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过一篇赞扬青年摄影家吴刚（吴祖光、新凤霞之长子）的短文，看在其父其母的份儿上，黄捧场按说也是应该的，何况吴刚在拍摄戏蓝人物上还钻出了若干新道道儿呢？然而，黄没有单纯就摄影艺术发言，因为他有一次在吴祖光家里，亲眼看到吴刚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爬上四楼--黄忽有所悟，心想这个艺术界的”重体力劳动者“多可爱呀！要是有这么个女婿该有多好！黄甚至把这层意思和老朋友刘厚生的夫人”悄悄交换“，厚生的夫人也后悔”没早下手“。黄就把这一感慨，颇为含蓄地写进了文章，不料发表时，有关的字句却被删节了。全息投入，是他发言、写文章时的可贵习惯。
不久前，我受几位外地票友之托，约请首都中年京剧名伶在前门吃中饭。刚巧上午在一个座谈会上和黄相遇，我悄悄讲起中午有这么一回事儿，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他听了动情良久，又迟疑良久，最后摇摇头，说散了会赶去就晚了。我只好提前离席，赶赴那个饭庄，席中顺便讲到黄”因交通不方便可能不来了“。谁知话没落音，黄就汗淋淋地”挑帘“而进，席中之”角儿“一片欢呼--虽然此际黄”挑帘“没有摆出”亮相“架式，但他这位”’角儿‘中之’角儿‘’却是没有疑义的！黄落座乃讲，刚才要不是搭乘某某领导同志的轿车，今儿就看不见大伙了。继而主动报告：他已搬家--搬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建单元楼。好固好矣，可就是远远离开“焦大故居”和“故居区”，远远离开门前小树以及树上的小鸟了。“我真舍不得呀，我门前的树虽不高，但弯弯斜斜得可有姿态了；树上的小鸟不但能唱歌--（此时忽然弯过头来，看了一眼邻座的孙毓敏，停顿片刻）她还会唱戏--唱的是苟派！”举座大笑。
黄搬家已经五六年了。最初我很不习惯，有时骑车路过那个垃圾筒环绕的小跨院，常有“人去楼空”之感。有时顺路来到荷花市场，奇怪荷花怎么不香了，什刹海的水面怎么也不亮了？好几位住在什刹海的老文化人，也在默默地想念宗江。他们告诉我“：宗江冬眠去了。待等明年春早，树枝儿上一见绿，他会立刻飞回到我们当中的。否则，开辟‘故居区’时就没他的份儿喽！”
可惜这话没能实现，这几位老文化人如今也先后“去”了，有的搬家离开了什刹海，有的则离开了人间。就连我，半年前也搬到北京的东南角。有时骑车回来，忽而发现垃圾筒没了踪影，要么就发现某处又新开了某个商店。什刹海一片新容。我骑车到荷花市场，对着那绿水默默叨念：祝所有的老居民一切平安，愿搬走的人有空儿也回来串个门儿，共同回忆一下我们的老街坊，回忆一下我们的青春年华。
俞振飞的两幅墨迹
我收藏了俞老的两件墨迹。虽然他并不以书法家名世，晚一辈的我，居然也没把它们当做“墨宝”看待。
80年代初期，当时我已经写了不少有关京剧的散碎文章，心中总有一种踟蹰之感：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想，自己不是演员，也不准备再当编剧，只打算以“品戏”了却此生，所写文字也应集中在“品戏”之上。为了更好地激励自己，书房似也应有一幅“品戏斋”的匾额。请谁写呢？写者白应是梨园老人，更该是德高望重之人，当然，其书法也应有相当水准。我“满世界”寻找，终于把目光投向上海，凝聚在俞老身上。
记得1981、1982年某日，苟夫人张伟君忽然打电话找我。
