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大跃进”的发动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在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运动，它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大跃进”运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把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定性为“反冒进”，并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上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接着1957年10月27日，党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号召农业“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这之后，各地一哄而起，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兴起了1亿农民参加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
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发言，公开宣布了中国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这标志着大跃进运动从农业领域扩展到了工业领域。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以“乘风破浪”为题，要求“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1958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上海党代会时，明确提出了“以促进派的革命气概实现全面大跃进”，这意味着“全面大跃进”成为全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一致的口号。无论是经济领域、文化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要“大跃进”，在指导方法、领导作风、精神状态乃至人们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等精神领域的建设速度，也要处于“大跃进”的状态。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一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大跃进”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使国民经济水平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造成了我国1959～1961年的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
滥用各种有效资源，使得土地荒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人民生活更加贫苦。“大跃进”期间许多不符合条件的土法炼钢使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底，全国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而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把家里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了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大跃进”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在“大跃进”期间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主要死因为饿死。
今天，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布满鲜花和荆棘的探索之路，我们有太多的感慨。感慨之余，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一段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帝王专制思想根深蒂固，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很难一时消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制度是带有根本性的。如果政治系统中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在错误发生之前对其加以制止，在错误发生之后及时地对其进行纠正，那么积重难返，将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更多的政治悲剧将会重演。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权力滥用，建立和完善适当的权力制约机制、权力平衡机制和权力纠错机制，防止任何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决策过程中出现失误和偏差。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政策，必须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归根到底是把马克思主义落脚到了发展生产力上，紧紧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的实际。而“大跃进”擢发升天式的“超英赶美”，大办食堂、“一平二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最大的失误应归结于对社会发展阶段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放开肚皮吃饱饭”的结果是食不果腹，连老百姓的生存权也失去了保障。因此，我们必须记取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放卫星”的深刻教训。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尊重科学知识，遵循客观规律。我党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告诉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就有可能取得胜利，偏离了这个原则，就会陷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泥潭，导致实际工作的偏差和失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要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更是一项十分艰巨和长期的历史任务。既无现成的答案可供选择，也无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这就要求我们从基本国情出发，从社会经济客观事实出发，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避免“大跃进”中的“冒进”思想再次盛行，打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
（贾德辉杨乃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