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师资课程极端失望，而“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内心世界“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这成为引动学潮的普遍症结之一。在兄长们留学热的影响下，他们对欧、美、日本以至于京师、上海、省城无限向往。然而，奋飞的激情遇到家庭阻挠，对外部世界的美好憧憬和周围严酷环境之间的强烈反差，更加搅乱了已经波澜起伏的心神。社会不能为之提供正常的表达宣泄渠道，学生便自己起而开通。一旦遇到压抑阻碍，冲突一触即发。于是，“在校内便时常爱闹风潮，在校外也常惹是非”。以哄闹戏院为典型的学生社会风波到处发生，同样是这股躁动的社会势力对旧秩序的冲击破坏，只不过带有几分本能的野性。过渡社会的动荡使学生追求动荡的人生，以打破传统社会按部就班的僵局，在没有现成位置的旧体系中开拓新的空间。
学堂宽纵，学生多向社会寻衅，学堂压制，便立即冲向校方。嘉定府中学的新班子决心整顿过于放纵的局面，重建权威。不料适得其反，罢课风潮接二连三地爆发。虽然在高压与笼络兼施之下暂告平息，但教职员学问人品均不堪为人师表，难以令自负的青年。心悦诚服。他们视校方为专制魔王，到处发泄积怨，每斥退一名学生，就激起更多人的不满，成为新一轮风潮的直接导因。
中学生在群体与个体方面都是小学生的成熟与扩大。青春期萌动发展为性觉醒，开阔的眼界，增长的见识，使其对强制性他律更加反感。他们求其所无而厌其所有，孤高自傲与声色犬马都成为反抗身心束缚的象征。开贞常以菊、梅自比：“高格自矜赏，何须蜂蝶谀？”“瘦削只缘冰镂骨，孤高宜借月传神。”他追求不加雕琢修饰的天然质朴，“羞以脂粉增颜色，馨口檀心自可人。”而清心浊世的尖锐矛盾激成心灵的病灶，于是或幻想超凡出世，“我已久存厌世心，每思涤虑脱尘俗”，或沉溺于及时行乐，“人生到处须行乐，沽酒临邛莫用赊”《九月九日赏菊咏怀》、《咏腊梅》、《澡室狂吟》、《同友人游怡园》。均见王继权等编注：《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第5—16页。。以放纵自我反抗压抑，用彻底袒露排斥虚伪。而本能的狂恣更加剧了对现实的逆反心理。为了证明自己无所不能，便无所不为。他们精力旺盛，却无处运用，宝贵的青春活力在失调的社会中竟成了负累。从旧理性的牢笼中解脱，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确立，便无拘无束地对一切进行本能批判。早在明中叶以后，这种非理性冲击就已出现，但商人缺少理性升华，容易流于狂荡，思想异端离开天性恣意，又往往复归旧范。以学生为载体的新攻势使感性与理性统一，在灵与肉的冲突下，潜伏着新旧理性的对立。由于长期专制礼教的束缚，心灵枯萎与肉体麻木互为作用。本能放纵乃是打开桎梏、恢复灵性所必需。只有灵与肉同时复苏，才能重构新理性。况且，少年。学子纵情声色与没落阶级醉生梦死形同神异。有人一语道破天机：“洎乎皙种学说漫以输入，自由平等之声，几成口头禅语，而学校中又不能妄肆淫威，乞灵夏楚。无意识之青年。其新道德未来，旧道德渐失，丁兹过渡时代，得不如巨川之溃堤，滔滔汩汩，横溢而四出乎？”老龙：《教员论》，《粤西》第3号，1908年。3月30日。思想与社会载体相统一是感性冲击与理性批判、历史进步与道德进化相协调的先决条件。以自由平等为刺激，又以自由平等为归宿，本身不一定具有进步意义的言行，在合力作用下或从合力角度考察，便带有确定无疑的进步性。
中国社会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结构，给试图更新改造者造成两难局面。道德伦理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支柱和衡量社会价值的天平，不触动则革新事业步履艰难，甚至有名无实，触动过甚则导致理性失范与社会沉沦。人们不能忍受巨大阵痛，只好牺牲理想，重建道德以保障生存。能够解决矛盾、化解两难的社会势力，就掌握了使中国成功地改造发展的钥匙。对此，学生虽有开辟作用，却显然力不胜任。
告别青年。前期以否定倾向为特点的逆反心理，产生了青年。期反抗与否定、依赖与顺从相互作用的矛盾倾向，而对新理性新事物的肯定逐渐增强。章太炎的《国粹学报》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等政治书刊大量涌入学界。学生们鄙弃梁启超的政治道德，却醉心于他抨击清廷、张扬民权的文章著述。除了拿破仑、俾斯麦之类的铁腕人物，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等民主志士成为青年。学生新的崇拜偶像。混沌中新理性之光日趋明亮。
同为中学，省垣与一般城镇又有所不同。近代经济对嘉定的冲击尚处于商品输入阶段，而成都已有实实在在的新兴工商业。嘉定中学独此一家，没有类比就难以形成概念；成都则不仅中学林立，还有高等、法政、师范以及总管全省学务的提学使司。学生们不仅强烈感受到整个学界和社会的黑暗腐败，而且形成对造成败象的根本原因的深刻认识。饮酒放纵虽然继续，所谈论的却是“满口的国家大事，一肚皮的牢骚不平”。议论结果，清政府没有改革诚意，欲救中国，非推倒清廷不可！兴奋与消沉同样表现了年。轻人天下己任的胸怀，而怀疑、失望、焦躁、愤懑、烦恼交织而成的，不只是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浊流，理性升华与感性狂恣相得益彰。