到了苟宅一问，原来是俞老很快要到北京唱几场戏，不想住大宾馆，只愿住苟宅的南屋。张伟君当然高兴，可家里没人会做南方菜。找我，就是希望我能介绍一个南方厨子给她。我十分奇异：这事儿怎么会找上我？张伟君也奇异起来“：你跟俞老不是很熟的吗？”我说自己很景仰俞老，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拜识。张伟君笑了起来，拿出一张上海的《新民晚报》“，看，上边有你的文章，写的是我们家的事儿，是俞老前几天刚从上海寄过来的……”果然《，苟慧生教女成“龙”》，是我两周前寄过去的，不过我还没有接到上海寄来的报纸。看来这是“缘分”--在我还没认识俞老的时候，他倒先“认识”我（的文章）了。
大约过了半年，我和梅兰芳的子女去往江南，第一站到上海，第一个行动就是拜访俞老，请他谈谈有关梅的往事，因为我和梅的一位公子准备合写有关梅的电视剧。从这个角度和作者采访俞振飞（1984年）层次拜识俞老，我当然求之不得；作为俞老，自然也由衷高兴。
后来，虽然电视剧因故没拍，但俞老却记住了我。
有了这两重“缘分”，我于是转托俞之女弟子岳美缇，求她到俞老处替我转求。岳去了，并且“超额”完成了“任务”--除了求到一幅“品戏斋”的匾额，还要来一本俞老的著作《俞振飞艺术论集》，俞老用毛笔做了题署。真是喜出望外。我认真拜读了俞老文集，更把匾额高悬书房。匾额上的字，就仿佛是俞老的眼睛，每天都俯视着我做文章。我，也在写累了、写乏了，或者文思穷竭的时候，习惯仰头和俞老交换一下目光。也怪，每每这样做了之后，我就又充满了力气，增加了才思。借助这种默契，我在各地报刊开了不少“品戏斋”的专栏，并先后出版了《品戏斋夜话》、《品戏斋札记》和《品戏斋神游录》；更重要的，是关于京剧应该“品”什么和怎么“品”的思考，在慢慢深入和系统化……可以说，俞老题写的这块匾额，是我认真走向京剧学术研究的起点。
在这之后，我很偶然地得到了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的赠书，他一寄就五六本之多。我最爱的是《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书可以从两边读，一边是中文，用毛笔精书影印，另一边是英文。两种文字之间，夹着32幅古代造园图。这本书采用了“大16开”，中文封面上的题签是俞老写的，极为严谨又十分潇洒。此书文字仅三五万字，贵就贵在简洁；有时高屋建瓴，有时细入毫发；诗、书、画、文四者有机结合，使得园林艺术盎然纸上；没有丝毫的说教，而是带领读者一道审美；此外，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我以为就是把“最古典”和“最现代”，融汇得天衣无缝。我爱极了，爱到发疯的程度，真希望有天自己也出它一本，那须是自己的“盖棺之作”。也要中英两种文字同刊，中文部分也用毛笔精书，两种文字间也夹着古代梨园绘画。书名就定为《戏品》二字（可以和古来《诗品》《、棋品》、《画品》相比照），中文封面也要请俞老亲笔题签……忽然，我又迟疑起来：自己的“盖棺之作”要等到哪一年？俞老当时就八十有六，他能否等得到--看来，必须及早动手。恰巧，这时我的《梅兰芳与二十世纪》出版了“，一事不烦二主”，于是又请岳美缇把拙作上呈俞老，并再求一幅墨迹。不久，岳就从上海寄我一包书，其中夹着一小张宣纸，打开一看，一幅竖写的“戏品”二字，果然于眼前熠熠发光。
现在《，品戏斋》匾额依然高悬于我的书房，依然不时和我交换着目光。这幅《戏品》您看不到，原作夹在陈从周先生的《说园》当中，或者说，它紧紧夹在我的心中。我时常想起自己和这两幅墨迹的“缘分”--一幅，是我投身京剧研究的起点；另一幅，将伴随着我走向著述和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