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发火要开除陈独秀，并说不在乎苏联的援助，加上马林的意见，对共产国际援助孙中山的计划产生了影响。
1923年秋天，为了得到俄国的援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代表团抵达苏联。受马林的影响，托洛茨基不同意立即援助国民党。11月2日，托洛茨基给契切林和斯大林写信，认为对孙中山军事计划和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
在和蒋介石等人的谈话中，托洛茨基的讲话归结到一点，“让孙逸仙和国民党尽快放弃军事冒险，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来”。这个思想，正是陈独秀和马林批评国民党的观点。
11月26日，季诺维也夫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与蒋介石等孙中山代表团五位成员等座谈。季诺维也夫（1883-1936），1921-1926年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批评了国民党对二七罢工反映“冷淡”。他说：“如果我们不得不提到某些问题，例如国民党应当更积极和更坚决地给予工人斗争以支持，那么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帮助国民党避免将来发生误解和摩擦。”这番话说明，季诺维也夫也预料到未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可能存在摩擦。
蒋介石为了取得苏联的经济援助，强调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对此，季诺维也夫说：“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人（现在还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然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因素。”
“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这是马林最先提出的观点，也是布哈林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并留在国民党内的主要依据。后来，但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把国民党的性质搞错了的时候，聪明的布哈林立即指出，托洛茨基本人当时也是这个观点。
12月26日，到上海的鲍罗廷和瞿秋白谈话。
鲍罗廷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回来的？”
瞿秋白：“昨天早晨。但我未见到他，陈独秀也未见到他。我只见到了沈玄庐，他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组织者。”
鲍罗廷问：“沈是正面人物吗？”
瞿秋白说：“是的。但我昨天第一次见到他。他对苏联很满意，他第一次去那里……沈说，虽然蒋还不很满意，但他对苏联似乎没有不好的看法。”
鲍罗廷说：“现在有必要让沈和张太雷给孙写个报告。如果沈能正确说明王和蒋介石将军一派的性质，那就不能只让他们向孙报告赴苏的使命，一定要有第二个报告。”
瞿秋白说：“我将向陈独秀同志说这件事。”
沈玄庐在此前，提出退党。蔡和森1926年写《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谈到沈玄庐与共产党的矛盾：
中山派蒋介石要到俄，这时他（沈玄庐）同蒋介石一起来俄到莫斯科，以后才稍稍变更，承认不出党。国民党改组时，我党派他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及浙江省党部的预备员。后来中央减少他的预算案及与同志及生活问题而又引起他对中央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