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独具慧眼的进步人士看法不尽相同，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把学潮当作筹码或希望。张謇对于“各处摧折学界之文牍，不曰流血即曰革命，不曰把持地方即曰莠言乱政，甚至以苗沛霖、洪秀全相比例”的做法颇为不满，认为风潮的根源在于“学堂性质与书院全然不同，书院则人人意中皆功名利禄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生存竞争之思想；书院则人人意中有苟且依赖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奋起独立之思想。行政人设以待书院者待学校，则学校中人殆无一可满行政人之意者矣”。但他不愿坦率承认，反而说：“各处风潮迭起，全由于解释之不明，积疑生嫌，积嫌生衅。”《张季直殿撰复两江学务处沈观察书》，《大公报》1906年。5月8—9日。把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冲突淡化为误会引起的私怨，试图设立学会居中调节。这实际上反映了实力不断增长的绅商企图利用矛盾，充当官民中介，以便更多地掌握社会控制权和行动主动权。不过，张謇本人创办的南通师范，倒是清末为数不多的既卓有成效，又相对平静的学堂之一。
革命党人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们认为：“中国思想中退让之风，平和之望，皆今日所大忌，而其毒深中于人心。亟宜奖自治之说，倡尚武之风。即有流弊，不见容于旧习，而权其轻重，亦当忍耐以待其成熟。吾辈以为，中国青年。不患其粗暴，而患其怯弱；不患其愚直，而患其纤柔；不患其不能为平时之学者，而患其不能为战时之兵士。今各省学堂学生动作少背习惯，即责其嚣张背谬，而不知青年。思想极属单纯，重秩序守规律之心，平时以身作范，化之以德，则崇朝可以养成。而其言行动作，即少出常规，亦当顾念时势，善为诱导，以奔赴国家主义之大目的。不然者，即学生皆化为程、朱，举动不苟，行必方步，其奈中国之亡何哉？”《敬告中央教育会员》，《民立报》1911年。7月26日。这种议论切中时弊，寓意深刻。从学校管理看，由强制性他律到民主性自律，往往发生适应性紊乱现象，而且不如权威式领导的效果显著快捷。从政治上看，由专制而民主，几乎必然伴以阵痛。把催生的痉挛误认作死亡的先兆，因噎废食，由变革的动荡退回旧日的安宁，正是导致民主化进程一波三折的通病。其实，出格作为突破的副线，不仅带有必然性，而且有助于打破僵死。革命前破坏旧秩序的学生，正是革命中与革命后建立和维持新秩序的骨干。表现不同，本质一致，都反映了学生反对专制、追求自由平等的内心境界。这种理想化的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前举动，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源。
有些人也承认学潮与自由平等思潮的内在联系，说：“慨夫自由平权之说出，而学界中人靡然欢迎，罢学风潮，亦实斯说之有以动荡于其间。”但又认为：“自由平权亦非漫无权限之骄肆行为。天下人守夫权限，则各不可干涉，而自由平权之道，乃能畅行天下。罢学非自由平权之道也。”《论奉天师范生之罢学》，《盛京时报》1907年。12月5日。这种指责政治上虽与官府有所区别，认识上却同样荒谬。自由平权当然要遵守一定的权限秩序。但要在专制秩序中寻找权限的准绳，等于否定自由平等。推翻专制制度，破坏封建秩序，既是实现自由平等的前提，也是规定民主权限的依据。非议自由平等思潮引起的社会波动，实际上是否认自由平等原则的可行性。不过，学生对共和秩序建立后民主与集权的矛盾对抗缺乏足够认识和精神准备，没有触及更无力解决这一更为深刻重大的社会变革主题。
学潮促使社会矛盾暴露激化，但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种冲击明显带有突发性、松散性和分散性的局限。
所谓突发性，即学潮虽经长期孕育，但往往由偶然事件触发，缺少主动的发起组织。时间突发是内容自发的表现。学潮的直接目的具体而微，趋势相同，目标各异。即使声势较大的风潮，直接起因也多具偶然性、个别性和地域性，可以在一定范围引起共鸣，却难以形成更大规模的共振。在自由平等的内驱意识外，未能产生统一的行动纲领。学生们对专制制度极端不满，行动起来却是泄愤多于本质否定。对于自由平等的理解十分抽象，要么是模糊的轮廓，要么是怪异的西式框架。朦胧美对充满幻想的青年。更具诱惑力，但也妨碍他们学理上登堂入室，并付诸实践。因此，罢课退学虽不时被用作斗争手段，仍属于局部冲突的应急措施。
