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姬传在梅宅（1982年）
1983年，我第一次见到许姬传老人，地点是在北京西旧帘子胡同的梅宅。我拿着老作家冯亦代先生写的”介绍信，，目的是想通过采访，给新创刊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写一组“梅宅新事”的专栏文章。这个栏题也是受许先生的启发，因为在梅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里，一开头就有个“梅宅旧事”的小标题。我如今写“新事”，就准备从梅先生逝世一直写到现在。当时梅夫人也已去世，所以专栏文章就从许先生“打头儿”，下面每位子女写一节。
“我是这个院子的‘看家的’，东屋、南屋各有各的事儿，只有我是个闲人。白天中常有来访的，以及街道上查卫生的，都是由我接待。”这是许先生跟我说的第一句话。这所院子只有一进，许先生住北屋，绍武、屠珍夫妇住西屋，葆碉住南屋，东屋是公用的饭厅。“我只管‘看家’，‘护院’可完成不了，歹人要是插我一个小指头，我当时就得毙命……”许先生这样说着，自己先“哈哈”笑了起来。
的确，眼前这位于瘦的小老头儿，体重超不过80斤，驼背还挺厉害。一刹那我又想：要是没有他，梅先生的许多琐碎事儿就没人办，同时梅先生在艺坛的许多事儿也留不到纸面上。
由于冯先生“介绍信”上写了我的家世，所以许先生一见面就很亲切。50年代我母亲多次访问梅先生，每次都是许作陪。所以在第一次采访中许先生几乎没容我触及正题，他“话匣子”一打开，就总是回忆我母亲当年怎样采访梅先生。我很感动，但又总是有点心不在焉，因为刚才从进入院子的一刹那开始，心中就涌起一种莫名的熟悉。我很惊讶，觉得这里的一切都似曾相识，院子的格局，北屋的廊子，东西屋的柱子，地面上的方砖，仿佛都在梦中见过。当然，这一种感觉我没说出口，但是以后每去一次西旧帘子胡同，这种感觉都要加强一次。
后来，我终于找出了答案，原因是我偶然翻出自己的一张旧照片。四五岁光景，冬天，满地残雪，我穿着棉袍，头上戴着当时流行的“航空帽”，手里抓着一个雪球，刚刚打完雪仗似的，独自站在东屋的廊柱下。后来，我把这张照片带到了梅宅，一核对“背景”，一切全都吻合！疑问陡然生出：我怎么会年纪小小来到过这儿呢？和许先生一讲，一切水落石出。原来解放后政府安排梅先生住在西城护国寺，那里地方较小，不便安排学生和泰州的亲戚居住，于是就用梅夫人的名义购下西旧帘子胡同的这所院子，据说原来的房主是《大公报》的什么人……这就对了，这所房子曾是《大公报》一位老板女婿的私产。抗日战争胜利，重庆《大公报》准备迁回天津，预先派我父母回北平草创办事处，在找房子时，就用这里作为办公地点。于是幼时的我，就经常到这里来玩，包括照片上的打雪仗。
我很快和许先生熟悉了起来，也和梅宅成员熟悉了起来，我曾以《天下真小》作为题目写过一篇短文，记录了这种惊讶。
仍以此题重新作文的想法，是在许先生去世之后慢慢形成的。
许先生是在逝世的前一两年搬出梅宅、回到儿子身旁的。原因是西旧帘子的房子越来越旧，人也越来越少。先是绍武、屠珍另外有房搬出另住，葆胡不时要去外地演出，偌大的一个院子，到晚来只剩下许先生和一个保姆，也着实有点吓人。惟一能添“活气儿”的，是葆弱喂养的那几只猫。于是，许先生犹豫了好久才搬到住在蒲黄榆的儿子家中。但，我相信许先生搬家前肯定迟疑了许久，也相信梅家子女为难了许久。因为一个事实是明摆在那里的：1976年地震的次日，是梅太太福芝芳派遣孙儿和外孙亲自去到许先生在北新桥的家中，把许先生“迎”进西旧帘子胡同来的。许先生来了几年之后，梅太太逝世，去到西郊百花山和梅先生合葬在一起。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剩下来的事情似乎就是：西旧帘子这个家就“交给”他许先生了。向外人讲自己“是这个院子的‘看家的’‘，或许最初是句戏言，但讲来讲去说不定就变成神圣使命。如今，正当梅派艺术亟待振兴的时候，自己怎么却要搬出这个家了呢？有朝一日到了泉下，怎么向梅先生和梅太太交代呢？当然，现实中的难处使他和梅家子女最后下了决心，许先生还是搬走了，西旧帘子越发冷落了，但梅家子女时不时还去蒲黄榆看望老人--因为许先生和梅家的这种情谊，无论从哪边也是不能割断的。
许先生毕竟是老了，传说他逝世时的情形是：某日清晨，他一切都”好好的“，儿子照常上班去了。不久，葆玖来看许先生，就在躬身趋步接近老人时，才发现他已然”过去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同时也就是这么让人玩味和感慨不尽：许先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梅先生和梅派艺术，即使是最后的”结束“也要挑选时刻，以便”结束“在梅派继承人的面前！他这样做，或许能觉得满意和安然些。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长久无言。我比许先生年幼42岁，本来不愿意相信冥冥中存有鬼使神差的力量。即使是我正在撰文的这一刻，我也坚持认为纯属巧合。但是，这种巧合却给我一种意念：梅派深远的意蕴吸引许先生劳作了一生，也还会吸引更多的后人为之持续劳作。不才如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已连续出版《梅兰芳与二十世纪》和《梅兰芳百年祭》两本书，但是意犹未尽。我将在两三年后开笔写我的”梅兰芳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梅兰芳与二十一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我感到自己的心和这位年长了42岁的老人贴得很近。
又一种天下真小。
曾有一段时间认为：自许先生逝世，我对老人家的了解也就盖棺论定。这样讲不能算错，因为他为梅先生所写的书我全读过，重要篇章还读了若干遍。但是很奇怪也很偶然，最近重读许先生最后的两本书《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和《许姬传艺
坛漫录》），一种崭新意义的”天下真小“，忽然充溢在我的内心。
这种感觉的核心就是：许先生有没有独立的人生价值？许先生算不算真正的作家？或许有人这样认为：给名人当秘书，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只要名人在历史上”站住“了，硕大功劳中自然就有秘书一份儿。作为秘书，应该是名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何必还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甚至还有一种”习惯看法“：秘书不必有太高的资质和自己的个性，切不可有分外的野心，只要规规矩矩去守自己的”本分“，也就行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联想？因为我置身梨园也已有年，梨园向来是以”角儿“为中心；那么”非角者“所做的一切，自然多属“傍角儿”。我也不例外，十多年来我“傍”过不少“角儿”，有些“傍”得还相当“漂亮”，我从“傍角儿”中的确得到不少补益。问题是今后是否还需要继续“傍角儿”？如果还“傍”，是否和过去的“傍”要有些区别？其中哪些是辅助名人的？哪些是显现自己的？两部分如何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