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65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吃完晚饭独自在自家的小院里，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不认识。来人穿着一件军大衣，胡子拉茬，领口上没有红领章，身后还站着个警卫员。警卫员身后停着辆“吉姆”汽车（官定的“部长级用车”）。
“彭（他念成了”盆“）子冈同志，是住在这里？”
见我没有异议，他不得同意便径直往里走。我不由得向后“让”了一步，同时给正在北屋的母亲递话“：妈，有客来了！”
“哪位！”母亲一边说话一边拧亮北屋门口的灯，我瞥见母亲头上顶着一块擦脚布，想来她刚给煤球炉子擞了火--这是她冬天在家里的一贯扮相。
“--稀客！”来人大步向前，霎时进入门灯的照耀区。
王震同志1950年给作者母亲彭子冈写信之信封
1950年王震同志从新疆给作者之母彭子冈写信（第一页）母亲惊讶更兼喜悦的声音“：司令员！”
……我就是在这天一早，骑车刚把母亲写给王震的一封信，送到他在西城成方街的家中。没想到，他当天晚上就赶了来！。
母亲认识王震么？
母亲和父亲早就认识他。当年--1938年，我父母在武汉刚入党，恰巧王震有事过武汉，他们见过面。解放初期，王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母亲则参加中央访问团来到新疆。返回后在报刊写过不少文章，王震在新疆看了很高兴，还专门写信表示感谢。1955年，王震奉调进北京，担任新组建的国家农垦部部长；1957年，我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此后虽在同一个北京，但从父母这边讲，已经自惭形秽了。
母亲写信给王震，是说关于我的事儿。
--我1960年高中毕业，虽然功课很好，却只考上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觉得挺堵心。谁知这学校后来在高校调整计划中属于“下马”行列，为缩减学生人数，于是便挖空心思让我退学。父亲找过学校，问可是因为他和我母亲的“问题”牵连到我。回答否，只说我身体不好，中学时体育免休。还举了一个与我同班的女生为例--她也身体不好，同样得退学。无奈，我便悻悻退了，但那女生退后不久，又悄悄被学校“召”了回去，原因是她爸是个十四级“革干”。用今天的话语形容，那女生纯粹就是个“托儿”我回家之后，反倒因此发奋起来。一方面，母亲立刻去找了张庚（中国戏曲学院的第一副院长），请他准许我去那里旁听。母亲和张恰巧也是1938年在武汉认识的，张没二话，就同意我去旁听了。另外，我因为不住校，业余时间颇多，所以又在传统文化上“全面开花”：从沈从文先生学文物，从陈半丁先生学书法，从聂绀弩先生学旧诗。此外，还从张友松先生学英文。
虽然学了许多，却不能得到一份儿工作。戏曲学院按照国家规定，不负责对旁听生分配。而街道上能够分到的工作，我又看不上眼。这样，我就在“社会青年”的位置上停顿了好久。
这儿得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青年”。那年月，任何人必须历史清楚，在个人的履历表上，不能有一点空缺，哪怕是一半年，哪怕是三两个月。这段时间之前你在哪儿，之后又到哪儿，证明人分别是谁，一点也不能含糊，一旦查到了哪儿而发现疑点，就说明你对组织“不老实”。而“社会青年”，就是自身历史上先一步有了空缺的人。比如你没考上高一等的学校，也一时没找到工作，在家里闲了一小段时间。这样一来，等以后再找工作时，对方就要审核你“：这段时间干什么来了？谁证明你没有干坏事？”这里的“谁”，必须是一级组织。用当时的观点看，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得在组织的管辖下，没组织的人虽然不一定是坏人，但至少属于“干坏事的嫌疑人”。如果这个青年后来遇到入党或提干的审查时，这段“社会青年”的经历就会给他找来大麻烦。
我就处在这样的压力下，我父母在单位中受到的压力比我还大--“你们自己都这样了，难道让你们的孩子还这样……”父母不得不向他们的社会关系求援。
沈从文先生曾向他所在的历史博物馆建议收我做其助手。因为我能听懂他的湘西话，因为我认识他的那一笔章草，因为我古文根底还行，可以读懂没有“句读”的古书。但是沈先生说话的“力量不够”，没成。
陈翰笙先生是20年代入党的老革命家，他当时主持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他向人事部门建议收留我进其图书馆做管理员，因为我的英文也有了一定程度。陈说话是有分量的，但更有分量的是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所以陈的建议，最后还是被委婉地拒绝。
母亲着急了，一次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新疆新生活的图景。
她动了兴致，问我敢不敢去新疆？
我一听，猛然也觉得新疆不同于一般省份。新疆色彩丰富，有那么多的兄弟民族，载歌载舞，农林牧副，瓜果梨桃……这和京剧的生旦净丑、唱念做打，总有些相似。这样一想，便贸然点了头。
见我点头，母亲拿笔就给王震写信，问能不能介绍我到新疆南部的塔里木河。写好之后，母亲告诉我王震的住家地址，我当时就送了去。
母亲把王震领进北屋。“徐盈同志呢？”“晚饭后刚出去了。”
王震问这个院子的来历“：这是私房？有几间？”
母亲有点尴尬“：是五三年用积蓄买的，一共七间半。”
王震坐下“：我刚从罗（瑞卿）总长那儿来。”
我知道，罗瑞卿那所院子离我们这儿很近。“我正在养病，部里的事情一般不管，由几个副部长抓。”母亲一听这口气，认定王是在推诿了，不由得说话有点急切“：司令员！我和徐盈，当年都是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是在国民党眼皮底下搞采访写文章的……”
“你们对革命有功！”
“可为了让一个孩子参加工作，就受到这么多的阻拦，这是为什么？”
王震沉默有顷，然后缓缓地说“：新疆南部的阿克苏--你去过的。如今驻扎着农一师，是我当年的老部队--三五九旅。现在，他们的人事科长正在北京开会，七天之后就回去。如果你们同意--”
王不再言语，只把眼睛打量着我母亲和我。
母亲突然犹豫了，大约心里在想“：怎么？只有七天！未免也太快了吧？”
我一拉母亲衣角“：我去！”
王震看到这一细节，笑了“：好，勇敢就好！我的孩子就都像我，很笨，但是勇敢。你的孩子不但聪明，看来也很勇敢，很好嘛！”
结果七天之后，我果真独自一人，阔别了北京，阔别了近年刚刚学着的传统文化，跟着刚刚认识的人事科长就直奔乌鲁木齐，然后又从乌鲁木齐南下到阿克苏，最后又从阿克苏南下到塔里木河垦区。这一个单程，就走了十二三天。
在基层农场呆了三个月。当我成为基层的“五好职工”和“学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先进分子”后，我给王震写了信。没想到王震很快复了信，给我抄录了一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的毛主席语录，还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这批示不是写给农场领导的，只是写给我个人的“，你留着，三年五年，十年几十年后，再拿出来看看。”
第二年“，文革”陡然爆发，农垦部也乱了套。王震和一位副部长“自己跟自己”斗起来。王震让农一师师长的女儿（师中学学生，刚巧串联到北京，就住在王家）去找我母亲，讲“告诉城北，要他赶快回来，住到我这里，帮我抄大字报。至于新疆那边，我会给他请假的”。母亲很高兴，立刻告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