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巧合。所谓巧合，是指按照阴阳家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政治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对应。在传统社会里，这些巧合由于被附加上了种种神秘的解释而显得扑朔迷离。
【事典】
据说，天子既接命于天又归命于天，所以他们死亡的时候，天地之间总是要发生一些惊天动地的变化，它们正是天人感应理论的显现。下面仅就《后汉书》中记载的后汉几位皇帝的死，来看看出现的所谓天象。
光武帝死前两个月，日食。
明帝死前两个月，有星冲撞太微。
和帝死前六个月，地裂。
殇帝死前两个月，三十七郡国水灾。
安帝死亡当月，日食。
顺帝死前一年，凉州大地震。
冲帝死前一年，大地震，且水涌地裂。
质帝死前一个月，海水溢，太白星犯荧惑。
恒帝死前两个月，六州水灾，渤海水溢。
灵帝死亡当月，日食；
献帝禅让帝位于曹魏当年，日食。
当然，也有许多人就不相信天命，这些人往往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有人就不相信定数不可改变，认为通过德政是可以改变“既定的命运”的。例如，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十六年春天，宋国的境内落下了五块很大的陨石，还有六只（益鸟）鸟退着飞过了宋国的国都。宋襄公感到非常恐慌，就问他身边的大臣说：“这是什么预兆？有什么吉凶？”大臣叔兴说：“今年鲁国有大丧，明年齐国有动乱，不过，君王将会得到诸侯的保护，但不会维持多久。”其实，他是不相信这些的。他出来之后对别人解释说：“国君这个问题问得不恰当，这些天上现象本来是和人间的事无关的，与人事吉凶无关，人事的吉凶只是由人的行为所决定的，怎么会由上天决定呢？我所以这样回答他，实在是因为不敢违抗国君的缘故啊！”
据《晏子春秋》中记载，有一次，景公看见西面天空有颗彗星，就召来大臣伯常赛祭祷，以消除彗星带来的灾难。晏子说：“不行。这是上天的示意。日月周围的云气变化，风雨异常，彗星出现等等，都是上天看到世间将有变化，用这些作为凶兆，来警告不敬之人的，来提醒人事的。大王若是振兴文教、接受劝谏，广修德政，即使不派人祈祷，彗星也会自动消失。可现在您饮酒作乐，不修朝政，还亲近小人，宠爱优伶，厌恶礼乐法度，排斥圣贤之士，哪里有空闲对付彗星呢！您即使能通过祈祷除掉这一颗彗星，也将还会有新的彗星出现。”这次，景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
据《旧唐书》记载，唐朝初年，国家安定，唐太宗在几位大臣的建议下萌生了“封禅”泰山的想法。
所谓“封禅”是古代帝王举行的一种祭祀上天的大礼，其规模是十分巨大的，花费之巨是可想而知的。因而，魏征作为谏臣据理劝止，他对唐太宗陈述道：“假设说，有个人得了一场大病，十年卧床不起。现在经精心治疗复原了，逐渐恢复正常。就在这个时候，让这个人背上一石米，一天走上一百里地，那他受得了吗？隋末动乱不止，现在国家初步安定，丧乱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治理，国家、百姓都还不能说完全富裕了。这时封禅，向上苍宣喻我们大唐的事业已经完成，臣认为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魏征引喻确切，忠贞之情溢于言表。唐太宗无理反驳，便决定推迟封禅的时间。
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天干地支纪年法中的丙午年和丁未年是凶年，如果从有记载的汉朝算起，确实在这两年经常发生比较大的内忧和外患。
汉高祖在丙午年（公元前195年）驾崩，权柄落在吕后手中，吕后对刘氏家族大加杀戮，几乎倾覆刘家宗庙。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为丁未年，这一年，出现了名叫“蚩尤旗”的彗星（状似旗，古人认为此星一现，战祸就起），横亘天际。这年春天，戾太子刘据（后被汉武帝所废）出生。也就在这一年，汉朝开始命令大将率兵征伐匈奴，从此以后，双方战争三十年，死伤无数。后来因为受汉武帝的陈皇后巫蛊案的牵连，生在这一年的太子刘据与他的两个儿子一起被害。
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为丁未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登基，因刘贺多行淫乱，旋即被废，在这一年中又立汉宣帝。汉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为丙午年，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为丁未年，外戚王氏家族正处昌盛，王莽被封为新都侯；赵飞燕被封为皇后。由此，酿成汉朝基业被王莽所篡之祸。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又分别为丙午年、丁未年，当时虽然海内外平安无事，然而，这一年汉朝与南匈奴结盟共抗北匈奴，为后来的南匈奴首领刘渊在西晋末年起兵祸乱中原埋下了祸根。
汉殇帝继位于延平元年（公元106年），为丙午年；第二年为丁未年，汉安帝即位，东汉的衰败正是发源于这两年。汉桓帝驾崩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这年为丁未年，汉灵帝此年继位，汉朝衰亡。
曹魏时，魏文帝在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驾崩，这一年为丙午年，魏明帝登基，由司马懿受遗命辅政。司马氏专权，然后灭魏，其祸始于这一年。
