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作为清末立宪运动高潮中的顶点，其闪光处不仅因随即爆发的革命而黯然失色，也受到对立宪派非议的株连和轻视民主化偏向的影响。国会三次大请愿均由立宪派策动领导，但并非所有参加者政治上都属于立宪派。换言之，国会请愿并不是每一位参加者政治主导倾向的直接表露。以青年。学生为主角演出的罢课请愿新剧，与立宪派活动更有显著的区别。它不仅仅是立宪运动的组成部分，从更广阔深远的角度俯视，这是近代中国民主化潜流浮升所激起的滔天巨浪。国会请愿对于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进步人士的强烈吸引力，不在于君宪主张和叩头方式，而是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本质与趋向。参加者宗旨不同，行动自然有异。
立宪派在清末政治风云变幻中的表现与作用，有不少自相牴牾之处，但也不乏前后一贯的基调。其中之一，便是企图以立宪防止和抵消革命。当然，清政府以立宪防止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皇权，而立宪派绅商则是要求参政分权。而且立宪派的主观动机也不尽相同，多数人害怕革命引起的动乱局势直接间接地危及自身利益，一些人则试图以防止革命作为迫使清廷让步的砝码。不过，在要求立宪的前提下，畏惧、反对甚至敌视革命，仍是立宪派政治属性的重要方面。学生则不同，他们参加请愿，只是希望推动民主化进程，在此基础上完成爱国救亡大业，而没有以立宪抵制革命的意向。立宪派视国会请愿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只是在走投无路之时，才顺应革命大势。而学生们看来，请愿不过是多种斗争形式之一，他们主观上不排斥包括武装起义在内的一切手段。在国内以学生为主体的社团中，像贵州自治学社那样既公开以立宪为宗旨，又附和保皇派的“革命召致亡国论”，明确将武装暴动视为“革命排满家之谬见”张百麟：《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自治学社杂志》第1期，1907年。11月。据该期杂志公布的社员姓名表，29名成员中，法政、将弁、师范、蚕桑、武备、中学的在校生及毕业生共23人。后由于巡抚的干预，学生大都退出。者，确属罕见。
学生们没有立宪派画地为牢的迂见，当然也缺乏革命党泾渭分明的认识。为了实现建立民主新秩序的崇高理想，理智与本能都促使他们利用一切时机和方式向专制统治发起冲击。至于具体采用何种形式，则依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定。革命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以武力革命为最佳变革方式，并就此与保皇派长期论战，扩大了革命影响，积极意义不可低估。但把合法和平斗争与武装反清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则不免失之偏颇。论战中的针锋相对使理论发挥到极致，对革命党自己也形成约束力，策略运用反而不如前此灵活。事实上，和平斗争与武力反清完全可能统一在民主斗争的总体战略之中，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这已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实。当起义时机成熟之际，无拘无束的青年。学生自然而然地投身军旅，横枪跃马，驰骋沙场。他们非但不存在立宪派“最后五分钟”式的告别过去、附从未来的痛苦转折，而且革命使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痛快淋漓地抒发救亡革新的豪情壮志。
立宪派政治属性的另一特质，是反对共和，坚持君宪。他们抗拒清廷的伪立宪，要求权力真正下移，通过君主立宪达到参政目的，与封建阶级分享政权，但并不希望直接实现普遍民权，因为彻底的民主共和制反而妨碍他们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让贵族代管政权，曾是西方软弱的资产者逃避责任与压力的惯伎。一切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立宪派，以国会为终极目标，反对专制与抵拒共和同样真诚，国会可以说是立宪派在专制与共和间偏重取舍的准绳。学生则不同，他们不能通过国会直接获得任何社会政治权利，也没有既得利益有待于国会加以确认和巩固。在他们看来，国会仅仅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君主立宪提供的有限绅权将他们排斥在外，而共和制的普遍民权，才能够恩泽四海。因此民主共和对于笃信民权、痛恨专制的学生更具吸引力。辛亥后举国上下一片共和之声，固然有不少人出于对胜利者的附和，但学生对君主制的抨击批判和对共和制的欢呼鼓噪，无疑是影响舆论群情的重要因素。