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桃李芬芳
在吴祖强60多年的音乐生涯中，他还有一个令人尊敬和钦佩的头衔，就是中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几十年来，尽管工作繁忙、肩负重任，吴祖强却始终没有离开音乐教学岗位，并为祖国的音乐事业培养出一大批卓越的音乐人才，可谓桃李芬芳，弟子满天下。
吴祖强曾自称“授课、作曲、写文章就成为我的业务活动的‘三个并举’”。把授课排在第一位，足见音乐教学工作在吴祖强心目中和全部业务活动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在工作中，吴祖强曾有过几次“上调”的机会，而且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仕途前程”，但他却没有离开中央音乐学院，即便是听从任命担任了更高级别的院外领导职务，他的人事关系也仍在学校，并一直坚持教学工作。吴祖强更是为自己是国家派往苏联留学归来后一直坚持在教学岗位工作屈指可数的作曲教师而感到自豪。
为吴祖强音乐教学增添无限光彩的是他为我国培养的一大批作曲家、作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如“老学生”王燕樵，大学没毕业就提前分配去了刚刚成立的新疆艺术学院工作，3年后，王燕樵申请返校完成未了的学业。吴祖强曾是王燕樵的作曲主科老师，对他的创作发展潜力十分了解，因而积极支持王燕樵返回学校完成学业。
吴祖强首先努力为王燕樵争取办妥在当时并不容易的从新疆回北京复学的手续，接着果断决定安排王燕樵参加自己刚刚接手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在老师的指导下，王燕樵出色地完成了分配给他的舞剧第二场音乐的执笔任务。这以后，得到锻炼和成长的王燕樵于1965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顺利毕业。1972年，师生再度合作，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一起，又共同创作了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王燕樵这一段不平常的学习成长经历，也为他日后的作曲成就奠定了基础。
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作曲家、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主任张小夫，是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投师在吴祖强门下的学生。张小夫1983年毕业后，又刻苦攻读，获得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高级作曲家学位和法国瓦列兹音乐学院现代电子音乐作曲大师班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位现代电子音乐作曲和现代电子音乐技术理论研究双专业研究生导师、教授，也是中国电子音乐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曾发起、组织、实施了94北京电子音乐周、96北京当代电子音乐周、99北京电子音乐周等国际性专业音乐活动，这些成就，无疑填补了我国在电子音乐领域的许多空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张小夫为首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建立。
出席张小夫、陈其刚等交响音乐作品音乐会（后排左一为张小夫）
作为中国现代电子音乐的代表人物，张小夫还组织、策划和参与了大量社会文化艺术活动，为推动中国现代电子音乐和现代多媒体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其中有：199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特邀音乐主创，1994年第六届大连国际服装节开幕式大型广场艺术表演《海之诗》音乐总监、作曲，1997年北京“北海辉煌之夜灯光音乐会”幻想音诗《北海咏叹》音乐总监、作曲，2000年中央电视台“迎接新世纪——全球庆典节目联播”音乐总监、作曲等。多年来，张小夫先后入选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等数十部国内外文化、科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众多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杂志也对张小夫的现代电子音乐活动进行了专访和报道。
