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并不以自治这种民主的初级形态和国民素质的简易训练形式为满足，他们公开投身民主政治运动之中，要求变革社会政治制度，把一般民主意识升华为国民主体意识，以自由平等为政治民主的基础，而以政治民主为自由平等的保障。当统治集团还在为是否预备立宪争论不休、犹豫不决之时，有的学生上书呼吁其中的立宪派“勿为浮言所动，勿为流俗所移，化专制共和之局，特焕新猷，洗封建郡县之规，勿沿旧习，庶几醒数百年。之狮睡，扬九万里之龙徽也”《中学堂学生上泽尚两钦使禀词》，《大公报》1906年。7月26日。。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京师、直隶、河南等地学生欢欣鼓舞，举行各种庆祝活动。京师70余校学生隆重集会，保定城厢内外的官公私立大中小文武学堂6000余学生举行盛大庆典，天津学界在李公祠集会演说，河南卫辉也有千余学生开会庆贺。入夜，一些地方的学生还举行了热闹非凡的提灯游行。
预备立宪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在专制皇权统治了2000年。的老大帝国，连朝廷也不得不“仿行宪政”，的确有如平地一声惊雷。官方支持当然是庆贺活动大肆铺排的主动力，但稚气未尽而渴望甚殷的青年。学生对这石破天惊的喜讯确实也情不自禁地感到兴奋激动。这若隐若现的一线曙光使他们对于实现民主的理想充满无限希望，天真地认为：“从此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政界既放绝大光明，而学界实蒙无涯幸福。我辈当兹盛典，尤宜极力阐扬，以振学界精神，而育国民资格。”《约诸君开特别大会》，《大公报》1906年。9月15日。有人一厢情愿地提出：“立宪者立限也，宪法者限法也，乃限制君民权限之义。”“朝廷既将利权分与人民，令人民共保之，而人民不争，内患何来？人心巩固，抵御强权，人人有国民之义务，外人不敢乘衅，不敢强迫，外患何来？内忧外患，悉可捐除，共享世界和平之福，皇权又可永固，诸君诸君，中国立宪，岂非万年。有道之基乎？”《北洋陆军学堂庆贺立宪之演说》，《大公报》1906年。10月14日。他们大呼“立宪万岁”，高唱“庆贺立宪歌”，会场内外，讲坛上下，一派“合群尚武”气象。甚至爱屋及乌，对一向极为厌恶的西太后也顿生好感，尊为“女中尧舜”。这些幻想与渴望相混杂的言行，虽情有可原，但也明显地暴露出近代学生民主观念中的倒错意识。民主不能由权威赐予，更不能单纯以权威主观的善恶为保障。赐予和依赖只能造成统治者掌握生死予夺大权的伪民主。
狂欢中不乏清醒者，深知中国绝非从此“宣布立宪万民欢，圣清亿万年。”《纪庆祝会》，《大公报》1906年。11月30日。。在天津学界立宪庆贺会上，有人含蓄地指出：“夫实行立宪之事，其权力操于朝廷。而预备立宪之事，其责任则在我国民。”“朝廷之意，全视我国民之程度而定断也。”“苟吾民程度进化，则立宪事有水到渠成之势；苟吾民程度退化，则立宪事乃吾民自阻之也。”所谓“预备之法”，就是“行预备立宪之教育，急养成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之国民”。因此，归根结蒂，“则实行与预备二者皆在我国民也”《大公报》1906年。9月24日。。揣摩其意，并非“民智未开”的旧调重弹，其中蕴藏着国家主体何在、权力何属的犀利词锋。
清廷的伪立宪与民众的期望很快发生尖锐冲突，人们的喜悦振奋一变为失望愤懑，大骂立宪进程“若妇人之已示人以产期，使举国之人喁喁相望矣。乃迟之又迟，至去年。七月始产得一半阴半阳不男不女立宪结果，更迟之又迟，乃产得一少头无尾畸形异状之内官之制”，以及“今日胎死腹中之外官之制”《说痛快》，《大公报》1907年。5月11日。。青年。学生更加大失所望，从资政院到谘议局再到厅州县议事会，他们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被剥夺尽净，甚至各级地方自治机构选举亦将其排斥在外。《厅州县议事会董事会章程拟稿》，《大公报》1907年。11月10日；《各省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宪政二。绅商或屈从或顺应清政府的淫威，牺牲学生权利，招致学生的不满。在一些地方的自治议员选举中，他们发动斗争，反对以纳粮数为选举资格标准。官绅既害怕学生利用其接近民众、影响广泛的优势左右选举，也担心民众在学生言行的启迪下逐步觉醒，增强组织性，使之丧失控制力，难以施展愚弄离间的伎俩。1910年。河南某府窃踞巡警局总董的三户巨绅在组织地方自治研究会时意外落选，便“认为此次选举，学界中人投票居多；且学界在堂群居，凡遇选举，皆可预商公举某人。今不举己而举他人，显系与己反对。因之怀愤成仇，遂令所统巡警前往学堂殴打”《绅学警三界之交哄》，《大公报》1910年。5月27日。。官绅的畏惧典型地反映出，学生在缺乏民主传统的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既反对专制独裁的君主集权统治，又反对长老垄断的地方绅权分治，力图突破横暴权力与教化权力的结合，使民主化进入全面协调的良性发展轨道，以消除滞后和虚假所带来的各种流弊。考虑到民国以后民主与专制的冲突一度蜕变为中央集权统一与地方分权割据的对抗，而各派势力内部并未改变集权结构的事实，学生的追求尤其难能可贵。
