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学生们轻易不愿冒着断送前程生计的危险罢课退学，这种极端形式，往往是激烈对抗的结果。不论风潮起因如何，在尖锐对垒下，冲突逐步扩大升级，演变成反专制的局部政治斗争。1909年。唐山路矿学堂通告学生考试平均过50分者升级给奖。接着洋教习悬示，如有一科不及30分，虽平均分过50，亦不得升级。“学生等以学堂系中国所设，且有监督牌示，彼洋人何得干预？故不以为然。”不料洋教习果然借此驱逐一名学生。双方争执不下，而总办反令学生遵洋教习之命。僵持十余日，总办复革退39人。学生代表往见，“谓争持不补考之事系全体学生之意，何独革退三十九人？”《唐山路矿学堂散学汇闻》，《盛京时报》1909年。3月25日。经多方交涉，甚至赴邮传部力争无效，终于全体退学。
学潮的层次分布也显示出反专制趋向。据现有统计分析，80%以上的学潮发生于仅占学堂总数1/4的官办学堂中。当然，官办学堂等级较高，学生比较成熟，但下述情况无疑会加强学生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官办学堂比公立私办者压迫禁锢往往更加严厉；当权者更直接代表专制政府，并与官僚集团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非议学潮者每每告诫学生“保全名誉，勿为外人窃笑，勿为全体贻羞，凡我同学，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惟持和平主义坚忍一时，勉成他日大器可也。”《法政专门学生禀批》，《大公报》1908年。1月9日。如果为了集聚力量，进行根本变革，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认为“何不稍自谦抑，而实行爱群合群之主义，永保其秩序于安宁也”《观北洋法政学堂风潮之感言》，《盛京时报》1908年。1月10日。则大谬不然。正是在破坏旧秩序这一点上，当时任何学潮都有其积极意义，消极性是与更为成熟的斗争相比较才显露出来。
在总体应战态势中，学生也发挥出主动性。如果说专制压迫是激发学潮的客观因素，自由平等追求则构成内在驱动力，自发反抗由自觉意识所推动和制约。请看各地学生在风潮中的宣言：
1907年。吉林陆军学堂：“诸生会议谓：中国军法本来严烦，如以之律我辈，将无侧足地矣。且总办之为此，原为便于专制起见，非为造就人材起见。我辈受此专制教育，养成奴隶性根。不如大家散伙，各自归休。”《陆军学堂之风潮》，《盛京时报》1907年。12月28日。
1908年。河南高等学堂：“众议曰：我等目击时艰，情殷向学，原为发达知识，锻炼才能，内而拯救苍生，外而敌抗列强。若为课程革退，却亦正正堂堂，载之报纸，亦可为办学者之龟鉴也。”《河南高等学堂风潮之详闻》，《大公报》1908年。5月31日。
1911年。长春中学堂：学生“群起而宣言曰：我辈求学为国为家，原不在一纸文凭为异日啖饭地也。家人既困不聊生，苛吏之猛又如虎，地方生计，不堪设想。宁废学而去，别求生路，决不忍埋头学狱，坐视家人之困踣也”《长春学生痛哭记》，《民立报》1911年。7月1日。。
福州普通学堂罢课代表刘元栋（黄花岗烈士之一），素得该堂主办者资助，风潮中后者责以不顾情义。“刘大愤曰：此个人事也，不可以例公义。且吾不惜受人资助，正欲出同胞于奴隶籍，而求学以相济也。乃因求学而受人资助，有事即不得自主，是先自陷于奴隶矣，学何为哉！”《刘元栋小史》，《民立报》1911年。6月28日。断然退学，投身社会。
反对专制奴隶，要求自由平等的国民权利义务，这是中国学生横空出世以来发出的石破天惊第一声！在以自由平等为内核的民权与国民思潮的激励下，几千年。士子压抑自我、屈从常规礼法的逆流变成自我解放的潮水。以民主反对专制，是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政治历程与隔绝封闭步入世界的社会历程的统一，砸碎专制制度的枷锁与打破道德礼法的桎梏必须同时并举。在近代国民观念中，社会民主与个性自由相辅相成。学生们一下子就本能地触及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抉择，在他们的旗帜上，鲜明地写着自由平等的醒目大字。上海中西女塾一位学生在毕业试论中酣畅淋漓地以天赋人权阐发自由平等观念，她说：“自有世界以来，其趋势日倾向于大同之一点。”“夫所谓大同者何？自由、平等、同胞而已矣。故自由、平等、同胞，不过区区数名词，而使吾人可爱可敬可歌可泣，形之于梦想，发之于咏叹，希望者希望此，护持者护持此，牺牲者牺牲此。”“夫天赋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固与人类同时而生也。人类存在至何时，则自由、平等、同胞亦将存在至何时，而不可须臾离，离之者必非人矣。”“无自由之思想，则牛马也；无平等之观念，则犬豕也；无同胞之仁爱，则豺狼也，谓之非人，谁曰不宜？”“既人类为同胞，则自然平等，自然自由。且同胞者，平等自由之义举所由倡也。”“彼世人孰能压制我暴虐我，美国于是自立，法国于是革命，斐洲之黑奴于是释放，而自由、平等、同胞之新世界于是发现。”陆秀贞：《论自由平等同胞为生人之原理》，《万国公报》第199卷，1905年。8月。西方资产阶级曾在宗教外衣下修筑地上天国，中国青年。学生对自由平等的讴歌呼唤，对天赋人权的追求捍卫，则是世道刺激远过于神灵感召，即使借助于神权灵光，宗教色彩也相当淡薄。
