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林徽因外，陆小曼、凌叔华、韩湘眉等一批新知识女性也陆续加入新月社的队伍中，她们也不纯粹是为了写诗作文，来感受这里的文化氛围和气息就好。
编排、表演戏剧更受欢迎，这简直给有表演天才和表现欲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免费展示才华的机会和舞台。陆小曼凭着在圣心学堂培养起来的表演爱好，自然是欢天喜地，热烈拥护。在王赓闲暇的时候，她也会带王赓一起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又因王赓和徐志摩都是梁启超的学生，彼此熟悉，有了陆小曼的介入，陆小曼与徐志摩的关系就日渐亲密起来。
徐志摩和张歆海送泰戈尔到日本，又从庐山绕了一大圈回到北京时，已经是1924年8月中旬。
他一头扎进他的大本营（新月社），仿佛人去楼空，一切都黯淡无光。就在这年的6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赴美，而他得从失恋的伤痛中振作起来。幸好，还有铁哥们儿胡适、张歆海、陈西滢等经常来吃饭、聊天，谈文学，谈人生。凌叔华和陆小曼也经常来这里。
情绪镇定下来以后，徐志摩就开始忙于主笔《现代诗评》和教学工作。一旦忙碌起来，他很快又恢复了诗人的激情与活力。
在徐志摩的导演下，陆小曼和他一起编排公益剧目《春香闹学》，剧中，徐志摩扮演老学究，陆小曼扮演俏丫鬟。这场戏两人配合默契，无懈可击，简直就是天衣无缝，两人皆大欢喜。徐志摩爱情的火花被再一次点燃，陆小曼似乎已经忘了她是有夫之妇。此后，他们频繁约见，狂热不已。
这年底，王赓应老学长温应星（中国首位西点军校毕业生）之召，参加中东铁路的警卫工作，出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他临行前，把陆小曼留在北京的娘家，还真诚地找到他的好师兄徐志摩，把陆小曼拜托给他，让他好好照看自己的妻子。对于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已经有恋情，他一无所知。
据后来陆小曼的侄孙邱权回忆：“王赓他这个人太善良，他把所有的人想得都是和他一样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没空，那么徐志摩是我的好朋友，那你正好可以帮我这个忙。把我太太精神上面的寂寞和空虚可以解决。”
这一拜托不要紧，王赓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王赓曾把陆小曼接到哈尔滨同住过一段日子，由于气候寒冷，加上没有北京繁华，陆小曼一度不习惯，不久就回到了北京。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已经爱上了徐志摩。
王赓得了这么个娇妻，要想控制住她有两个办法：一是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缠缠绵绵地含在嘴里，宠她发嗲，逗她展颜，事事迁就，处处忍让。
再就是“暴政”。陆小曼必须绝对服从，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走动。外出或在家请勤务兵看管着，以保护安全的名义。哥哥手里有枪，看哪个还敢胡来？陆小曼有天大的本事，还怕她插翅飞翔？
可王赓偏偏选择了第三种办法：空城计。
把陆小曼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王赓永远做不到，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捧在手上是奶油小生干的活儿。
实施“暴政”他可以办到，但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开放、民主、自由是他奉行的信仰准则，他不可能把陆小曼像犯人一样看管和监视起来。因为即使这样做，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王赓空城计的弱点在于，他的对手一眼就看出来城内没有驻兵。你在千里之外，如何及时驰援？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将陆小曼亲自拜托给自己的情敌照看。
徐志摩是个浑身充满艺术细胞的诗人，单身，正好扮演护花使者的角色。以他的闲散对陆小曼的闲散，彼此正合胃口。陆小曼理想中生活的情调和方式，也正需要徐志摩这种性情的人来配合。
据推测，陆小曼和徐志摩在1924年年底或1925年年初就已经越过红线，偷吃了禁果。
凌叔华曾回忆，1925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她参加完新月社的聚会回家，在路上听别人议论起陆小曼和徐志摩在谈恋爱，当时感到非常惊讶，并及时为之辟谣，说他们“绝无背友背夫的事”。回家之后，她马上给胡适写信，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他，并建议，如果真是这样的情况，建议胡适安排徐志摩出国，使他们尽快脱离这种违背伦理的罗网。
凌叔华（1900-1990），女，小说家、画家。原名瑞棠，笔名叔华、素心。广东番禺人。192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并开始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后寓居英国。
凌叔华出生在一个书香官宦人家，生活环境优裕。她有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淡淡的柳眉横卧深潭之上，牙齿洁白，一张樱桃小嘴，稚嫩清纯得甜美舒爽。
在新月社里，徐志摩也曾给凌叔华写过很多信件，有暧昧的，有调侃的，也有说正事和朋友间转达意见的，如果没有陆小曼的出现，他们之间很可能发展成为一对恋人。但在新月社里似乎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除了胡适以外，还有一个人也在追求凌叔华，他就是被鲁迅先生骂得最狠的陈西滢。
因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情已经暴露，凌叔华在与徐志摩这种云遮雾罩的暧昧中没有涉足太深，而是很自然地与陈西滢走到了一起。
凌叔华答应做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往来的通信员。这是兄弟友谊加红颜知己的待遇。
徐志摩曾给凌叔华写信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
做“通信员”容易，不过是替他们传递一下情报，做红颜知己却很难。
红颜知己的条件首先是在精神上独立、灵魂上平等，相互倾诉、无话不说，包括自己的另一半的所作所为都可以尽情倾诉，彼此疗伤，彼此关心照顾，它游离于亲情、爱情、友情之外。徐志摩后来之所以把百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在旅欧前和旅欧途中给陆小曼的信中也提到凌叔华：“最后一句话：只有S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这个“S”就是凌叔华。
时间苦短。陆小曼和徐志摩在1924年的冬天到1925年的初春，过得隐秘而幸福，他们沉浸在巨大而狂热的激情之中，像一炉通红的炭火，将他们的前世和今生照得通亮。面对古老的北京城，白雪纷飞，徐志摩诗兴大发，写出著名的新诗《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地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1924年12月30日，发表于1925年1月17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6期。雪花的快乐，就是徐志摩的快乐、陆小曼的快乐。
这样快乐的时光总是催人奋进，陆小曼也不会示弱，她的才智也要得到空前的发挥。这一年年底，在徐志摩的帮助下，她翻译出意大利戏剧《海市蜃楼》，也算是才女对才子的一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