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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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章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1932年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国文系讲演一科作了专门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这篇演讲文字当天和次日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发表。在演讲中,胡适谈了陈独秀对新文化(文学)运动的贡献,并分析了陈独秀对新文学运动所以有贡献的原因。陈独秀被捕了,关在监狱里,出于同情和感念,胡适大谈老朋友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谈到陈独秀对新文学运动所以有贡献的原因,胡适认为,因为他有充分的文学训练,旧文学很有根底;他受法国文化影响大,其英文、法文都可以看书;此外,陈独秀受自然主义影响最大。

北大毕业生段锡朋在南京教育部工作,他于11月3日给胡适写信,谈替陈独秀请律师事:“适之先生大鉴:赐电敬悉。蔡先生来函称汪有龄律师亦愿任辩护云。顷弟走访仲甫先生,彼云辩护事已委托章行严先生及另一位彭先生,其实案情亦不过如是,烦请律师过多,或转易间无谓之注意。惟深感先生之厚意,并乞代为谢谢刘律师云云。”

报纸刊登蔡元培、蒋梦麟援救陈独秀的谈话后,《红色中华》四十一期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

12月1日,在南京后审的陈独秀给胡适写了一封信,感谢他:“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梦麟先生北返,当已详达鄙状。日来贱躯比梦麟先生到此时更好一点,已能稍稍吃饭与肉了,已能照常写字读书了,特此告慰故人。”

审判陈独秀的时间在12月底,还有一个多月。判决后,陈独秀因“老病之躯”,想久蹲牢房,和“大辟”没有区别。正式的监狱,即终日禁闭斗室中。其中滋味,不堪设想。蒋梦麟上次来,送来《水浒》等小说。但陈独秀对小说没有兴趣,开了一张书单,请胡适帮他借亚当·斯密的英文版《原富》、李嘉图的英文版《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马可波罗的英文版《东方游记》、崔适的《〈史记〉探源》、以及甲骨文的著作。借读英文版著作和古籍以及古代文字,陈独秀想让自己的思想远离现实社会,减少幽禁之苦。

陈独秀曾将自己的拼音文字稿——《国语稿本》存在胡适处,原想请胡适推荐给商务出版,终因陈独秀被国民党通缉,出版社不敢出版。陈独秀想,或许现在可以出版了呢!

陈独秀给胡适的信,由段书诒(若鹏)转,因为他在南京,来探视方便。刘叔雅的著作《淮南集解》,陈独秀也希望他能送一部,并请胡适转告。

陈独秀被捕,也引起了住在刘半农和鲁迅的关注。冬日的一天,刘半农选新诗二十六首,集成《初期白话诗稿》,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其中就有陈独秀的诗一首《丁巳除夕歌》,陈独秀上个月刚被逮捕,现在舆论正轰轰烈烈,大有被杀头之势。蒋介石正在“围剿”红军,刘半农出版昔日共产党头头的诗,也是变着法子表达自己对蒋介石热衷内战的不满。这些稿子,都是刘半农1917年至1919年搜集的。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

鲁迅没有直接参与营救陈独秀,但他也密切关注陈独秀的案子。12月14日,鲁迅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的早年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1933年3月5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再次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鲁迅和刘半农都以特殊的方式,帮助陈独秀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