西晋时，晋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和太康八年（公元287年）分别是丙午年、丁末年，此时，晋惠帝还是东宫太子，后来的“五胡乱华”就来源于这两年。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分别为丙午年、丁未年，后来篡夺唐朝江山的女皇帝武则天，这时已在后宫。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是丙午年，景宗元年（公元707年）是丁未年，此时武则天篡唐的事已经可以明见。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分别为丙午年、丁未年，安史之乱平定了，但唐朝却采取了很不明智的举措，把投降的安史之乱的余孽安置在河北各地做节度使，遂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最终导致唐朝灭亡。
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为丙午年，唐敬宗被宦官杀害。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为丁未年，唐文宗开始统治全国，但还没有过十年，就酿成“甘露之变”。
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分别是丙午年、丁未年，天下大乱之际，僖宗逃亡，襄王被立为皇帝。
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为丙午年，后晋亡于契丹。
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为丁未年，第二年却出现天书祥符等事，结果大修宫观，大搞封禅活动，使国家的财力人力大为消耗。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607年）为丁未年，王安石进入朝廷，后来变法活动，扰乱国家。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为丙午年，金兵围攻汴京，次年为丁末年，宋高宗去世。
宋朝以后的情形，不像宋朝以前的情形这样明显，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出来，在这两年内的忧外患确实要比平常的年景多一些。
也许，上面的那些灾难都是巧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什么样的巧合都是可能发生的，更何况我们再去刻意地寻找呢？也许，下面的灾难年号也是巧合。
据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自从汉武帝刘彻用“建元”作为年号以后，至宋代的一千多年之间，皇帝的年号有好几百个，其中为时代治乱离合而趋吉避凶、故意附会的年号更是不可胜数。但据说其中有不少年号较为明白地预示了吉凶。
如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年号“永昌”，当时的名士郭璞解释说，“昌”字是个非常不吉祥的字，表示有二个太阳。当年冬天，晋元帝果然死了。
东晋桓玄擅权时，将晋安帝的年号改为“大亨”。有人说，这两个字分开，可以解释成“一人二月了”，即“大”字分为“一人”，“亨”字分为“二月了”即有一个人要在二月里完蛋。次年二月，桓玄果然失败了。
萧栋和武陵王在同年当皇帝，都以“天正”为年号。有人说“天”字可以解释为“二人”，“正”字可看成是“一年即止”。这样二者合起来乃是“二人一年而止”。后来果真如此。
北齐文宣帝高洋以“天保”为年号。有人说这二个字可以分为“一大人只十”。高洋果然在位十年就死了。
北齐后主高纬以“隆化”为年号。把“隆”字的后两画移到“化” 字上，便成了“降死”；安德王延宗以“德昌”为年号，可以说成是“德有二个日（太阳）”。这都是不吉祥的，事实上这几个帝王也都没有好的结果。
北周武帝宁文邕以“宣政”为年号，这两个字被看成是“宇文亡日”；宣帝以“大象”为年号，则被看成是“天子冢”，在位仅一年。
隋炀帝杨广的年号为“大业”。根据“业”字的古字，“大业”便可以看成是“大苦末”，隋朝是一个生灵涂炭的时代。
唐僖宗的年号为“广明”。根据“广”的字繁体字，这二字可以看成是“唐去丑口而着黄家日月”，即预示着黄巢造反的祸患。
宋钦宗赵桓的年号为“靖康”。可以看成是“立十二月康”，果然在他在位一周年后就被金人掳走，由赵构建立了南宋。
宋神宗末年准备更改年号，公卿大臣拟出了三个年号送给神宗，这三个年号分别是“平成”、“美成”、“丰亨”。神宗看了以后认为，“成”字右边带戈，“美成”好像是“太平都负戈”，觉得不吉祥。“亨”字下面好像“为子不成”，即做儿子少了一横，不如把“亨”去掉，边上加个“元”’字”。于是便改为“元丰”。
【评议】
今天看起来，上面的例子很好笑，也许我们觉得古人的这种做法实在有些愚蠢，甚至不可理喻，然而，这在古代却是事实，这些观念甚至对古人的生活乃至重大的政治活动和决策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事实上，即使是今天，这些观念也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今天罗列这些事例，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认清事实，辨明是非，以破除封建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