2007年，张小夫受国际电子音乐联合会邀请，参加了第37届法国国际电子音乐节。在著名的布尔吉斯国际电子音乐大赛中，张小夫参加了预赛和决赛的全部评选过程，成为第一个在国际重大电子音乐比赛中担任评委的中国作曲家。
张小夫的音乐创作作品丰富，兼容交响音乐、民族音乐和现代电子音乐，主要作品有：现代电子音乐《不同空间的对话》、《天问》，民族管弦乐《咏春三章》，室内乐《玄、渲、悬、泫、旋》，交响乐《满江红》，以及现代电子交响乐、影视、舞蹈、流行音乐等作品。张小夫的多部作品在中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及中国台湾、香港的作曲比赛和音乐节中获奖和演出。
著名的青年女作曲家陈怡是吴祖强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上学时就曾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1977年，陈怡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在吴祖强的教授下，于1983年和1986年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文革”后与第一批学生陈怡、陈远林
十几年来，陈怡不仅将东西文化融会贯通，而且创作出大量独具特色的音乐作品。她是第一个在美国举办个人专场多媒体交响作品音乐会的女作曲家，在世界舞台上以现代风格有力地弘扬了中国文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06年，已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终身特级教授和美国艺术科学院终身院士的陈怡，被中国教育部聘为中国人文学科唯一的一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与恩师吴祖强一起为祖国培养新一代音乐人才贡献力量。
对于吴祖强在我国音乐教育战线辛勤耕耘、成绩突出的卓越贡献，王安国教授同样给予了极高评价：
“近20年来，吴祖强在培养作曲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是目前中央音乐学院指导作曲研究生（特别是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最多的导师。他的学生如陈怡、陈远林、张小夫、黄多、董葵，以及徐昌俊、范乃信、郝维亚、刘湲、王宁、贾国平、董立强、向民等，这批‘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如今已成为我国作曲界新生的中坚力量。早期的还有如孙亦林、郑秋枫、刘廷禹、王立平、张筠青、丁丕业、陆松龄、杨碧海等一批老学生，这些弟子们各有骄人的成绩，大都已成为国内外乐坛成就斐然的作曲家。
……如果中途改行做了行政工作，其结果有可能是多了一个政府‘官员’，但同时却少了一个能培养出一两代、甚至两三代中国作曲家的优秀教师。”
2.与茅盾先生的忘年之交
吴祖强与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先生相识的时候，是在20世纪40年代，那时的吴祖强，还是一个经常跟随全家人躲避敌机轰炸、在重庆读书的中学生，因而他与茅盾先生的友谊可说是“忘年之交”。
说起来与茅盾先生的相识，还离不开大哥祖光的引领。当时处于抗日战争大后方的重庆，已逐渐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那里不仅聚集了一大批戏剧文化团体，更聚集了在那个时期创作出优秀话剧作品的郭沫若、曹禺、茅盾、老舍、田汉及吴祖光等文化名人。
正是在这个时期，茅盾先生开始创作话剧《清明前后》。而中学生吴祖强一家人也是在这个时候与茅盾先生一家相邻不远，住在远离市区的唐家沱。这以后，也就有了大哥吴祖光带着六弟去茅盾先生家的来往。
实际上，少年吴祖强第一次与茅盾先生“打交道”时，还未曾与茅盾先生见过面。当时，正在唐家沱创作话剧《清明前后》的茅盾先生已经写出了非常详细的分幕提纲，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为他抄写。了解到此事的吴祖光立刻向茅盾先生推荐了自己的六弟吴祖强，因为他相信，既然聪明的六弟在上小学时就能够主动帮助哥哥把《正气歌》剧本工工整整抄下来，那么此时已经上中学的六弟就一定能准确无误地为茅盾先生完成誊写文稿的任务。
于是，大哥吴祖光将茅盾先生的原稿拿回家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六弟。此时正是暑假期间，吴祖强立刻欣然领命。他觉得作为一名中学生，能够亲自动手为中国的大文豪茅盾抄写文稿，实在是件快乐之事。吴祖强自幼爱读书，很早就读过茅盾先生的《子夜》等名著，他的心中一直对茅盾先生充满了敬慕，因此对于大哥交给的任务自然是乐意之极、全力以赴。
