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直上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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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悠悠天地两书人(忆黄裳、姜德明)

天地悠悠,书人何处?书人几多?倘仅有二,岂不天地太大、书人太少了么?我这里讲的,并非一般的”读书人“或”写书人“,而是指爱书成癖、并且倾尽一生精力收藏、钻研之人。这样,天地越大和书人越少,反倒相映得越发成趣了。

不知您注意过上海黄裳先生的文章没有?他最得意也最拿手的,就是类如发表在《读书》杂志”书林一叶“的专栏文章。他可以从追寻某种善本书籍的由来始末,或考证,或书怀,或评论,或比较,总之,在一般读者不知道他准备发表什么高见的时候,他的高见就已油然而生,并让你拍案叫绝了。他年龄大约长我25岁以上,但他的学问恐怕就长我半个世纪。因为本来该我念书(特别是古书)的时候,偏偏赶上了”文革“,我没“掉”成书袋。我深切感到,自己和黄裳先生的差距太大,并且大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当我不能不混迹于京剧伶人之间的时候,黄依然静坐于他的书斋,或者静静地走访苏州的旧书铺子。但是,我终于找到了丽条可以和他对话的途径。一是他谈南明人物(如钱谦益、柳如是等)的文章,这些史料我研究过,并有写成京剧剧本的打算。二是他很能谈戏,四十年前他曾约请梅兰芳写《舞台生活四十年》,曾追随过盖叫天一个时期;显然,这和我近十年间所作所为很有类似之处。这两条通道的发现,让我的确高兴了一阵子。

后来,我受《团结报》之约,为他们主编了几期副刊。我采取的是旧时文人编副刊的办法--每期都由自己设计一个总体规划,然后分别约稿(同时限定字数),等稿子来了,大致看一下,就划一个版面示意图,把稿子交给报社的责编--我的工作也就到此为止。这是当年沈从文、萧乾相继主编《大公报》副刊的一贯做法,沈生前和我谈过,萧在回忆录中也说过。我作为晚辈,就很想借用《团结报》给我的这个机会一试。于是,我写信给黄裳,请他撰稿。他很快回了信,并如期写来了稿件。从此,我就获得了和他书信往还的机会。当然,没事儿时我是绝不去麻烦他的。

他的字写得漂亮,连稿纸都是自备的--上有“我的稿纸”四字,据说是在香港印制的。见字思人,见稿纸同样思人。我盼望能见到他,能亲耳聆听他的高见,亲眼目睹他的风采。后来去上海出差,我终于在约定的时间敲开他家的大门。那是一栋很古老的洋房,螺旋形的楼梯旋转上去,让我迷失了东西南北。他的房子很高,仿佛只是很大的一间,有双人床,有吃饭的桌子、椅子,临窗有一个小巧的书桌,有一般随处可见的家具,并且家具之间有一般家庭很难得见到的“空当儿”。然而很遗憾,我没有看见书架,只在大衣柜的顶端看到一捆一捆的线装书。我琢磨着,书摆得那么高,怎么往下拿?马上,我又想起了聂绀弩和金克木,家里都不怎么见书,但文章里的“书意”特强。原来,书都在他们的肚子里。想来,黄裳亦如是。

和黄谈话真难。我不发话,他就沉默。这一点,又让我想起北京作家冯亦代。我每每于此际感到了尴尬。而对长辈文人,总不能像和京剧伶人相处时那样吧--见面就熟,熟了就要高声儿,高声儿了就想唱,一唱就得站起来比画,一比画就嫌我们家地方(也就是家具当中的“空当”)小……文人和伶人,实在是不一样啊。

从上海回到北京,没半个月就又去天津“。由头”是我的一篇散文在全国评比中获奖,到天津是为领奖。将近中午,车到天津。一出火车站,忽然看见攒动人头之上,有一块纸牌子--上书“姜德明、徐城北”六个大字。说时迟,那时快,忽然发现姜德明先生就在身边。姜在《人民El报》编了三十多年副刊,出了十几本散文集子。一问,原来他作为特邀专家,也赶来祝贺这一盛会。接站的同志把姜和我让进汽车,在车中告诉姜--此次也邀请了黄裳,黄已于今天一早儿到津。知道您俩“好”,所以安排住在一屋……我听了由衷地高兴,知道他俩都是积攒、研究书的专家,共同语言必然很多。这一次,我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把他俩给“盯”紧了……午饭后,他俩决定去“逛”唐山道的“古玩旧物市场”,我立刻报名随行。姜是天津人,黄早年读中学在南开,可俩人多年没来,认路的本事似乎赶不上我,于是左弯右拐,带路的“活儿”撂在我肩膀上了。姜说,北京的一些古董商常来此“趸货”,然后拿回北京高价卖给“老外”。后来“老外”得知,不甘受此盘剥,便直接来此进货。没想到这一来,便把这里的“行市”给抬高了……黄只是听,听得高兴时也只是笑。我的一个新发现是,范曾的字大量涌现,一个条幅才十块钱。假的是肯定了,但假的依然摆出来,用低价仍然可以大量倾销,这当中似乎又很能说明些问题……我高兴上来,禁不住滔滔不绝于口,忽然发现黄裳不感兴趣,便赶快闭上了嘴。