立宪派把实行君宪作为最高纲领，请愿学生则以开国会为发挥民权的先决条件，认为“国会一日不开，我同胞议政一日无根据地”《奉天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送各团体国会请愿代表诸君血书》，《大公报》1910年。10月10日。。希望像东西方各强国那样，“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国势蒸蒸，享有今日之黄金时代”《保定学界停课传单》，《民立报》1911年。1月8日。。保皇—立宪派理论上抽象承认共和，不过视为遥遥无期的理想。学生们虽然多少受到梁启超循序渐进观念的影响，却把共和当成指日可待的现实目标。其争取国会的斗争与立宪派主演的国会请愿有着明显分别。
政治上既无自囿自缚，学生潜在的革命意向不可避免地流于言表，其激进言行使斗争大为激化。早在第三次请愿时，他们就表示：“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割股割臂泣送国会代表团》，《大公报》1910年。10月10日。并且深刻地指出：清王朝“狃于积弊，醉生梦死”，“不足与列强较优劣比强弱”，“所赖者我同胞激发热诚，以爱种爱国之心出而理天下事”。因而“此次将以血购国会，决不似前之以文字购国会者之不足动我政府也”。《奉天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送各团体国会请愿代表诸君血书》，《大公报》1910年。10月10日。这种精神在学界要求国会的高潮中进一步得到发扬。天津学生在公启中严词斥责清政府“丧心病狂，惟恐亡之不速”，宣布其犯有“送四万万同胞于死地”，令“国民更无从过问，惟有待死而已”的“亡国”、“专制”两大罪状。《津学生死要国会》，《民立报》1910年。12月26日。北京学界的罢课传单中，还出现“不认政府”、“焚毁学堂”字样。《某学使不稳》，《大公报》1911年。1月3日。奉津等地数十名学生割股刺臂，断指自刎，撰写血书，激励同学同胞，人称“流血生”。天津女校学生詹转珠因母病羁留扬州，每阅报载开国会事，则扼腕叹息：“我恨不能立身伍英雄豪杰，以三尺剑斩尽佞臣头，为天下同胞吐气。”她听说北方学生割股请愿，跃然而起，曰：“英雄固如是也！男子且如是，吾侪女人宁无这一腔热血耶？”亦破指血书“女国民詹转珠请速开国会”。《女学生之国会热》，《民立报》1910年。10月19日。他们的行动使同学们激情暴涨，对清政府仇恨倍增。
立宪派欲以国会防止流血暴乱，学生们却以青春热血模糊了和平斗争与武装革命的直观界限，客观上起到加强革命氛围的作用，因而特别引起清政府的恐惧。学部以“学生每有刺臂割股，缮写血书，以期炫人听闻，此种举动殊属不合规则”为由，下令“再有刺血上书之事，立将该生斥革，以免鼓动风潮”《学部痛恶流血主义》，《大公报》1911年。1月1日。。有的官吏更直接将“流血生”与革命的留学生相并提，视如心腹大患。《张怀芝要捆学生》，《民立报》1911年。1月3日。统治者“一视同仁”，反证出二者殊途同归。
立宪派以全付希望寄托于统治者的恩准妥协，虽然也发动民众以壮声势，目的仍在迫使朝廷让步。这种跪着造反的姿态使斗争成败系于专制者的权衡取舍或一念之仁，颇为被动。学生们仍然向上请愿，可基点却落在壮大自身和民众力量之上，以力量对比的大小强弱为斗争成败得失的决定因素。立宪派以求为基调，学生则以斗为准则，求的重心在于叩头请愿，斗的焦点在于罢课示威。用学生自己的话说：“要求督宪代奏，不过告以国之将亡，我辈要做事，先不得不通告耳。”《津门流血补记》，《民立报》1910年。12月30日。他们宣称：“现在国会问题非令其速开亦开，不速开亦开不可。上凶下愚，造原动力者确为学界。学界唯一之手段曰全国学界罢课，共谋对待，希图进行。学界团体坚，而农工商继之，务达目的而后已。”《津学生死要国会》，《民立报》1910年。12月26日。立宪派斗争无非为请愿增几分威慑力，以便求有所成。学生请愿却无异下一封战书，以示决胜信念。
学生们虽无力直接诉诸武力反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但积愤情绪使其在请愿活动中也显出虎虎雄风。奉天学生闯入督衙，掀翻有意拖延通报的差官的棋盘，揪住装腔作势的巡官，质问他：“是中国人不是？若是中国人，就当即时传禀。”见到总督后，唇枪舌剑，论辩交锋，迫使其对“民情可使上达，民气不可嚣张”的上谕表态，承认：“若是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国家之亡不亡。”《叩头流血泣请代奏详述》，《盛京时报》1910年。12月8日。四川学生在兵警刀枪环列中从容集会，不屈从官府的武力威逼，也不轻信立宪派说客的诡言劝诱，坚持罢课。天津学生游行时对前来阻止的提学使及其帮手拔拳相向，并打毁招摇过市、冲击游行队伍的总办的马车，痛殴总办及差人，“至旁行大马车红顶子敢怒不敢言”《津门流血补记》，《民立报》1910年。12月30日。。在他们整齐雄壮的阵容气势面前，重权在握的督抚大员们一个个“汗流浃背，及学生走后犹喘息不安”《田文烈好大官量》，《民立报》1911年。