他仍然和我们一同为国内所有新的成就而兴奋欢愉，同我们一样希望国家取得更多和更快的进步。我清晰地感到，他的心仍然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
对这样一位忠厚、善良、热爱祖国、献身艺术的音乐家，在遭到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之后，还要加以‘叛国投敌’的罪名，岂非过于不讲道理？也真是太欠公正了……”
“文革”中遗留的又一件十分棘手的历史问题在吴祖强的努力下圆满解决了。而当年对于马思聪这样一位极有影响的著名音乐家的公开平反，也确实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吴祖强是这样描述的：
“公安部和文化部批准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前院长、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马思聪先生平反的消息宣布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学院的师生员工、音乐界同行、广大知识界及普通的干部和群众，都为此感到十分高兴。新闻界尤其热情，记者们纷纷来学院采访，各报刊很快发表了许多消息、报道和文章，学院还接到不少来信和电话询问详情，有的请求转达对马思聪先生及其家人的问候。广播电台重又播出了马思聪先生深受群众喜爱的音乐作品，音乐会上再次出现他的曲目的时候，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庆幸我们的国家终于从十年浩劫的磨难中又翻过身来，庆幸我们辽阔的大地在涤荡了‘文革’留下来的种种污秽后已经展现出喜人的新貌，庆幸我们在各条战线肃清‘左’的毒害方面确实不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因为这一切，像马思聪先生这样的冤案才有了彻底平反的现实可能。
谨向目前还远在他乡的马思聪先生、夫人及他们的孩子们致以深切的慰问和衷心的祝贺！”
马思聪的冤案终于在18年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至此，中国音乐界有名的“二聪冤案”终于全都得到圆满解决。这是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完成的又一件大事，也是他为祖国的音乐事业作出的又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