社会与人的演进，导致学潮基调的改变，自发性的反抗泄愤之举发展为色彩鲜明的政治斗争。从1910到1911年。成都学界连续三次掀起大规模罢课风潮，除第一次是反对巡警打伤学生外，后两次矛头均直指清政府。再度卷入斗争浪潮的郭开贞尽管又一次遭受暂时挫折，但政治性学潮给予学生的锻炼考验，远非自发性学潮可比。然而，如果没有无数次自发反抗，以及由此形成的定势选择，学生就不可能具备起码的政治素质。
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内在趋动意识
——群体心态行为分析个体分析表明，学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生身心变化与逆态社会环境相冲突所产生的本能躁动与宣泄，带有明显的自发盲动性。群体为个体之和，但群体动向不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保持个体多向性的同时，通过合力的作用形成总体定势。学潮起因多种多样，有些表面看来微不足道，引起舆论的非议。批评者决非都是卫道士。但在禁令森严之下，学生屡屡因细枝末节而毅然掀起风潮，甚至在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下毫不动摇。有时当局者扬言：“有罢课者，以手枪从事。乃学生不畏恐吓，罢课如故。”《陆军学堂之大拘捕》，《大公报》1911年。6月7日。这种坚定团结和无畏勇气，绝非意气用事所能合理解释，而有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
清政府兴学的目的，在于培养为改善巩固其统治服务的人才，因此，对于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加以严格限制。早在1903年。底就强调：立学宗旨“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这样才能既“造就通才”，又“慎防流弊”《奏定学堂章程》，第2—6页。。学部成立后，于1906年。正式颁布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而以前两项为本旨核心。在统治者看来，“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孔子之道“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因此要求将清朝历代皇帝的功业编入教科，“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进而效法德国和日本，通过教育达到“保帝国之统一”，维持“万世一系之皇位”的目的。同时以儒学为“圭臬”，无论大中小学，经学皆为必修课，“以化末俗浇漓之习”，“务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已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袤，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在此基础上，再以“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的公、武、实，克服私、弱、虚，使“君民一体，爱国即以保家，正学昌明，翼教乃以扶世”。否则，单纯学习西学，“非以图强，适以召乱耳”。《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大清教育新法令》第1册第2编，第1—4页。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有其积极意义。但是，经过历代统治者的解释改造，成为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这种钳制思想、压抑自由的教育宗旨，作为统治思想的重要成分，势必引起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
宗旨如此，据以制定的规则当然处处以约束学生的言行为基准，在本来已经十分苛刻的《学堂管理通则》之上不断加码。1907年。学部要求各学堂落实《学务纲要》的规定，在各门学科考核之外，“另立品行一门，亦用积分法与各科学一体同记分数。其考核之法，分言语、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察”。特别强调：“毋以不遵约束为伸张自由，毋以聚众滋事为能结团体，毋以攻讦教习为程度高尚，毋以破坏道德为思想文明，毋藉口卫生而滋闹于饮食，毋吝惜脑力而腾议于学科，毋自狃于偏浅之知识而侮慢老成，毋自倚于学堂之声势而横行市井。”《学部通过京外考核各学堂学生品行文》，《东方杂志》第4年。第4期，1907年。6月5日。着着针对学潮勃兴而发，显示出封建道统与学生思想行为的尖锐对立。
