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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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科学和人生观论战

1923年11月上旬的一天午刻时分,陈独秀来汪孟邹栈中小坐。他问上回印的《独秀文存》能否再支点钱?汪孟邹拿了大洋百元递给陈独秀。谈话中,汪孟邹请陈独秀、胡适为亚东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文集分别作序。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丁文江和张君劢今年的一次争论引起的。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泰兴人。15岁留学日本,一年后转赴英国。1912年入北京政府工商部任技正兼主土地质科科长,后历任地质调查局会办、地质调查所所长、官商合办北票煤矿总经理。张君劢(嘉森),1887年出于江苏嘉定,1902年中秀才,1906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13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其妹妹张幼仪是徐志摩前妻。

今年3月24日,张君劢和丁文江谈到梁漱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人生观文章,张君劢说:“人生观不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你总应该承认。因为在哲学上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丁文江反驳说:“根本不是!科学方法是绝对不受限制的。”两人辩论了一个钟头,结果张君劢占了上风,几乎把丁文江气死!

5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孙行者与张君劢》,支持朋友丁文江。引起了一场梁启超、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任叔永、朱经农、王星拱、唐钺、孙伏园、陆志伟、范寿康等人参加的全国范围的论战。

11月13日,陈独秀带病写了序。他对张君劢玄学派和丁文江科学派都不赞成,对支持丁文江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也持批评态度。陈独秀的结论是:“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

写完这篇文章,陈独秀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当天就病倒了。一检查,是慢性脑炎。

11月29日,胡适在上海沧州饭店写了《答陈独秀先生》。胡适是哲学博士,谈哲学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从美国精神出发,反驳道:

一、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

二、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

在胡适看来,经济史观可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但不能因此否定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思想知识一旦成立,难道不是客观存在的吗?难道不能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吗?他说:“其实独秀也只承认‘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

写完《科学与人生观》论文集“序”和给陈独秀的答信,胡适在上海商科大学佛学研究所演讲了“哲学与人生”,把自己刚写的内容演讲了一遍,然后离开上海,经南京回到阔别七个多月的北京。

12月9日下午,陈独秀到亚东写《答适之》,反驳胡适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这意思是说,即便是白话文局面的出现,也是有经济基础的。

针对胡适说:“他(指独秀)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陈独秀反驳说:“这句话如何在适之口中说出来!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一一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

12月11日,汪孟邹给在北京的胡适回信说:“仲甫做了一篇答适之文,约3000字,即附你答独秀文之后,明日可以排好即行打样,与你的序清样一并邮呈。”亚东出版《科学与人生观》一千册,清样已排出,本月面市。收到汪孟邹寄来的陈独秀答书,胡适看了很不满意,强词夺理不说,什么大摇大摆的来道谢,简直是侮辱人。

十年后,陈独秀被国民党被捕,胡适在北大演讲时,回顾了这次争论。但这次,胡适强调了自己与眼下的牢囚陈独秀当时“主张也颇相同”的一面:

我做了一篇序,陈先生也写了一篇,他极力反驳我,质问我,陈先生那时已转到马克思主义那方面去了。他问我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话,能否再进一步,承认它能解释一切。他说白话文也是因为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才产生出来的,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般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他是注重经济的条件的,我也没有反驳他,因为他不否认人的努力。

当时,陈独秀犯了“反动”罪,是钦犯,胡适有被累的嫌疑,所以,他说他今天的演讲,有很多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