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的经历恰恰给我指出了一条明路。许先生在辅助梅先生过程中有其阶段性。他本来处在一个十分容易显现个性的环境，如果不是身体不好的话，他可能从政或者从军，走上另外的一种路途。但是鬼使神差让许先生从中年起就辅佐上梅先生，并且是一辈子跟定了，就把自己原先那种很旺盛的能动性，凝聚、隐缩在对于梅的艺术的记录、规整和阐释之中。可以这样认为，许先生中年以及稍后的命运，基本上仍然是由梅先生的功绩、地位所决定了的。但是，梅先生在67岁上突然去世，是造成许先生晚年开始恢复显现个人人生价值的一个远因。最初，他可能产生过一些后半生“无所依托”的感觉。因为梅先生一去，梅派艺术就停滞在那里，许先生就无法再说什么“新话”了。更没料到的是“，文革”使中国的一切中断了十年，事实上又何止十年！随后是“四人帮”的被粉碎，京剧传统戏也在1979年“复出”，于是这又使高龄的许先生有了“用武之地”。他重新又向这个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介绍梅兰芳和梅派，虽然他因年纪大和阅历深使得笔墨显得“简淡”，但认识却比从前“高远”。这是老人家的一种极其难得的飞跃。此外，更难得的飞跃是他个人人生价值的显现，这从他晚年出版的两本书当中可以得到明证。（前一本是老先生亲笔签赠的，后一本是老先生去世后，由其哲嗣国杭兄代赠的。偏偏我接到这两本赠书时，最初只读了其中论及梅先生和梅派艺术的部分，却把有关许先生回忆家世和早年经历的部分忽略了。是最近的通读，才对晚年的许先生产生了新认识。）许出生在1900年（庚子），这是一个国家命运激烈转折的关键时刻，他的先祖又恰是一个对于国家命运有可能起到重要影响的名门望族。其外祖父徐致靖原是清廷的翰林院的侍读学士，在甲午海战失败后，他曾给皇帝上“请明定国是疏”，意思是请皇帝对国家今后采取什么政策公开表态。不久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肯定了他的见解。随即，徐又上疏举荐康有为、黄公度、谭嗣同、张元济和梁启超五人。光绪全都依从。在即将进行戊戌变法前，徐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权力较前更大。后来在变法遇到危急时，徐听从他人建议，举荐袁世凯入京。光绪依然听从了。不料袁向荣禄告密，整个政治形势也就发生逆转。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害，徐也被判了“绞监候”，即死缓。后，庚子（1900）年因八国联军迸京，监狱中的犯人纷纷出狱。他也被人救了出来，却只肯在客栈中暂时居住，一定要刑部官员代他向逃难到西安的皇室请旨。两三个月后，终于等到了赦免圣旨，于是这才转赴天津，由海路赴杭州定居，别号“仅叟”，意思是别的志士都已赴死，自己是仅存下来的老头子。
许姬传八岁时由母亲带领到杭州，开始接触这位饱经风霜的外祖父，一边随他读书，一边听他讲述戊戌变法当中可歌可泣的故事。比如八月初七（被捕的前两天）这一天，谭嗣同和梁启超乘车来到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写道“：梁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参赞点头承诺，写道：“吾将使梁君化装成打猎者，离京赴津。”又写道“：君亦可留此不归，可免于难。”谭摇首写道“：我义不应避死。”参赞肃然起敬。谭对梁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程婴、杵臼，分担其任。”还比如初九这一天，开始搜捕维新党人，徐家被围捕，正碰上徐外出。徐夫人当即告诉兵丁“：徐大人回来就会自行投案，无须追捕。”不久，徐回家，即赴刑部投案。徐入狱后，以为必死无疑。八月十三判斩，家属也准备了棺材到菜市口去收尸。不料斩首的是谭嗣同等六人，其中并无徐。（以上详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的第一部分“戊戌变法侧记”。）我想，任何人听到上述的“故事”都要动容，何况还是外祖父的亲口叙说。这显然会给幼小的许姬传心中埋下关心（乃至参与）政事的种子。当然，是后来的辅助梅先生，才使他的性格慢慢恬淡了。但《许姬传艺坛漫录》开卷的第一篇文章，就又是《从孙中山照片谈辛亥议和》。在1948年1月的上海，许偶然从梅的好友冯耿光的住所发现一张孙中山的亲笔签名照片，两人都激动起来，于是一个讲一个记，这篇文章就这么出来了。这件事也足以证明早期辅佐梅兰芳的这一批人，其中很有不少爱国志士。虽然他们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出力报效国家“，移情’i到辅助梅的艺术上面，但心中潜在的爱国激情并未消减，而是融化在对梅艺术的处理之中。从这一点看，梅的艺术成为这些人抒发内心爱国热情的一个载体。梅很幸运，他们也很幸运。而发生在1948年的事情，直到80多岁才又回忆、书写出来，不是很能说明许先生关注问题方向的变化以及思想境界上的升华么？