法规实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执法者，良法操于恶手，尚且荼毒生灵，恶法为恶人所据，更足以置人死地！清末学堂不少为官绅所把持，据京师大学堂等19所各级各类学堂调查，教职员来源结构见下表（见下页）。
另如四川高等学堂有教职员44人，其中进士、举人、生员23人，外籍教师12人，国内外学堂毕业生仅9人。而且总理、斋务长等要职均由第一类人占据。《四川省成都高等学堂总理教员监学委员姓名籍贯表》，《四川教育官报》1907年。第7期。尽管其中不乏开明有识之士，有的还为学生所拥戴，但顽固奸恶之徒、迂腐平庸之辈也不在少数。有人普查南昌学务后慨然叹道：“第就司员一方面视之，非滥竽即钻营，学问道德两不堪问。”倚天生：《南昌之学务》，《江西》第23号，1908年。12月10日。湖北两湖师范学生投书鄂督，大骂：“两湖上自监督下至狗，无不坏者！”《呜呼湖北学界之败类》，《民呼日报》1909年。7月18日。长春师范学堂风潮时，有人赠以对联：“七八个教习大半目不识丁，尽属酒囊饭袋；二三百学生全部肩负行李，俨同晋野楚囚。”《朱中丞申斥师范学生》，《盛京时报》1907年。12月12日。
德才低劣不能服人，便以专横跋扈来掩饰压制。北京女子师范学堂监督自称：“我为监督，犹皇帝也，诸管理员犹各部大臣，女生特百姓耳。岂有百姓而不遵皇帝之命令之理？”《北京女子师范之风潮》，《盛京时报》1911年。3月30日。更有甚者，黑龙江陆军小学总办一面用军棍责打学生，一面厉声呵斥：“本总办用军棍责打你们，尚是文明办法。尔等再犯过，我就用打牲畜之皮鞭打你们！”《陆军小学风潮记》，《民立报》1910年。10月22日。当权者视以主人自命的学生如奴隶牲畜，不反何待！《申报》对此详加分析道：“学校既以利禄为宗旨，故创设学堂者，其对于学生所操之术有二：一曰压制，一曰隐忍。操压制之说者，以为科举既废，欲谋仕进，非学堂莫由，即加以压抑，亦安敢合力相争，以自贻开除之咎。”“操隐忍之说者，以为对学生实行干涉，则易起竞争，……官办者其总办监督必受当道之诘责，或贻撤差之祸；为民立者亦将坠其声誉，致为官场所攘夺。故学校起风潮，乃办理学校者之大忧也。”“复有办理之人，私德多亏，虑学生持其短长；或语言不谨，学生因以告讦。”“学生亦拘然自得，以为无学生则无学堂，学生者，学堂之主人翁也，虽干犯规则，办事者其奈我何？由是规则尽具虚文，教科定于学生之手，而撤退学师，稽查帐目，其权悉属于学生。学生之权既张，若稍拂其请，则以退学相挟，以开会相争，至办理人之虽欲整顿而无由。”《论中国教育之弊》，《申报》1906年。12月3日。这些不偏不倚、亦褒亦贬的评论，倒是反映出不少事实真相。
学堂是国家的缩影，办学者治校乏术，正是统治者治国无方的间接体现。专制与民主的对立在学界高度浓缩，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并非最顽固的教职员作为专制、愚昧、腐败制度的化身，与最激进的学生直接对抗，自然成为学潮首先打击的对象。同辈群体内部的平等关系，科学教育对权威的否定，以及民主思潮的鼓荡，无不增强学生的自由热情。那些细微末节，只是为反抗情绪提供了宣泄的缺口。如饮食风潮招致非议最多，但当时学生定制每餐两荤两素，在各种爱国捐款中，他们宁可节衣缩食，广为奉献。风潮之起，大都出于两种原因。其一，掌伙食者贪污中饱，致使饭菜恶劣不堪。这些人往往由学堂的总办、提调、监督、监学等实权人物夤缘而来，有恃无恐，而且经常凌辱学生。风潮实际上是通过反对他们来打击学堂当权者。其二，不满于饮食上的等级歧视。依学部定制，教职员须与学生同食。但许多学堂办事人利用职权，另起炉灶，克扣学生，餍其私欲，大为学生反感。1907年。重庆中学堂端午节聚餐，教习席馔甚丰，学生“心颇不平”，借行酒令击节唱道：“五月五，两等席，满堂奴隶”，隐寓反对“不平等之意”《学堂饮食冲突》，《盛京时报》1907年。8月14日。。
有些学潮表面看似无进步性可言，如反对严格考试，要求提前毕业和发给文凭等，在某种意义上还表现了惰性。但从中仍可感受到时代气流的鼓荡。1908年。河南公立法政速成学生不满校方延长补习期的决定，监督训斥道：“生等不但不能要文凭，如心中有文凭思想，即非人类。”学生大怒，“诘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前云有文凭，今云无有，此失信者，亦非人乎？”《公立法政学堂之风潮》，《大公报》1908年。4月18日。监督语塞而退，学生亦退学出堂。次年。该省陆军学生反对将原定三年。学制延至五年。“谓官界欺骗学界”《陆军学堂之风潮》，《大公报》1909年。12月9日。全体罢学。本来就心存对抗的学生，丝毫不能容忍当局那种视同草芥、颐指气使、任意愚弄的官态。因此，一些成绩优异的青年。在风潮中同样十分活跃。如就读于武昌文普通中学堂的董必武，成绩一直高居榜首，却带头参加反对校方借考试打击学生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