清政府专制和立宪派自私，使学生对国会产生一种隔膜感。而革命风潮勃兴，又引起他们对立宪可行性的怀疑。当立宪派为国会请愿而上下串联、四处奔走之际，学生却一反常态，表现出少有的冷淡平静，显示出他们与立宪派在国内合法运动中的貌合神离，已由思想分歧暗潮发展为行动上公开脱轨，打破水乳交融的表象，显露分道扬镳的本质。立宪派屡次请愿失败，意识到无法抛开民众独尝禁果。但不将实际利益与民主要求直接联系，劳动群众难以迸发热情。在民众阵营中，唯有学生可以对宪政产生思想共鸣。因此，立宪派对学生复趋重视，支持其争取被剥夺权利的正当要求，想方设法把他们拉入请愿行列。
学生们对于君宪虽有所抵触保留，但主观上要在不能公开进行大规模反清活动的情况下正面显示力量，以打击专制统治，推动民主思潮和社会变革进程，客观上与清政府的矛盾不断激化，必须寻找解决冲突的方式和排泄情绪的渠道，而国会请愿恰好提供了一次斗争良机。从第三次请愿起，学界的反应渐趋积极。1910年。10月7日，请愿代表前往摄政王府上书时，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拦道割体血书，以为激励。直隶、河南、四川、奉天、福建等省学生则参加了当地的请愿集会和游行，并表示愿以罢课行动声援响应。不过，与历次运动相比，总体上仍缺乏应有热度。立宪派发起的大规模签名活动，虽然罗列了不少学生的名字，但多属照册填表，不能直接反映实际动向。
第三次国会请愿得到18位督抚将军都统联名电奏的策应，迫使清廷将预备期限缩短为5年。。立宪派头面人物认为目的已达；同时清廷宣称“万不能再议更张”，难以进取；再则累年。奔波，似也疲惫，因而准备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人们对这一结局虽大为不满，一时却束手无策。这时，青年。学生异军突起，将请愿迅速发展扩大为一场真正的群众性民主运动。
第三次请愿由于部分学生的壮烈举动而出现激化征兆，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和种种猜测。有人断言：“夫此次之请愿，不啻全国人民之请愿也，若仍不得达其目的，则咸晓然于立宪之虚伪。”“民疑其上，一变其沸热之真诚而为冷淡之态度，革命党且得利用其时机相为鼓煽，则各省不逞之徒因是蠢动，而大局立见其危。”无妄：《三次国会请愿之感言》，《大公报》1901年。10月19日。此话绝非危言耸听。请愿结果不仅没有满足学生的热望，反而激起更加高涨的斗争热情。他们一反立宪派的温文尔雅，情绪举止十分暴烈。北京浙学堂高等小学年。仅11岁的学生王克憙挥刀断指，血书“请开国会”四字，以示抗议。《小儿曹血染国会》，《民立报》1910年。11月15日。江苏谘议局副议长兼江南高等小学监督蒋炳章命学生开会欢祝国会缩期，“学生群起反对，并发起拒祝会，广布传单，声明监督欢祝之举，实与反对国会无异，学生决不承认”《学生不愿祝国会》，《民立报》1910年。11月19日。。松江学生对立宪派举行的庆祝活动痛加斥责道：“竭各省人民代表之力，仅得此区区缩短三年。之效果，将吊不暇，何贺之有！”《满街都是国会》，《民立报》1910年。11月21日。浙江学生也公议开会研究国会之事。立宪派的所谓胜利，在学生看来恰恰是失败的象征。这与他们本人4年。前的倾向举动判若天渊，显示了突破性进步。
东南一带立宪派的全线退缩，使当地学生虽然壮怀激烈，却无力孤军奋进。而奉天、直隶和四川学界则掀起狂涛巨澜。12月2日，奉天学生到谘议局要求速派代表再次请愿，并刺股血书，以示决心。两天后，5000余学生聚集督署静坐示威，其代表大声疾呼：“至死不当奴隶！”“宁死于钦帅之前，不死于外人之手！”《叩头流血泣请代奏详述》，《盛京时报》1910年。12月8日。迫使总督允诺代奏。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学生静坐示威。在学生督促下，谘议局于12月6日组织了万余人的请愿大游行，并与总督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请愿代表晋京之日，学生们纷纷血书壮行，以坚其志；同时推举数人前往天津，联合直隶学界，扩大声势。