也联想到自己，我的父母30年代参加革命，虽然后来受到冤枉，我也因之受到连累，在那个十分强调”出身“的年月，我不能继承他们所献身的新闻事业，而转身进入了”向后看“的梨园，但心中的爱国热情同样未曾消减。从这一点看，我感到自己又和许先生颇为相像，这应当视为第三度的”天下真小“了。
四
我反复研读了许先生最后的书，形成了一种萦绕心头、久久不去的感触：每一个”捉笔人“的文风，年轻时应该和晚年有哪些不同？如果早年迷恋于艺术研究，晚年是否就应该上升到文化层面？还有，如果年轻时洋洋万言、倚马可待，晚年写文章是否就应空虚中来、点到了就戛然而止？甚至所写之”物“也不再受传统”起承转合“的约束，内容也由严肃问题转化成生活小品……不妨从《许姬传艺坛漫录》当中选摘两则文章（叫”笔记“或许更准确）：
其一《，考考王羲之》。这其实只是一篇小而又小的小品。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曾画过一幅同题漫画，讽刺那些动辄以草书签名、成心不让观众认识的”书法家“。许看后大加赞赏，华于是重制一幅，送来请许做跋。许写道：
古人云匆匆不作草，盖谓草书偏傍点画，格律甚严，章法布局，尤须酝酿组织，方为合作，较行草书更费工夫，而现存古帖，简札为多，草法精审，百观不厌，近年时有人以草书字幅来问，是何字体？吾只能答以恐为龙虎山张天师体也。
这段文字几乎是”一逗到底“，其实标点是在成书后添加的。许先生在题跋时，依然遵循传统不用标点。读者随阅读随断句，随阅读随欣赏许之书法，想来另有一番味道。文字虽这么”一点点“，但无处不渗透出许先生对于中国书法的精湛学识。
其二《，蜜汁火腿、炒牛肉片》。这是许介绍自己家烹饪艺术一篇长文中的一节。兹引录于下：
徐九（超侯）家里是讲究吃的，他家原是富翁（下删介绍身世的一百字）。有一次在我家吃饭，吃完了，他拉我到门角边问”：刚才吃的蜜汁火腿是怎么做的？“我说”：是文火蒸的。“他说”：你不清楚。“用手指楼上说”：上去问老太太。“我上楼问母亲，她说”：是否徐九打听怎么做？“我说，“正是他。”
“你告诉他，蒸的时候，下面垫一块火腿边皮，等蒸烂后，把边皮扔掉，浇上蜜汁香料，这样蒸，底下不会焦。”我以前曾对母亲说“：徐九家里有几样好菜：‘出骨鹌鹑’、‘出骨青鱼尾’、‘炒牛肉片’。”
母亲说“：请他告诉我炒牛肉片怎么做？还有两样出骨菜太麻烦，我不学了。”
徐九说“：先打一碗卤，好酱油、麻油、芥末，再加英国麦其酱油，买一斤斐利牛肉，用大火炒一二分钟，即鲜美可口，有时可以加一点芹菜配头。”最后他重复一句“：必须是斐利。”
这样菜，母亲照他的程序炒，很成功，以后我家请客曾用过，大家说这是“徐派”。
完全是白描手法。如果换以小说笔法，篇幅将十倍超出。
开头徐九吃完饭拉许“到门角边”发问，刻画出富家子弟钟情饮食的专注而又不无尴尬的心态。后来徐九嘱咐许“必须是斐利”，寥寥五字，也勾画出徐不无自负的另一面。
请注意“我以前曾对母亲说（徐九家有三样好菜）”一行文字。这本是“过去完成时”，却镶嵌进全文的“现在进行时”。时态混乱给读者造成短暂的困惑，但这种困惑造成的“停顿”却十分有利于文义的咀嚼。
最后的“徐派”也值得回味。许家本是大族，向以“许家菜”“、许家酒”驰名遐迩。但许的母亲姓徐，许之外祖是前清权倾一时的公卿，所以许家客人依然尊重徐夫人的娘家“，徐派”由此呼出，亦算合情合理。
全文标点也值得评点。有几处应点“句号”的地方，依然被点了“逗号”。这可能是许从研习古文领略到的“一逗到底”之积习。这么做也有一种好处，让人感受到一种能和今天“拉开距离”的“历史感”。
“天下真小”不会自然得来。先要有勇于闯荡天下的雄心壮志，先要让“天下真大”充溢于心。等有了这，以后“天下真小”在不意中陡然萌生，才会有意义、有味道。
“天下真小”是短暂的“，天下真大”才是永久的。古往今来的每个后来人，当他处在“一无所傍”的前行状态，感受的多是“天下真大”。等走着走着，会发现自己和某位前贤“不谋而合”，顿时从“天下真小”产生出巨大惊喜。但是，要想将来能够真正有所作为，此际只能品悟片刻，就又得驱马飞奔了。他们知道“，真小”只是“真大”在小结时的一种升华。其意义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