打开茅盾先生的原稿，吴祖强看到，在通篇都是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文稿上，果然是圈改很多，阅读起来确实有些不便。于是准备就绪后，吴祖强开始认真仔细地誊写原稿。只是一边抄写，一边心中感到不好意思。比起茅盾先生那流畅、秀丽的小楷原稿，他总觉得自己的字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第一次见到茅盾先生，是在茅盾先生位于唐家沱的家。当大哥吴祖光带着他的六弟走进门的时候，少年吴祖强惊奇地发现，这位享誉中国的大作家竟是一位身材不高、十分温和的人，他谦逊又亲切，就如同他端秀的蝇头小楷一样温文尔雅。
茅盾先生说话虽然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但吐字清晰，说起话来不急不忙，更让人感到他的谦虚平和与不凡的风度。提起吴祖强自我感觉“很不好意思”的抄写文稿，茅盾先生则是一个劲儿地夸奖：小小年纪的中学生竟是抄得如此清楚无误。接着，茅盾先生很认真地对吴祖强说：“如果话剧上演，一定要请你去看戏。”
这一段为茅盾先生创作的话剧《清明前后》的分幕提纲誊写原稿和与之相识的经历虽然谈不上有多少“传奇”色彩，但是一个刚刚上初中的学生，就能够与中国著名的作家“合作”，毕竟不是一件平常事，因此，在音乐家吴祖强的记忆中，曾在少年时为茅盾先生誊写文稿的情景，也成为他在与茅盾先生相识的几十年岁月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后来吴祖强在《追念茅盾先生》一文中曾回忆说：
“……那时我年少，不大会应对，和茅盾先生谈话很少，但他在《清明前后》文稿中显露出的一丝不苟、反复修改的极其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深深印入了我这个少年誊写者脑海之中，而初次见到茅盾先生时给我留下的文质彬彬的谦虚长者的音容，则在我的印象中后来一直没有任何变化。
过了一些时候，《清明前后》正式上演了，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在重庆观音岩路口遇见他和沈太太（我这样称呼他的夫人孔德沚），他叫住了我说正要找我，并立即从大衣里面口袋中掏出两张戏票给我，让我去看戏……”
新中国成立后，成长为青年的吴祖强早已走上了学习音乐的道路，几乎再没有了专门为茅盾先生抄稿效劳的机缘。但是茅盾先生却从来没有忘记当年那个在重庆为他“清楚无误”抄写《清明前后》分幕提纲文稿的少年。每一次见到吴祖光时，他都会关心地询问六弟祖强的近况。吴祖强虽然因为觉得茅盾先生工作太忙不宜去打扰，但在心中始终保有少年时茅盾先生留给他温文尔雅的形象。
后来，茅盾先生曾来看过舞剧《鱼美人》的演出，却未及与吴祖强说什么话。再后来，吴祖强还见到了茅盾先生就大哥吴祖光创作的京剧剧本《卓文君》写来的长信以及他在《卓文君》誊写本上以工整楷书所加的许多“眉批”。只可惜这份珍贵的《卓文君》眉批本和那封来信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被抄走而永远失去了下落。
差不多是在1970年，吴祖强终于得到了和茅盾先生交往的机会。这个时期，由于中央音乐学院已关门，吴祖强不得不离开教学岗位来到《光明日报》音乐编辑组。为了研究苏联“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时期对我国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的影响，编辑组决定采访当年的老同志。在吴祖强的提议下，他们决定亲自采访茅盾先生。
吴祖强终于找到了仍然住在老文化部后小楼的茅盾先生，在昏暗的楼梯口，他终于见到了拄着拐杖缓缓走过来的茅盾先生。认出眼前就是30多年前为自己清楚无误誊写文稿的“小友”时，茅盾先生十分激动。历经风雨，当年重庆唐家沱的中学生和中国的大文学家终于又相聚了。吴祖强觉得，此时的茅盾先生虽然行走不便，但眼神很好，说话的语调仍是那样平静从容。只是茅盾先生明显地衰老了，他的夫人沈太太也因患糖尿病而先走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当年那个曾为他抄写文稿的少年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去看望他，茅盾先生自然十分高兴，临别时，他还不忘向“小友”关心地询问同样处在特殊时期的吴祖光……
少年时的誊写文稿，“文革”时的看望，无论是茅盾先生文质彬彬谦逊长者的音容，还是与茅盾先生相处的往事，吴祖强都一点一滴地记在了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