12月15日，包括19省旅津学生在内的天津各校学生代表1300余人召开全国旅津学生会，“公决全体辅助第四次请愿进行”。随后，广东、直隶在津学生分别集会。18日，又于三条石自治研究所召开全国学界大会，“各生为东三省所激刺，热度太盛，多数主张激进”《学界国会热》，《大公报》1910年。12月20日。。军医学生方宏蒸、北洋法政学生江元吉、北洋师范学生杨畅时、张雨亭、高等工业学生沈恩印等割臂断指，激励同学奋勇坚定，义无反顾。广大学生斗志旺盛，纷纷停课告假，踊跃投身斗争行列。恰在此时，清廷发布上谕，对受到资政院弹劾的军机处曲意袒庇，更如火上浇油。19日晚7时，学生代表再度聚集自治总所，讨论进行方法，大会一直持续到深夜11时。次日清晨，各校同时宣布停课，学生齐集广东会馆。提学使傅文宗闻讯赶来劝阻，被学生痛斥为“意在破坏”《要求国会之热潮》，《大公报》1910年。12月21日。替其帮腔的官绅也险遭群殴，慌忙狼狈溜走。接着，由3859名学生组成的大军整队游行，浩浩荡荡前往商会、县议事、董事各会及谘议局，联合各界人士同赴督署请愿。直督陈夔龙迫于声势，被迫答应立即电奏。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从此，中国学生为民主而斗争的战场从课堂、会场、校园，扩展到大街通衢、闹市广场，形式由退学罢课集会发展为更具气势的静坐游行，充分展示学生群体力量于社会影响最直接最广泛之所在，大大加强了打击敌人、号召群众的社会效应，逐渐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
游行结束后，学生们趁热打铁，每堂推举两名代表集议具体行动步骤，决定选派代表晋京及分赴各省，联络各界，大起请愿；并通电全国各地的谘议局、教育会、商会，呼吁群起以为后援；同时还提出全国学界总罢课的动议。虽然未获表决，但在以“在津全国学界请愿国会同志会”的名义向云、贵、川、新、甘5省所发长电中，通告奉津学界“现已一律罢课”，“并组成同志会以为后盾”《联合进行》，《大公报》1910年。12月22日。。在天津学界公启中又公开写明：“学界唯一之手段曰全国学界罢课，共谋对待。”《津学生死要国会》，《民立报》1910年。12月26日。实际上等于发出总罢课的信号。保定、成都两地学界立即响应，分别于12月23、24日停课集会，要求督抚电奏即开国会。保定学生罢课后，陈夔龙派提法使驰往勒令解散。“讵料风潮颇大，较津尤甚”《两头蛇之提学使》，《民立报》1911年。1月7日。不得不调拨人马，赶去弹压。四川学界则成立常务机关，协调各校行动。
向清政府请愿和要求督抚代奏，只是学生行动的一方面，同时他们还把目光投向民众。早在奉天学生请愿时，其代表就说：“东三省学生不过占全数百分之一，……老百姓若都知道国破家亡的道理，就是东三省亡了，也有恢复之一日。若是老百姓全不知道国破家亡的道理，仅我们几个学生知道，也是枉然。”《叩头流血泣请代奏详述》，《盛京时报》1910年。12月8日。为此，他们努力发动民众参加斗争。直奉学生利用年。假回籍之机，广泛宣讲开国会以救危亡的道理，有的组织同志会、宣讲所，在县城聚众演说。一些小学生年。虽幼稚，所言“均能切中时事”，因而大受欢迎，“一时围听者十分拥挤”《演说之动听》，《盛京时报》1911年。1月7日。“鼓掌之声不绝于耳”《组织同志演说会》，《盛京时报》1910年。12月21日。。有的则深入乡镇村庄，发动民众。天津法政学生曾君宪“特行血书，敬告乡镇父老同胞速醒速醒，勿甘为亡国奴”《见惯犹惊之血书》，《民立报》1910年。12月18日。。他们的行动得到广泛而热烈的响应支持，各地纷纷举行盛大集会，迎送归籍和下乡的宣讲员，掀起颇具声势的民主宣传热潮。
诚然，国会拥有和代表的民权十分有限，连学生自己也被排斥在外的立宪，更难引起下层群众的共鸣。但对于专制皇权，国会却是实实在在的威胁。面对风起云涌、迅速蔓延的风潮，清政府感到了统治危机的迫近，决定采取极端措施，一面下令押解请愿代表回籍，逮捕津、蓉两地的领导人，一面出动大批军警侦探，镇压罢课风潮，并严令各学堂限制学生行动，惩办“闹事”学生。在前逼后却的形势下，学生独力难支，被迫且战且退。保定学生连续四次集会抗议，成都学界公议继续坚持罢课，天津学生在重兵围困下，“名为上课，实则纷纷四散，全体学生在者不及十分之四五”《陈夔龙之倒行逆施》，《民立报》1911年。1月8日。。他们已经不是在为立宪派的国会而战，而是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天赋权利。因局势变化，孤掌难鸣，在统治者的严厉镇压和分化瓦解之下，风潮渐趋平息，一场群众性民主运动悲剧性地结束。但是，学生们内心的激情并未平复，而是向着其他的薄弱点转移，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斗争风暴。
和平斗争的激进民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