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会、国民捐与国民军戊戌以后的近代中国革新史，在政治领域就是以民主民权反对专制皇权的历史。维新变法试图使清政府接纳民权，在皇权之下挤占一席之地，由此开辟一条连接民、绅、官、皇权的通道。变法惨败的教训使人们开始怀疑和抛弃皇权，为民权寻找真正的依托和归宿。以1900年。上海中国议会为发端，兼有政党和政权某些功能特性的民间社团应运而生，延续不断。它们表面上不一定与专制政府公开对立，没有直接要求取代清朝统治，但实际上不再以承认清王朝的存在为改革的前提条件和单纯以现存统治机器为改造利用对象，而是在现政权之外依靠民众建立民主政治实体。他们并不要求统治者接纳民权，而是强制性地以外在分权形式把民权揳进旧秩序框架。不合体的合法外衣掩饰不住反专制的锐利锋芒。成立于1911年。春，吸引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国民会，就是其中的典范。
溯源寻踪：1901—1903年。的国民会
清末政治社团千姿百态，各以民主、爱国、尚武、革命为基调。而1911年。的国民会则是时代四大强音的和弦共鸣。从一脉相承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轨迹中追根寻源，有助于准确认识其性质与意义。
古代中国的“国民”概念，仅仅泛指一般百姓，其内涵与近代来自日本的概念相差甚远。“国民”观的传入，与“民权”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重要概念。近代民主思想大师梁启超在主办《清议报》期间，大张旗鼓地倡导和宣传国民意识。他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梁启超批判了屈从专制的奴隶思想，认为：“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6页。号召人们洗刷奴性，树立国民意识，并且把救国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的“民权救国论”《爱国论》三、《民权论》，《清议报》第22册。以民主爱国取代忠君爱国，为爱国主义开辟了新境界。围绕阐发这一思想提出的国民与奴隶、朝廷与国家、国家与国民等范畴，经过青年。学生的吸收理解而广泛传播，初步奠定中国民主政治生长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爱国与民主结合促使民主化由思想进程变为实体追求。既然主权在民，民众是国家主人，当然需要体现和代表民意的权力机构。专制政权不给民权以立足存身之地，民众只好另辟蹊径。1900年。的上海中国议会，是一次在清政府之外实行分权的尝试。与戊戌时期要求参政分权不同，由依靠或通过皇权到国民自设权力机构，民主进程迈出实质性步伐。不过，中国议会并未公开否认清廷，只是“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其直接要求为议政权。这种权力资格是非常情况下应急之策所必需，而且具有象征性。政治上更加激进的留日学生态度要强硬得多。1901年。东京留日学界为了抵制新政诱惑，发起国民会，取代濒于解体的励志会。其公开宗旨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实际上“以革命为宗旨”，拟“运动各埠华商，刺激内地志士”《敬告国民会发起诸君》，《苏报》1903年。6月4日。。该会章程规定：“凡中国之人，苟有愿为国民而不愿为奴隶者，无论海外内地，皆可入会。”并表示要搜集和取法“东西各国政党之章程”，“与各国政党时通声气，以为将来办理外交之地；联络海内外中国各会，以期共济”《苏报》1903年。5月31日。。国民会政党色彩较浓，又俨然以国民权力代表自认。由于缺乏相应的条件，筹而未成，便告流产。但准备作为该会机关报先期出版的《国民报》，则成为早期激进民主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
中国议会与国民会的出现表明，由于清政府拒绝与新兴势力分享政权，而后者暂时无力领导民众以政府形式与清廷公开对峙，或是取代其位置，严重的民族危机又迫切需要他们承担起现政权不能履行的内外职能，于是促成同时兼有政党、政权双重性质的民间政治实体实行外在分权。表面看来，他们仍然承认清政府，只是部分代理其力不胜任的职能，实际上，承认是手段，分权则是目的。离开表面承认这一前提，外在分权无从实现；而没有外在分权要求，表面承认就失去意义。因此，这种带有间接性的承认，有别于接受王朝对臣民的绝对统治。国民不能立即实现主观上已达到的否定，便以内部民主聚合抗拒专制政权的直接控制，使其统治权限只能界临外缘，从而维持有距离的共存。中世纪西欧自治城市与封建领主之间，就存在过这样一种外部承认与分权关系。当然，这类政治实体对外只代表民众，其作用并非政权与政党职能的完整叠加。所以，历次爱国运动中，开明士绅、商人和学生均试图排开统治者直接对外交涉。国民会将国民观与民族性相合，反映了这种趋势。