松散性表现在学堂、区域和全国三个层次上。由于出身、阅历、背景、年。龄、班级、地域的不同，学生彼此存在隔阂，有时激化起来，还会导致内讧。老童生与新少年。、城与乡、官与绅、官与兵、不同籍贯以至不同班级的学生之间，都发生过摩擦。山东、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湖北、安徽、浙江、奉天等省学界，曾因学额分配不均大起冲突。南京几乎演出两军对阵的闹剧。各校苏籍学生“遍发传单，以退学相持”《要闻》，《汇报》第8年。第88号，1905年。12月13日。。而外省在宁学生“亦合筹抵制之策，特开一十七省非同乡会于刘公祠内，联合各省学生集议其事，公推湘、皖两省人代表，所议宗旨亦极激烈”《要闻》，《汇报》第8年。第93号，1905年。12月30日。。广西学生“肄业于湖南教员者名为南党，肄业于广东教员者名为东党，互相对峙，两不相犯”《学界分党可免》，《大公报》1908年。11月28日。。奉天学生组织了“排蛮会”，“凡山海关以内之人，均在被排之列”《学生秘密会》，《盛京时报》1907年。5月24日。。
摩擦使学生关系疏远，群体涣散，有时直接影响斗争成败。抵制美货运动中，安徽某校一皖籍教员因反对抵约会，购买美国呢料制作操衣。事发后，又煽动同籍学生围攻令其退货的苏籍教员。苏籍同学认为，抵制美货“乃国民应尽义务，似亦不应反对，方思出为劝解。继念己身尚不为人所容，何敢多事？遂作壁上观，冀免波及”《江苏旅芜学生上同乡父老书》，《大公报》1906年。1月8日。。对此，进步人士沉痛指出：“夫当今日学界风潮正剧之时，腐败之官吏挠之，顽固之士绅挠之，愚昧之人民挠之，凡我国人，正宜协力同心，以除此障碍。”“以我人各顾己私，强分畛域，而政府官吏乃得利用于其间。”《敬告潮州中学教员学生》，《岭东日报》1907年。9月25日。于右任公开致书，批评分省主张，强调国家民族意识，表示：“吾曹虽不同省而皆同国土，虽不同省而皆同宗教，虽不同省而皆同种族，同种族则同伦，同宗教则同门，同国土则当同患难。举国四万万皆骨肉也。牵枝连叶有如此密切之关系，故前携后引齐上舞台则分也。而此挤彼排，处处下逐客之令，则窃有不敢谓然者。”《于右任致主持分省诸君子书》，《大公报》1905年。12月3日。《民报》也发表专文，进行全面剖析，一方面指出：“自权利之说出，而畛域之心起，于是向之漠然视之者，今乃视为莫大之问题，群起而争之。争之不已，而意气，而攻击，肇端于一二人，而牵及全社会。其势力之磅礴，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不可谓非民气之进步也。”将此视为民气发达的象征。而且，“各省之争也，亦非无理由。官场通弊，好用私人，一局所为某省人之总办，则所用皆某省人”。肯定竞争对于破除官场劣习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认为：“其中必有所谓省界之分焉，则大不可。”即使反对任用私人，“亦甚望其攻击止其一身，范围止于一事，勿因之而谓某省人可恶，某省人当排，更望勿波及他省人”《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民报》第1号。。希望把地域之争引向反对官僚制度的正轨。
学生思想程度不齐，群体组织亦呈松散状态。一堂之中，几名思想言行激进、反抗精神较强的学生构成核心或前导，余众在其周围身后按觉悟程度依次排列。前者既是小群体领袖，又是抛头露面的代表。他们对同学有政治号召力和精神感染力，而缺乏组织控制力；敢于挺身而出，站到斗争前列，而缺少后续部署。历练甚深的官僚清楚地看出领袖与群众之间缺少牢固纽带的弱点。张人骏说：“生徒众多，血气未定，易为习染所移。偶有一二好事之徒为之倡率，无识者争相效尤，谨愿者不敢异同。”《学部驳复汴抚张人骏请定学律折》，《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5月10日。舆论非议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问题症结。《申报》评论道：学生“今日言自由，明日说改革，相习成风，人人自谓为国民。然其所谓精神者，非由于自动，实倚赖他人而发者也。使提倡者失其人，则向之所谓空精神者，一变而为虚浮，再变而为放诞，求一守规则治实学者渺不可得”《论中国教育之弊》，《申报》1906年。12月3日。。这的确击中了要害。