自由平等意识使学生们敢于挺起身来堂堂正正地反抗专制压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教育方针和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在统治者视为中西合璧的瑰宝，学生却弃如不伦不类的敝履。各校经学课成绩普遍很低。在学生的抵制下，不少学堂减少了读经课时，而学生上课时仍是略为敷衍“即群散而归”。于是，“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人心如是，习尚如是，循是以往，各项学堂于经学一科，虽列其目亦止视为具文，有名无实”③《光绪三十三年。升任两湖总督张奏设存古学堂折》，《张文襄公奏稿》卷四十三。。以致有人惊呼：“朝廷振兴学堂，未见其益，先受其损！”《学堂不得缩短经学时间》，《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6月26日。张之洞对于“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的“种种怪风恶俗”，尤感痛心疾首，声称：“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
学生们除消极对抗外，还公开批判忠君尊孔的道统观念。甘肃文高等学生作文时引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君也者，天下之大害也”的句子，以表达其憎恶情绪。《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片断回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97—106页。福建学生连“诸葛亮事业论”这类题目，都可以用来排泄反对君权的心绪，指这位被历朝帝王尊为一代名相者为“一姓之家奴”。而校方的惩办，反而激起一场风潮。郭公木：《辛亥革命前福州的教会学校和各类学堂》，《福建文史资料》第20辑。苏州常昭公立高等小学学生在修身课试卷中直抒胸臆，“王以谦卷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其理甚谬。’徐曾植卷谓：‘后世谓父为严君，误矣！’程瑛卷谓：‘在朝为臣则认为君，否则吾与君为路人。’张元龙卷谓：‘三纲之谬，彰彰明矣！’王耀祖卷谓：‘三纲中君为臣纲尤谬，盖非我祖父，与我并无关系也。’”在地理考试中，学生庄学耀借题发挥：“君主与臣民，固无阶级。”《总督部堂札准江督咨据提学使樊详请维持名教整饬士风文》，《四川教育官报》1909年。第7期。用自由平等观批驳纲常名教的宗法等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苏州景海女塾一位笔名竞群的14岁女学生赋诗道：“谬哉尼父亦狂颠，漫鼓簧言纵毒传。女子小人终古恨，可怜孔母亦含冤。”《遣愤三首》，《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7年。。对统治者捧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五洲生民共仰之圣”的偶像进行尖刻辛辣的嘲讽。
对于社会舆论的种种非议，学生们也义正词严地予以辩驳。江南将备学生致书对其退学之举颇有微词的《中外日报》，针对该报所谓学潮给顽固派以阻挠兴学的口实，求新反而复旧的论点加以批驳：“自入学之日，此身即非我有，非父母有，非兄弟妻子有，直认为四万万同胞所脔割所齑醢所牺牲之身。”“仆等处亡决之世，存救亡之心，研究救亡之学，苦心热血，真可盟天地而泣鬼神。”“普通退学，本为无罪。因求总办改良功课不之允，各自引退，于公理谅无不合。”《江南将备学堂致〈中外日报〉馆书》，《大陆报》第3年。第12号，1905年。8月10日。强调其退学之举的正当合理。天津法政学生致函贬抑退学的《大公报》，斥问：“贵主笔是何心肝？”并郑重宣告：“窃某等非奴隶学生，安能受此野蛮之压制？西谚曰：不自由，毋宁死。某等之退学，原以求自由也，所持主义，自认与西哲不相背谬。”以此为信念，他们严正要求：“今与贵报约，限三日内速行更正，以自保价值。如再桀犬狂嗷，则某等将据五千年。之历史以辩，不得为贵报谅也。”《答无名自称退学生公启函》，《大公报》1908年。1月12日。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正义行动。
