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3日，阴历三月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向汉口。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看到这个消息，陈独秀给贺松生（何之渝）写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今天的新华及大公），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但几天后，张国焘在汉口公安局长、特务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十多年没有见面，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的方脸膛看上去很疲惫。两人都被中共开除党籍，免不了唏嘘一番。但听说张国焘投靠老蒋，陈独秀顿生反感。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应付张国焘。张国焘仍然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事。陈独秀说：“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因为话不投机，张国焘扫兴地告辞了。
4月的一天，安徽太平老乡、武汉大学文学院老师苏雪林拜访了陈独秀。她最初听到陈独秀的名字，是“五四”前在安庆听陈慎登先生上课，谈到陈独秀办《新青年》诋毁纲常，老先生因生气晕倒在堂上。课后，大家议论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说：“顶好带一支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苏雪林第一次见陈独秀，是去年底在武汉大学听陈独秀演讲《动员民众》，但那天人多，苏雪林无法和陈独秀单独交谈。这天，陈独秀家客人很多，等人陆续走了，苏雪林才有机会和陈独秀多讲讲话。陈独秀说：“我读过你的作品，你的《唐诗概论》和《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见解独到，多发前人未发之论，足见很下一番功夫。”听说苏雪林不久随校入川，陈独秀说：“拟到重庆，或许能在渝碰面。”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意见到他。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刘仁静来后，对陈独秀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陈独秀说：“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丢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刘仁静没有落座便走了。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也没有留他再坐。
6月5日，陈独秀在《政论》旬刊一卷十三期发表《我们断然有救》，谈到自己在南京，与傅斯年关于世界大势的对话。尽管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陈独秀还是相信“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话，相信现在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不要震惊于他们那种有强权无公理的武装力量！
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武汉形势紧张后，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离鄂入川。川资是以前刘辅丞给的五百元和陶希圣等几个北大同学托包惠僧转来的二百元钱。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祖母谢氏、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世的孙女长玮送到了四川宜昌。谢氏因孙子、孙女、媳妇的死，打击太重，两眼已经失明了。
隔日，陈独秀给小儿子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十七号找史岳门，陈独秀准备明后日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二十九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
但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宜昌。原来，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来到武汉。其中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后者可是与自己一起坐牢的啊！他们辗转打听，在汉口吉庆广一六五号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弟兄四人，哥哥、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姊弟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分手，已经三十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加。大姐后来去世，陈独秀吟诗说：“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大姐来后，陈独秀又寄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