当然，广大学生的高度斗争热情，绝非少数无权无势的小群体领袖鼓噪裹胁所能使然。但是，脆弱的联系纽带在前程生计甚至身家性命面临严峻威胁时，就容易松动甚至断裂。甘肃文高等学生在反对日本教习殴侮同学的斗争中，多次集会讨论，最后决定联名上书督署，要求斥退。但签名时却因名次顺序发生窒碍。后虽有自告奋勇者带头签名，同学们仍担心有人反悔，于是“特在名册上各自注明‘岗岛不去，誓必出堂’等字样，以坚其志”《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片断回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即使如此，在僵持之际，还是有人气馁动摇。临时盟誓立约毕竟不如正式组织结合牢靠。阴险狡黠的当局者枪打出头鸟，对学生代表严加惩处，使群体失去核心，动摇分化。因群体涣散而导致斗争流产失败的教训，使学生自己痛感组织起来的重要。保定女学堂学生在风潮受挫之际，慨然叹道：“所可悲者，同堂学生素无团体，有始无终，一见校长之严命，遂反唇相向，尽变初心。”《详志保定女学堂退学风潮》，《大公报》1909年。6月4日。绍兴府中学堂校友会由于变节分子的蛊惑而解散，致使风潮中学生“团结力不能如前此之固”《府学生蛮法三千》，《民立报》1910年。11月18日。斗争因此失败。学生们悲怆之余，群向变节者寻仇泄愤。
学界区域性联合趋势虽日渐明显，但缺乏稳定性，只是风潮过程中临时接触较频繁。即使有所组织，形式也比较简单。学堂间联系多由学生代表沟通，而代表与一般同学关系松散，使各学堂联合基础不稳。有些地方只限于传单响应，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联系。松散性给当局留下了分化孤立、各个击破的间隙。代表遭受打击，不仅使一所学堂失去重心，而且造成整个学界因联结纽带断裂而脱节散架。作为后发展社会中少数有组织的新群体，学生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先锋和行动队的作用。但是，单靠教育组织，而缺少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毕竟不够稳固，难以承担重大使命。
松散性还表现在全国范围的学界联合行动基本没有形成。抵制美货风潮中，虽有京师大学堂的呼吁和各地学生的响应，但这种关系仅仅与运动相始终，并非稳定联合。国会请愿和保路运动已经突破省界，产生了全国性联合的要求与趋势，却未变成现实。究其原因，一是缺少常设的统一组织和联络机构。清廷严禁学生立会，并控制了各种近代通讯手段，学界不便相互沟通。二是缺少具有全国号召力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不仅与学生自身能量有关，还须看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京师学生人数不过万余，京师大学堂名为最高学府，实际影响远不及留日学界，声望甚至在津、沪、宁等一些地方学堂之下。而且，京师为清廷社稷所在，与强大的旧势力相比，学生更形弱小。统治者十分重视京师学生动向，1907年。和1909年。曾两度针对京师学潮高涨的局面下旨严禁，使学界民主力量备受摧残。因此，京师学生运动虽具规模，但影响尚不及天津、西安、成都、昆明、盛京等地方学界，未能形成“五四”以后那种左右全国的声势。而地方学界不具备中心地位的客观条件，难以指挥全国。
突发性和松散性导致了分散性。就数量而言，个别冲突多于联合斗争，而且区域性联合也时聚时分，此起彼伏。1906年。长沙声势浩大的学潮未得到邻近各省的响应，1907年。昆明罢课也是孤军奋战。1908年。陕西因蒲城学案而起的罢课风潮，虽有西安和80余县学生的呼应，仍未突破省界。国会请愿时罢课风潮波及天津、保定、奉天、开封和成都，但其他地方反应平平。保路运动也只在川、湘两省激起罢课。地方分离及政治经济的不平衡状态加剧了分散性，学生既有统一目标，又有各级地方性目的。分散斗争打击了部门和地方旧势力，而不能造成冲击清朝统治的全局形势，使力量低效耗费，尽管代价在所难免。
学堂风潮的自发盲动现象表明，这种半理性的社会运动，具有破坏与推进双重作用。消除破坏力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革去激生学潮的社会弊端。当学生没有正常渠道合法地表达对社会人生的关照，要求和保障其权利地位，而只能通过冲突方式排泄不满情绪时，学潮必然会随着矛盾的弛张而周期性爆发，其破坏力也就不可避免地发作。学生虽是有意识的能动群体，学潮却是有规律的客观运动，清政府一味从意识形态角度加强控制，当然归于无效。学生本应是近代化的建设力量，却不得不以学潮方式释放破坏能量，这对社会和学生都是令人遗憾的损失。不过，学堂风潮的局限不等于学生活动的局限。1905年。以后，分散的学堂风潮已不是学生斗争的主要形式，罢课手段日趋频繁地被移植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于是，按照历史和逻辑的顺序，学生活动的其他领域依次进入视野，学生及其运动的特性将逐步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