1月4日。。一介武夫的张怀芝扬言要将天津学生“用麻绳来一个捆一个”，同僚心有余悸地反诘道：“岂三千八百余人尽能一一绳捆乎？”《张怀芝要捆学生》，《民立报》1911年。1月3日。果然，直隶总督陈夔龙虽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封锁津保两地学堂，但学生毫不畏缩动摇，会场上“任招待员者均身怀利刃”。官府请来的说客在群情感召下，反而告诫学生“不可不于停课之外另筹办法”，以免到时“手无寸铁，毫无准备”《津学界哭声止矣》，《民立报》1910年。12月29日。。罢课学生坚守阵地，相约不离堂，“若官吏以兵力迫之解散，亦誓必付之一炬”《津学生死要国会》，《民立报》1910年。12月26日。陈夔龙后来记述此事时，有意歪曲粉饰。见《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二十一，第108—109页。。冲突的白热化使得国际舆论也将此举比为革命。美国《时谈》杂志评论道：中国革新“开场第一出业已揭幕，即争开国会是也。上书者为血为墨，沉愤悲痛，请愿者露宿宫门，坚持勿退，大似法兰西革命初动时法人围攻华沙利宫之状”《清人之国会》，《东方杂志》第8卷第8号，1911年。11月15日。。
立宪派请愿，可以打着合法旗号，而学生即使在调整后的统治体系中也找不到政治行动的合法依据。随着矛盾冲突的持续激化，学生的行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各种进步势力加紧抨击清政府政治上排斥学生的政策，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早在1907年。舆论界就掀起一场风波，反对清廷发布禁止学生集会结社干政的上谕。革命党人针对官府援引西方和日本不准学生干政制度的说法，以学生在近代东西方革命与变革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史实严加驳斥：“旷观东西史乘，其国之脱荒暴于文明，奠屯艰于盘石者，靡不有学生。德之倡统一也以学生，俄之除奸卢也以学生，澳大利之逐梅特涅也以学生，意大利之御法师也以学生。日本维新之初，亦有西乡之鹿儿岛学校，板垣之土佐同志社奔走扬榷其间。”《学生与政治》，《四川》第3号。
有人认真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虽然一般而论，“学生在教育时期内，年。幼识狭，学问肤浅，经验单简，不宜预闻政治，致贻害于修学”。但中国学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其特殊地位与作用，“惟今日我国学生年。龄多满二十余，学识能力虽多寡不一，然较普通国民为优。近人谓若准据一国之政治权必归于有智识之人为原则，则今日之学生宜预闻政治，而执政者多半不学无术，不可不退位。是故徒执他国之条文以为可用，必至与本国之时势及内情相枘凿。且也著书演说实行政治运动者，以现在国情审之，几舍学生莫属”微全：《申论吾人究竟之目的并敬告我国民》，《半星期报》第4期，1908年。4月14日。。有人则依据现实进一步具体论证道：“近年。川汉粤汉之路，晋豫闽皖之矿，滇桂蒙古之危机，何一非学生之力？而仅乃收保。即公等口头至宝，悬以欺人之预备立宪等字，亦拾诸学生之余唾。学生干预国家政治，亦何负于国家乎？苟无学生任意要求，肆口诋讥于其间，则十年。以内已失者固不能挽，未失者又不知断送几许与人矣。”充分肯定学生政治活动的作用，以学生干政为保国卫民的善举，而视清廷禁阻为丧权辱国的劣行。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禁止学生享有政治权利，“盖恐蹈奥国学生逐梅特涅、俄国学生组织民党之前辙，预为之防焉”。然而，“政府不欲吾辈为购股救路之学生，为空论政治之学生，殆欲吾辈轰轰烈烈为澳大利、俄罗斯之学生”《学生与政治》，《四川》第3号。。激励学生由民主救亡斗士进为铁血革命先锋。
一般开明人士同样愤愤不平，认为人民必须享有言论、出版、集会三大自由，才是真正立宪，否则仍为专制。清政府禁止学生参政，“非但夺国民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权，是亦夺其一切固有之权也”。学生们“为保主权，何计学业。学生亦国民一分子，岂以精研学业之故，遂可坐视其主权丧失而不顾乎？”《此之谓预备立宪时代》，《大公报》1907年。12月4日。他们不仅义正词严地为学生行动的正义性进行辩护，而且强调指出：学生“爱国之热诚溢而为逾分之论，悲愤慷慨之中怀发而为越俎之运动。因学生有此运动，中国之父老始觉破其迷梦，养成一种之政治思想，而国民合群之运动亦启其端绪”。肯定学生的言行对于中国民主变革具有先驱表率意义。并警告清廷：“政府若徒咎其流弊而不知利用转圜之策，或恐士气郁积，有一旦激愤爆发之时。”《学界对于上谕之意见》，《盛京时报》1907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