自由平等观不仅是学潮的内在驱动力，而且在民主漩流的翻卷下，浮升到社会生活的表层，“自由”、“平等”成为学界流行的时髦语汇和抗压制胜的法宝。他们与巡警争吵，夹杂着“自由”、“压力”许多新名词，“说的巡警无了法了，就放他过去了”《学生野蛮》，《爱国报》第35期，1906年。。。与人争讼，也“以新学平等之说，倡言无忌”《追缴卒业文凭》，《湖南官报》第49册，1906年。9月8日。。要求转校，根据是“人人有天赋自由之权”《饬革好讲自由学生》，《大公报》1909年。5月28日。。就连女学生课堂里放声高唱庭院内悄吟谩咏的，也是此类新声佳音：“女学社，屋二间，人半百，书一寮，都拼着大地山河一半担儿我辈挑，吴淞江上旭日一轮照耀自由花。”“自由花，何璀灿，文明培根基。茫茫吾神州，女教衰微四千载，我侪出求学，誓将教育救国孱。”刘三：《校歌》；《本校师范毕业歌》，《女学生杂志》第1期，1910年。4月。“课余结伴且还家，趁此春光乐岁华，锄得阶前干净土，满园遍种自由花。”竞群：《春闺杂咏五首》之四，《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一些人对此大加抱怨，指责学生“放着功课不用心学，净学些皮毛，嘴里说些个新名辞，不是起风潮，就是不上课。监学人要一管他，你听罢，什么奴隶我咧，压力咧，不自由咧，种种洋习”回教人秦继昌：《不可无恥》，《爱国报》第90期，1907年。。。
作为向往心声的自然流露，此类言行不免有些浮躁。但是第一，新名词表达了新概念，冲击了旧的观念形态。它们需要逐渐清晰准确，却难以用旧词汇来替代。早在1903年。张之洞等人就对学生作文的字里行间充满“团体”、“舞台”、“代表”、“国魂”、“牺牲”、“社会”、“影响”、“组织”、“冲突”、“运动”等新名词大加攻诋，指为“舍熟求生”，“拾人牙慧”，“迂曲难晓”，主张严加摈弃。《学务纲要》。据说张之洞一生最痛恶新名词，称为“亡国之音”。与人谈话时，若夹有新名词则不搭理。一次，其门生某出差外国，谒张辞行。张问以何日启程，答称：“办完了出国的‘手续’就走。”张说：“以后不要用这类新名词。”其人笑说：“‘新名词’三个字也是新名词。”见张达骧、李石孙：《张之洞事迹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第86—87页。然而，时间是公正的检验，正是这些曾被视为“欠雅驯”的名词，表达和传播了一代人的新思想，并且成为现代人不可缺少的思维传播符号。第二，表面化与广泛性往往联袂而至，浅有时正是改变俗的先导，有助于新思想观念的普及。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戊戌之际已正式进入政治殿堂。但以民权为基本概念的民主理想，由于从一开始思想启蒙就与政治抉择密不可分，策略考虑影响了宣传的广度深度，民权—绅权—官权—皇权的逻辑联系，使维新派无法解决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大主题，即如何通过和利用国家权力这一政治杠杆来实现民主化。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个性自由，是民主化进程相互联系制约的不同层次表现。不能协调二者的关系，就难免陷入个性解放突而不破的循环。而没有个性解放作为基础，国家民族不能摆脱专制统治，独立解放也就难以实现和保持。从列强奴役和本国专制压迫下挣脱出来，是近代民族解放的双重含义。近代西方自由平等观的局限绝不是提出个性解放的要求，相反，恰恰在于不能将个性自由贯彻到底，而以资本的独立个性代替人的独立个性。结果，人性从奴性中解脱出来，却成了物欲的附庸。这只是个性解放漫长历程的一个阶段。
个性自由是社会民主的基础，从少数抑制多数的个性自由来维持社会秩序与规范的专制协调，到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那样一种高级形态，必然要经历一个相互间民主协调的过渡。明清之际出现的异端思想和市井文学，已经朦胧地透示出否定禁锢、恢复人性的要求，但带有原始野性色彩。而近代的外部冲击又披上西化外衣，文野之判与夷夏之辨搅在一起，极大地阻碍了个性解放的进展与深化。辛亥时期自由平等观公开广泛地传播，触动了几千年。礼教的禁锢，使人性开始冲破奴性。尽管尚有几分幼稚，毕竟起到为社会变革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成为阻断通向皇权之路的有效武器。龙门师范附小的学生在毕业考试中，就国权与人权问题作了相当完整深入的阐述，认为权是国际人群所必争公有之义，“国无权，不可为国；人无权，不可为人”。国权即邦主自主，人权即个人自由。并引证卢梭的理论，分析国权与人权的关系，指出：“积人权而为国权，非侵国权而为人权。”“未有个人之权不完，而国权能发达扩充者；亦未有个人之权无缺，而国权不发达扩充者，国权与人权无分也。”中国在皇权统治下人权丧失，国势衰微，因此，“吾国学生今日最要之宗旨，在求学术；他日最重之事业，在争回主权。”而且要“费几许精神，掷几许铁血”，不惜一切代价以争之。朱钟奇：《问吾国学生现在宜具何等宗旨，将来当建何等事业》，《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杂志》第1期。
学生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本能冲动，却直接触到了西学的内核，触动了礼教人伦的根基。如果说1905年。以前学潮是由反对学堂专制逐渐上升为反对封建国家统治，那么这一阶段则更主要是由于对清政府的普遍失望、不满、仇恨和对自由平等的热切追求，导致风潮接连不断地蜂拥而起，形成由局部到整体，又由整体到局部的互动关系。因此，学生性情格外暴烈，冲突动辄升格为肉搏格斗。而学潮的勃兴剧烈，又为自由平等观现身说法，大大加快拓宽了传播的速度幅度。
影响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