事后我问姜,为什么总见不到黄侃侃而谈的场面。姜答,他不是你们梨园行的人,哪能整天眉飞色舞的?再说,他年纪毕竟是大了些……后来,他俩抓空去参观古文化街中的旧书铺,我又报名随行。我知道机会难得。俩人都嗜书如命,但又同中有异。黄钻研的是线装书,姜研究的是民国以来的铅印书。天津方面还派了一名“内部的人”作为向导。车开到古文化街外边停下,我们四人一路行来,最后连连穿越几层街面,走进一个很旧很旧的楼里,一连进了几个办公室。主人找他的“熟人儿”,问谁谁摇头,被问的人无精打采、爱搭不理的。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主人只好当众“亮”出黄、姜大名,这才引起一时兴奋,于是有人带路去开库房大门。门一开,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开锁者先报告线装书的一般情况,说了半天,黄裳无动于衷,一再摇头。

开锁者见“没戏”,便领姜向另一间屋子走去。同样是灰尘蛛网,不可触摸。开锁者夸了几种又拿出几种,姜翻阅着忽然眼睛亮了,指着其中两本问多少钱。开锁者狡猾地挤挤眼睛“:我们这行如今是惨透了,外边是另一个世界,里边的人想到外边去,领导不批准。可里边有什么?不就是这几本破书?谁认识它?谁懂得它?眼下,只有您二位了。俗话说--货卖行家,我们要是多跟您要钱,就太没一点职业道德了。这么着,这两本,您给三十五就行了。”姜惶惑了,但暗暗咬了咬牙,还是掏出钱来付了款。在回去的道儿上,他一直没言语。我猜,他脑子里或许正在盘旋着“卫嘴子”这个名词,而偏偏又发生在他的故乡……我有点遗憾,心想这次又没能给他们二位显露个人最光彩性格的机遇。

两年还是三年之后,香港萧铜先生来京治病,顺便想走访文化界的一些朋友。他跟我说,想见一见姜,参观一下敌伪时期的藏书,并一再声明,他只是想看看、谈谈,绝对没有借的意思。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在此之前,我只知萧是京剧方面的写手,没想到他还如此关切文化之书。同样在此之前,我虽多次去过姜的办公室,但聊天也仅仅限于京剧而已。他的藏书我没见过,他是怎么研究起鲁迅来的经历,我也同样稀里糊涂。我想借助这一次见面,见到他们二位的“其他方面”。

当我引见二人握手之后,萧铜如数家珍般报出一系列书名,姜则不断声地回答“:我有,我有,我有--”萧铜也一迭声地高呼“:了不起!了不起!”姜随即打开书柜,指着那一摞摞的纸色发黄的书籍和杂志,介绍着它们的名称和年代。萧铜沉醉了,疯狂了,他回述着tl己昔日拥有它们又失去它们的惨痛经历。

姜也说,自己本来收藏会更多,但两度tl我毁掉许多。第一次在1957年初春,报社一位领导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自己“:有的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年纪只有二十几岁,偏偏对30年代甚至更早的书本杂志,那么爱惜、那么留恋,这是一种什么感情?”自己觉得不无道理,为了“清洗”自己的癖好,便主动清理掉不少,拉了几平板车,运到废品站给卖了。第二次是“文革”爆发前夕,报社的气氛空前紧张“,摧枯拉朽”之火即将燃烧,姜于是又自己烧了不少……姜谈到自己的收藏的起因--50年代报社在王府井,中午吃了饭没事儿,就往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遛弯儿。那儿总有一个柜台摆满刚刚收进来的旧书,价钱也不贵,许多渴望已久的书,往往不费吹灰之力便唾手可得“。淘书是一种乐趣,得自己投时间、投精力去找,最后找到了,也就会认真阅读。读后如果觉得不一定非要自己收藏,便又可以拿回书店,交给老板,去换其他自己需要的书。这样周而复始,只要自己投人一定的资金,这个淘书又换书的圈子就运转起来,自己就会不断有新收获。淘书、换书是一个世界,包括所有的书人,甚至也包括书店的老板……”

我听了不禁有所联想:今天也有不少书人,他们也注意收藏,但大多是要,是设法白拿。拿总比掏腰包要容易,来得容易便也去得容易。是否认真看了呢?恐怕未必。他们也讨论,也研究,但议论的中心是书的“行情”--看哪些是“门面书”,看哪些是“赚钱书”。前者对上有“交代”,也供自己收藏(未必能认真看);后者是专门供应少文化或没文化的读者的,只要上面抓不住把柄,只要能大把大把进钱,就算完成任务。显然,这是以生意人的眼光在打量图书世界。显然,这和姜德明当年进入图书世界的起因是不一样的。姜当年在天津上中学,下午常常逃学逛天祥市场,那里二楼是个外人很少涉足的“死角”。但是,他从这里读到了鲁迅和新文学运动的全体作家,这无意中对他后来的一生定下了基调……书人,和书应当同生死、共命运。一起萌生,一起成长,一起坎坷,一起经磨历劫,最后又一起分享创造后的光荣。书事的全部,大约也就在其中。

我为自己能够悟到此处而骄傲。但我也有遗憾,对于另一位书人黄裳,我怕是没有机会寻访了。不仅是地理上的遥远,更因为年龄上的差距,还有,是整个社会传媒实体变化太大--书,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和惟一。现代人传递思想、感情的方式很多,甚至连积淀、升华它的办法也多了起来。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往真正意义上的“书”,不会再那么多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书人和书事自然也就会濒临灭顶。对此,我实在不知该说什么,是悲哀呢?是欢迎呢?还是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