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正则言不顺”
中国人是深受孔子影响的，这体现在人们日常的言行和思维方式之中。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或者名正言顺。”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在有正经根据的情况下做事，说话办事才能顺顺当当的。实际上，这句话出自孔子之口。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正儿八经的根据便去做事，那就会后患无穷。一个人做事要有个正儿八经的根据或者名目，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
然而，要给一件事情找到个根据很简单，只要做事情的人认为他的理由是有根据的就行了。因此，我们的身边就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现象：歹徒正在行凶，路人只知看热闹却无一人见义勇为。要问这些人为何这样做，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在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是个有根据的理由，但是这样的理由是正经的吗？看来，重要的不是找到理由，而是找到正经的理由。那么，什么才是正经的理由呢？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已经面临崩坏的危险，这种危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诸侯国相继发生的大臣反叛君主事件。比如，在孔子出生的鲁国，有三个专横跋扈的大夫，他们分别是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这三个人不仅把持着鲁国政权，而且最终将国君鲁昭公撵出鲁国，夺取了政权。这样的事件在当时层出不穷，有些国家的大臣甚至为了取得王位，不惜狠下杀手。一时间，各诸侯国腥风血雨，老百姓也跟着上层政治斗争遭殃。
孔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他的“正名”学说的。在孔子看来，所谓的“正名”其实就是“该什么样，就怎么样”。也就是说，一个人该是什么样的人，他就要像那样行为。相应地，上面所说的“正经理由”就是：一个人做的事必须是他该做的，这才是他做这件事的正经理由。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那些见义不为者所谓的理由，就根本不成其为理由了：只要是一个人，在同类遭遇危难时都应该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个人本应该做的；现在这些见义不为者不仅不这样做，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是在保护自己，其名不正言不顺就很明显了。
“该什么样，就怎么样”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出自《论语·颜渊》，其中记述了孔子的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孔子在鲁国内乱后，来到了相邻的齐国。当时齐国的国君齐景公也面临着鲁昭公一样的危险——被大夫陈恒玩弄于手掌之中，随时可能倒台。于是，他就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知道齐景公的忧虑，便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表面意思是说，君主应该像君主的样子，大臣应该像大臣的样子，父亲应该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应该像儿子的样子。其实，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在暗示齐景公：如果要把持住政权，那就像个真正的君主一样行为，不能被权臣玩弄。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在孔子那里，“正名”的意思主要就是指一个人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干什么样的事。如果不该是某个样子的人，却干了那个样子的事，就属于“名不正言不顺”之流。
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名不正言不顺的人和事太多了。在《论语·八佾》中，就记录了两件这样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孔子知道了季孙氏在自家的庭院里用周天子的八佾礼仪来奏乐舞蹈，于是他就很生气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的意思是说季孙氏连这种不该做的事都敢做，那还有什么事不敢做？另外一件事情是，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在祭奠祖先的仪式完成后，都使用周天子的礼节唱着《雍》诗撤去祭品。孔子知道后，对弟子感叹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在孔子看来，《雍》诗是周天子祭祖时才能用的，它里面那句“助祭的是四方诸侯，主祭的是庄严肃穆的天子”怎么能够在三个大夫的祭祖仪式中使用？正是由于有这么多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这位“至圣先师”才会感到无限的遗憾。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会遇见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这些事情虽然同样名不正，但是却毫无言不顺的迹象。比如，上文说到的见义不为者，他们就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觉得羞耻，相反还会自以为精明，自以为“明哲保身”，说起话来毫无愧色，一脸正义凛然的样子。更有甚者，还会嘲笑那些见义勇为者是傻帽。
名不正者虽然面目可憎，但是还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才行。在孔子看来，要想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统治者以身作则：“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见《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很明显，只要统治者自己带头做那些该做的事情，人民便会效仿统治者去做他们该做的事。这句话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统治者的言行对老百姓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治理者本身都在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又怎能够让老百姓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