外祸日剧，内政日坏，热血青年。渴望唤醒睡狮，重振雄风。为了改变孱弱的民族形象，他们破除重文轻武的积习，鼓吹尚武好勇之风，并与近代国民意识相结合，以民权为尚武的基础，提出风靡一时的军国民主义，“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奋翮生：《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11期。。从此，民主、爱国、尚武交织成救亡图存、革故鼎新的时代进行曲主旋律。1903年。拒俄运动高潮之际，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中国四民总会，“以保全中国国土国权为目的”⑤《中国四民总会处知启》，《苏报》1903年。4月30日。。随即改称国民总会。这一字之变，使亘古“判若天渊而不可合”《四民公会》，《浙江潮》第5期，1903年。6月15日。的“四民”在“国民”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结为一体，标志着民的政治觉醒。该会虽有保皇派参与发起，并隐去一些锋芒，所用章程却是照搬1901年。东京国民会的定章。《敬告国民会发起诸君》，《苏报》1903年。6月4日。这反映出其中的激进分子希望它能继承后者的未竟之业。如果说东京国民会政党色彩偏重，那么国民总会则突出强调政权职能。它公开宣称：“可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表示：“我政府不敢言，而我国民敢言之。”并决定先设议事厅于上海，“以为各省议事厅之先声”⑤。显示出集中代表民权与清政府并立的意向。国民总会的活动得到江浙、两湖、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和东北等地学界的热烈响应，他们组织拒俄义勇队，开展军事训练，民主、爱国、尚武在组织上正式融为一体。
从1901年。到1903年。短短三年。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京国民会孤悬海外，响应者甚少。国民总会不仅移师国内，而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界群众。与民主、尚武交相作用的爱国运动，一反从前忠君爱国观主导下的皇权轴心运转，对专制统治的精神离异物化为包括权力机构和民众自动武装在内的实际威慑力量。
温和分子唤起民权，却不敢得罪官权，抛弃皇权。他们大概认为“国民总会”的名号过于刺激，改称“国民议政会”，使具有多种政权功能的权力机构变成议政清谈馆，大大降低了它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又进而把所议之事限于“归政”一点，以归政与否为团体进止的准的。《呜呼国民议政会》，《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其倒行逆施不仅遭到革命派的激烈抨击，也迅速失去群众拥护。上海学生开始对该会的组建十分积极，至此则断然抽身。他们追求的决不仅是无关大政的议政权，更无心于已经蜕变为清廷内部权力之争的归政，而需要集中体现国民权力的政治实体，代表国家民族施行政府职能，以捍卫独立主权。国民总会虽然昙花一现，但民主爱国尚武之风继续在神州大地鼓荡狂卷，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起而斗争。
学生与国民捐
学生的国民主体意识与分权倾向，除了反映在历次爱国救亡运动中，以及寻找组织寄托外，还通过国民捐的特殊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1905年。和1909年。国内学生曾两度兴起筹办国民捐热潮。1905年。10月，北京大学堂及仕学馆学生出于爱国热忱，倡办国民捐，筹还国债，“以纾国力”，得到直隶、江苏、山东等地学界的热烈响应。苏州武备学生分头劝说“常备军各营管带至兵丁量力捐助，各营将士激于公义，无不慷慨解囊”《苏省办国民捐》，《大公报》1905年。12月13日。。女学生也倡兴女子国民捐，借此“唤醒国民”，起而救亡。《济南师范学堂倡办国民捐公启》，《时报》1905年。11月5日。直隶女学生高唱“毁家抒难奠国基，同乐自由天”，在人海如潮的会场上奔走募捐。刘清扬：《天津国民捐和同盟会活动的回忆》，《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由于清政府态度消极，这项活动持续到1908年。被迫中止。次年。风闻海牙国际和平会议有监督中国财政之说，天津商界发起筹还国债会，一时间“全国响应，学界尤盛”。江宁、浙江、直隶、京师、安徽、江西、湖北、江苏、奉天、吉林、四川、广东等地学生纷纷集会捐款。江宁学生成立国民捐会，两江师范、法政、江南高等、蚕桑等19所学堂同时加入。《学界国民捐汇志》，《教育杂志》第1年。