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孔子认为，出使他国，能够不辱使命，就可以算作是一个仁者了。可见孔子对外交使节的重视，也可从中看出出使之难。而出使之道，就在于不亢不卑，亢则招祸，卑则辱国，北宋年间的富弼出使契丹，可以看作是不卑不亢的典范。
【事典】
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夏不断侵扰北宋北部的边疆地区，双方战争频繁，契丹往往在战事上处于有利地位，于是，契丹乘机派使者前来要求割让瓦桥关以南的土地。
富弼奉命出使契丹，对契丹的君主说：“我们两国相交好，至今已有四十年了，如今忽然请求割地，这是为什么呢？”契丹君主说：“你们的南朝（契丹人对北宋的称谓）违背了盟约，堵塞了雁门关，增加水塘，修筑城墙，整编民兵，你们想干什么呢？我的大臣请求举兵南征，我说，不如派使者请求割地，如果达不到目的，我们再发兵也不迟。”
富弼从容不迫地说：“你们北朝（北宋人对当时契丹人的称谓）难道就忘了章圣皇帝对你们的大恩大德了吗？当年，澶州之战，如果皇上听从众位将军的话，你们的兵马就不会有一个逃脱的。况且，你们与中国之间通好，仅有双方的君主享受其利益，大臣和将军们则一无所获；如果用兵打仗，就会使利益归于臣下，君主只有承担战争的祸害。所以那些劝你用兵的人，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打算的。当今中国封疆万里，雄兵百万，你们用兵，能保证一定得胜吗？假如侥幸取胜，所损失的军士和马匹，是由群臣来补充呢？还是由君主来承担呢？如果两国不断交往，岁币全部归君主所有，群臣又能得到什么呢？”契丹主恍然大悟，连连点头。
富弼又说：“我们填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西夏的元昊；增加池塘里的水，并非始于现在，而是始于何承矩，事情发生在两国通好之前，跟两国的关系无关；修正城墙，是因为城墙破旧，登记民兵，是为了补缺，并不是违背盟约。”契丹主说：“虽然如此，但关南之地，是我们的祖宗留传下来的，应当还给我们。”富弼说：“后晋割让卢龙贿赂契丹，周世宗收复了关南之地，都是前朝异代的事了。如果我们各自都要重算旧账，收回自己的土地，难道会有利于契丹吗？”
富弼退出后，契丹的大臣刘六符对富弼说：“如果我们的君主不愿意接受钱帛，坚持要你们割让十个县，又怎么样呢？”富弼说：“我国的皇帝是为祖先守卫国土的，怎敢把土地轻易地割让给别人？你们所需要的，不过是赋税罢了。我国皇帝不忍心使两国的百姓死于战争，虽然不会给你们土地，却可以增加钱帛来代替。如果契丹一定坚持割让关南的土地，这就是存心要毁坏盟约，只是以此为借口罢了。”
第二天，契丹君主请富弼一同去打猎，他趁机把富弼的马拉到自己跟前，对富弼说：“我如果得到关南之地，两国就可以永远和平。”富弼回答说：“既然契丹以得到领土为荣耀，我们大宋也就必然会以失去领土为耻辱。兄弟之国，怎么能一荣一辱呢？”
等打完猎回来，六符对富弼说：“我国的君主听了您关于荣辱的论断，十分感慨，现在只有联姻一事可以商议了。”富弼说：“联姻一事，以后是十分容易发生误会的。我国长公主的陪嫁，不会超过十万缗钱，哪里比得上输纳岁币，年年都有永远享不尽的好处呢？”
富弼回来后，把他出使的情况向仁宗做汇报，皇帝同意增加岁币的方案，契丹君主说：“你们既然同意给我们增加岁币，措辞时就应当用‘献’字。”富弼对他说：“大宋是兄长，契丹是弟弟，哪有哥哥向弟弟献礼的说法呢？”契丹君主说：“那么应当用‘纳’字。”富弼也没有同意。契丹君主说：“你们既然同意用重金赠给我国，实际上就是惧怕我们了，用这两个字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我举兵南下，难道你们不后悔吗？”富弼说：“我国的皇帝备极仁慈，兼爱南北两国的百姓，所以不惜改变过去的盟约，这怎么是惧怕呢？假如万不得已，非用兵不可的话，那么，肯定会以是非曲直论胜负，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契丹君主说，“你不要固执了，这种事是古已有之的。”富弼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时因为要向突厥借兵，当时馈赠有时称为‘献’和‘纳’，后来突厥首领被唐太宗擒获，哪里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呢？”契丹君主知道富弼的决心不可动摇，就亲自派人到大宋朝廷来商议。宋仁宗采纳了晏殊的建议，最终同意用‘纳’字。
【评议】
使臣说话，高傲了就容易引发祸端，自卑了就会给国家带来祸害。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来，宋朝西部的边境不安定，怎么可以再挑动北方的契丹跟自己为敌呢？富弼的处境是十分相当困难的，他回答契丹君主的话，不卑不亢，大义凛然而又威武不屈，没有献媚巴结、苟且偷安的过失，可以说得上不辱君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