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未始有常也”
“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
在上一小节里，我们讲到了《淮南子》里面的道家思想——“凡事顺其自然”。在《淮南子》一书里面，这种思想可以说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但是我们也知道，《淮南子》是属于杂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而所谓的杂家学派其实就是将先秦诸子的各主要学说集合到一起形成的一个思想流派。因此，在思想内容上，《淮南子》就不仅包含了道家的思想，还包含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其中，这里要讲到的“处世要灵通”的思想就来自于《淮南子》里面的法家思想。
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些做事喜欢钻牛角尖的人，这些人总是用一种思维模式思考所有的问题和处理所有的事情。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也总是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所有的人。因此，这样的人在处世的时候，就显得很呆板，一点也不灵通。对于这种人，估计是很少有人愿意跟他们打交道的。
其实，一个人要学会处世的灵通也不难，只要他或者她懂得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进而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言行就行了。可是，很多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在学会处世灵通这个问题上，人们也经常犯纸上谈兵的错误。那么，要怎样才能学会处世的灵通呢？我觉得，人们之所以难以做到真正的处世灵通，还是由于他们没有理解什么才是灵通。如果要简单地回答，我们可以说灵通其实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具体问题具体办。也就是说，在变动的世界之中，凡事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处理规则，都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决定什么才是正确的、有效的处理办法。这只是我对于灵通这个词语的解释，更详尽的解释其实体现在《淮南子》里面。我们要学会灵通的处世，是不得不去仔细品味这本书的。下面我们就进入《淮南子》，在它的字里行间去感受那灵通的处世方法吧！
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淮南子》里面，并不是直接解释什么是处世的灵通方法的。在《淮南子》里面，讲到的更多是统治者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来治国。尽管如此，道理却是相通的——既然一个治国者都需要采用灵通的方法来处理政事，那么对于一般人处理日常事物来说，灵通的方法也是适用的。因而，在下面的讲述之中，我们将着力探讨统治者如何采用制度来治国。
在讲述韩非子思想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法家学派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由于历史的发展变化，所以人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历史。当历史情况发生了变化时，就需要根据变化了情况处理事情，千万不要做那种傻瓜一样的“守株待兔”者。具体到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上，就需要统治者学会因地制宜地采用各种制度措施，如此方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这些学说和思想，其实在《淮南子》里面也有所体现。在《淮南子》里，作者认为只要是制度，那么就是由人来制定的。既然是人定的，就肯定有个适用的期限。在这个期限之内，使用这种制度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一旦过了这个期限，这种制度就未必那么适用了：“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见《淮南子·汜论训》）大家看，就连圣人制定礼乐也只是为了满足一时之需，并不是把它当作万世不变的治国工具，这就是“礼乐未始有常也”的意思。
既然如此，那么统治者治理国家就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推移来采用不同的制度了。如果要用《淮南子》的原话说就是“与化推移”。 “与化推移”又是指的是什么？《淮南子》的作者给出解释道：“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见《淮南子·齐俗训》）也就是说，治国者并不是要学着使用以前已经有过的各种制度，而是要学习这些制度之所以成其为制度的原因，只有这些原因才是永恒不变的“与化推移者”。之所以需要这样的原因很简单：外在情况是随时会发生变化的，如果只是学会了用各种既有的办法处理事务，是很难不出差错的。因此，重要的就不再是学习具体的方法了，而是学习这些方法的精髓。懂得了精髓，自然就懂得了怎样处理事务。实际上，这样的处世方法就是一种灵通。
如此说来，灵通就不仅意味着按照具体情况来处理变化了的事情，还需要在变化的事情之中看到那些不变的因素，从而采用某些通用的办法来加以处理。用《淮南子》的话说，就是要懂得去“与化推移”：“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见《淮南子·汜论训》）同样的，一个人只要灵通地处世，又怎样不能获得成功和友谊？
§§《朱子大全》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先秦思想史上，曾经出现了很多的“子”，也就是著名的哲学家，这些人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时代。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有另外的一些“子”，他们虽然前承先秦思想家的学说，却也建立了各自的思想体系，而且影响中国人至深，这些“子”就是著名的“宋五子”。说“宋五子”，自然说的就是宋朝的五位思想家了，他们分别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邵雍。这些人各自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观点，最终他们的观点在一位影响中国人更为深远的思想家那里得到了集成，这个人便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朱熹。
在一般中国人眼中，朱熹的名字是跟“四书”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四书指的是儒家的四本经书，它们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四本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影响中国人好几千年。到了宋朝的时候，这四本书更是被推崇为经典。因而，朱熹就对它们逐一进行解释，写成了著名的《四书集注》，我们今天读到的“四书”主要就是朱熹的集注本。
然而，朱熹的成就绝非一本《四书集注》，他一生著作等身，通过这些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宋朝的理学思想，“宋五子”以来的理学在他那里得到了汇总和升华。由于这个原因，朱熹才被誉为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出生于公元1130年，去世于公元1200年，字元晦，是安徽婺源人。由于朱熹思想超绝，人称朱子，死后还被缢号“朱文公”。虽然如此，我们今日品读朱熹，却不能够因为他的名声大就失去客观性。一方面，我们得承认，朱熹在“宋五子”以来的理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因而起到了承继理学“道统”的作用。同时，由于他自己对理学思想的独特发挥，因此理学到了他那里才真正地成为了一门系统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朱熹是个继往开来的大思想家。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见朱熹思想的局限。用台湾史学家李敖的话说，朱熹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过于武断、过于主观。本来，解释儒家的经典著作，需要的是科学和客观的精神。朱熹的解释，实际上就背离了这个精神。举个例子来说，朱熹曾经没有做什么考证，就把《大学》归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另外，他还说《中庸》是子思的作品。对于这些重要的问题，朱熹并没有做仔细深入的研究，的确是显得太武断了。
可是，朱熹为何要做这样的论断？有学者解释说，他这样解释儒家经典是为了证明儒家“道统”的连续性，进而推崇儒家思想。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如果只是一味的推崇儒家思想，而不顾及其思想与老百姓生活的结合，这样的解释迟早会被人们抛弃。怪不得，到了清朝就有思想家出来骂朱熹是在“以理杀人”了。
不过，话说回来，朱熹思想的缺陷掩盖不了他的伟大。毕竟，在宋朝那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有这样一位思想家出来将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还是能够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的。而且，对于后世中国来说，这位思想家的学说其实也是影响久远的。因此，今日品读朱熹的《朱子大全》，我们既要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也还要带着敬畏的眼光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