第13期，1910年。2月4日。上海由大清银行学堂学生发起筹还国债会。安徽、江苏、直隶、浙江、吉林等地学生也设立专门机构。四川和吉林的女学生还组建了“女学筹还国债会”，“一时女校各生乐输恐后，甚至有典钗饰以为捐款者”《女生筹还国债》，《大公报》1910年。2月22日。。京师学生再度试图发挥中枢作用，“纷纷电致本省学堂”，“提倡拟设国债赞助会，联络各省学会及教育会，并政治会社，共画凑款之策”。各地学界“连日会议”，通电响应。《拟创国债会协助会》，《大公报》1909年。12月19日；《关于国债会之要电》，《大公报》1910年。1月5日。直隶、奉天、江苏等地学生以当今世界“强权是逞，武装和平，以外交始者，恒以兵战终。有外交以持其先，必有兵战以盾其后，然后可以享有世界之公权，以侪于各文明国之列”《新民公学学生筹办海军捐公启》，《盛京时报》1910年。1月23日。还曾发起筹办海军捐。
国民捐之举，直接表现了学生们对列强新的侵略手法的高度警觉，他们指出：“庚子以还，各国知兵力之不足以毙我也，则毙我以财力，于是易土地瓜分之政策，起监督财政之问题。夫祸患之逼来，莫急于外债，莫急于赔款，分年。摊还之法，已不啻吸瘵夫之精而徐以毙之，况有迫不我待之势，殆哉岌岌！”“倘不急起而图，异日财政大权入人掌握，罗雀掘鼠，悉索以归，埃、印覆车，殷鉴不远。”《筹还国债会小启》，《大公报》1910年。1月4日。另一方面，这种行动表面似为代清王朝筹还国债，以免外强控制国家命脉，与一般收回利权无异，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特别强调国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学生们不仅承袭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传统爱国精神，而且从国民的高度来认识个人对民族存亡国家兴衰所负重任；不仅要做未来的社会主人翁，而且是现实的国家主人；不仅从此自责，而且号召民众，潜藏的主体意识公开化和直接化了。
在教员“发明国民与国家之关系”的启示诱导下，“学生等感奋兴起，爱国之忱，不能自已”。他们说：“民心巩固者国必强，众力团结者事易举。”“现今各学堂学生虽学业各有浅深，而皆□负有国民资格。”《天津府中学堂学生合同集资备偿国债恳请立案禀》，《大公报》1905年。10月28日。“国由家而成，家由个人而成，家有债累，家即不兴，个人即难生活。国有债累，国即不振，通国人民荣誉亦由此堕落。我国既欠外债，自应人人齐力偿还，不可漠视，谓国与我无涉也。否则瓜分惨祸，近在眉睫。国既瓜分，我等将存身于何处？更悉能坐拥财产以安度岁月耶？”《女界筹还国债会开会纪事》，《大公报》1910年。5月7日。当国家“势疲力弱，不克振作”之际，“凡属国民，皆应担任捐责。”《北洋客籍学堂全体学生公启》，《大公报》1909年。11月26日。
学生们的国家观与统治者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国家并非政府王朝，而是由国民组成，属国民所有。政府作为国家代表，却无力阻止列强侵夺，只有国民自己起来捍卫主权。倡导国民捐如果实现，绝不会使清朝内外交困的窘况得到缓解，而是导致其权威的彻底动摇。在专制统治下，民众从来被排斥于一切国家大政之外，现在学生却以主人的姿态关注和干预内政外交，公开实现由封建臣民到近代国民的转变，并主动以国民倡导者的身份向民众施加影响，启迪其国民主体意识。大清银行学堂学生声称：“沪上国民捐办法，首从学界入手。良以士为四民之首，必自以提倡而任劝导之责耳。”《筹还国债会小启》，《大公报》1910年。1月4日。北洋客籍学堂学生也说：“我学界诸君素以热诚闻于时，北洋学务又最称完善，为全国冠，对于斯举似尤宜极力提倡，俾稍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北洋客籍学堂全体学生公启》，《大公报》1909年。11月26日。表达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国民捐的兴起不仅显示出民气旺盛龙气衰微，更重要的是将民气由关心地方公益提升到直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并且使国民主体意识由以具体利权为寄托转为直接与国家民族观相联系，从而减少了由地方性和实利性的曲折表现带来的副作用。当时有人明确将收回利权与筹还国债作为近代中国国民意识发展的两个阶段性界标，指出：“自商办铁路之说起，我国民争投资以购路股，于是乎始知个人与地方之关系。自筹还外债之说起，我国民争投资以偿赔款，于是乎始知个人与国家之关系。此诚民德民智之进步，为人人所公决。”郑孝胥、陆尔奎、高风谦来稿：《论筹还外债》，《大公报》1910年。1月10日。这一飞跃，意义重大。地方主义与传统乡士社会的长老权力较多合拍，易为绅权控制利用，只有坦坦荡荡的国家民族观念，才能真正激发国民主体参政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