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边请假则不太容易，最后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算跑了出来。等到回到北京，形势已经变化。中央给王震和那位副部长“各打五十大板”“，谁也不许再说了”。这时我才知道，敢情那位副部长和我父亲也是老相识，他比王震的资格似乎还要更老一些。我父亲抗日战争时到五台山八路军总部访问朱德时就认识了他。但这么一来，中央当了“和事佬”，我没事儿干了。
在北京闲住了几个月，临近春节。北京开始轰外地人（我已然变成新疆人）。但新疆武斗升级，又盛传王震是“五·一六”第六号黑后台（凡是王震个人介绍进新疆的北京干部子弟--诸如张闻天的儿子、杨尚昆的儿子、胡绳的儿子，等等等等，就都成了当然的“五·一六”分子了）。我实在回不去。无奈，我只能浪迹天涯，在祖国二十二个省市徜徉了一年半。
后来，等我游荡到了山西，正赶上党的“九大”开幕，王震成为主席团成员，闭幕时又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以为这是我返回新疆的最佳时机，便从山西太谷农村径直北上包头，又经呼和浩特、兰州抵达乌鲁木齐，最后回到了塔里木河农场，果然没有再吃眼前亏。在返疆的路上，我写了一首七律：
大旱云霓盼若何？年来游历苦折磨。一腔热血填词赋，满腹忠忱度坎坷。欺谎已从今日灭，归家未许半时托。还经呼市穿乌市，即赴黄河奔塔河。
最后的这一联我颇得意，因为是从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套出来的。千古之下，能有一个后人从他的生活实际出发，一点也不勉强地应和古人，不容易了，这也是我不幸当中的大幸。我一年半流浪当中，共写旧体诗词二百多首，其实有了这一首的这一联，也就不虚此行了。
几年之后，我再度返回北京探亲。这时“，文革”还在折腾，作为老百姓早已丧失最初的激情。我的年纪也超过三十，不能不想想终身大事了。重要的前提是，我还想当一名北京人。为了这，我就不能在新疆安家结婚，必须设法调回关内。这时的王震虽然已被“解放”，但闲住在北太平庄四号院，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合住一栋二层小楼。我去时，王震正好坐在他这半边的台阶上晒太阳，身边的花坛里种植着老玉米，旁边还摆着一把从大寨带回来的镢头。我谈了自己心思，他停了半晌，才回答说“：我还没工作。再说，中央也有明令，不许我再插手新疆问题。”
我离开了他，但没有回新疆。我一直在“跑”自己的调动。终于在一年多以后，调进了河北固安县。这时，王震已经成为国务院诸多副总理中名次居中的一个，家也搬到东四十一条的一个四合院里。我又去看他，门卫把我领到第二进院子垂花门旁的一个客厅。不一会儿，王穿着旧布鞋就出来了。他很惊讶我能“自己把自己”调到了北京近边，又问我现在还参加体力劳动不。我有点没好气，心想你不帮我调动，还问我这个，便据实回答说“：县里的干部不拘大小，只要不犯错误，就没有再动手干农活儿的--那会被农民瞧不起，认为是没出息。”王听了不言语，把脚从鞋里抽出来，双脚蹲在软软的沙发上，不知在想什么。
又几年，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写了个京剧剧本，寄到中国京剧院。没一年，文化部就把我调进北京，安排在中国京剧院当编剧。这时，王震的官越做越大，进了政治局。听说他搬进六部口董必武生前住过的那个大院。我没去找他，他忙，我也没什么事儿要麻烦他，我只想把自己份儿内的工作做好就是了。
又几年，中国作协和农业部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活动，是为了动员作协会员深入到海南岛的农场去体验生活。这时，我已经是中国作协会员。我去了，看见老资格的艾青、吴祖光、袁鹰都坐在前排的大沙发中，安安然、巍巍然--没想到文人在人民大会堂中也能有这种位置。当然，前提是先要自己“干”出来。l临近开会，农业部长何康陪同走路颤巍巍的王震从一个屏风后出来，王与艾、吴、袁等一一握手，落座，开会。何康主持，讲过会议主题，就由海南岛的同志介绍那里的情形。最后，由在场的作家随意发言。
吴祖光举手，要求发言。他先感谢王震的到场，并回忆1957年后自己去北大荒的情景，讲到某年春节不允许回北京，他和众多右派就在农场过年“。正当我们百无聊赖之际，从天边飞也似的跑过来一匹白马，瞬间来到人们面前。人们定睛再看，马上坐定一名威武将军，原来他就是王震将军……”
一片掌声中，全场注视王震，眼光中充满敬意。
吴先生话锋一转，又侃侃而谈当年在北大荒受到的委屈。语调虽然不高，但话说出来是有分量的，谁也不能阻挡。我在一边旁观，猜测只有何康着急，因为1957年的事儿和今天这个话题相距太远，吴先生这一说，势必就把会议主题转移了。
果然，等吴先生发言完毕，会场气氛已很沉重。王震这时讲话，他首先用了很大篇幅代表党中央，向当年受过冤枉的知识分子赔礼道歉。可说着说着，大约因为精力不济，话也说乱了，先扯到当年的孙中山如何如何，忽然又大发脾气，骂海峡那边的国民党如何如何，同样转移了会议的主题。何康只能是更加干着急。
最后是王震与作家们合影留念。我凑上前去，自报家门，但没说现今在哪儿千什么。王忽然睁大眼睛“，你好像是在编剧本吧？”我当即说，想得到机会去海南岛看看。王向何康一指“：安排一下。”我急忙上前讲述了自己的单位和联系办法。
王震走了，从此我再没有见到他。农业部也没人来找我，我也没听说作协后来有人去海南岛。
此后的我，虽然远离政治活动的中心，但我一直关切着这位政坛上的“猛张飞”。他身居高位，日理万机，和我这小小老百姓已有云泥之别。但我一如当初，仍然感谢他这位“稀客”对我的关怀。我至今也搞不懂，当初怎么会一时激动，自己就毅然放弃北京户口，只身去到边疆的军垦农场贡献青春。我八年后由新疆调到了河北固安，再七年后又调回了北京，终于干上了当初学过的京剧专业。我是个幸运儿。可以认为，没有我这一十五年的曲折回环，就不会有后来的我，也就不会有这些成绩。但从另一方面想，万一我回不来了，就可能被生活的浪涛彻底淹没！这种可能大大多于我调回来的可能。
我不得不想到我的母亲，以及和她同一时代的革命者。他们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参加革命的，说不定哪天就死在半路上。死了也就死了，没听说哪个死者临死前还后悔的！再说，那时候后悔也没用了。
革命者惟独到了解放后，才会对眼前的处境（职业、级别、婚姻、家庭、财产……）格外珍惜，一事当前，总要考虑一个“值不值”或“干不干”的问题。在上一代人中，母亲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特殊者，这和她一直保持的童心有关，也和幼年上过的教会学校有关，更和多年从事的记者生涯有关。是母亲用这种诗情温暖着我被世事炎凉冷却下去的人生热情，这大约是我后来面对困难而没有退却的主观因素。
然而光有主观因素还不行，王震的权力（以及他用这一权力所做的决定）和热情，则成为落实和支持我施行主观意愿的客观因素。王是我党众多领导人中的浪漫主义者，我记得当初党中央领导去十三陵参加劳动时，别人是干各种直接的体力劳动，惟独王震是在开拖拉机！他有他的战斗经历和性格特征--南泥湾，南下北返，鹰厦铁路……他有他的坏脾气和粗中有细，在中国革命征程的大系统中，他有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稀客--我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