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晚报出现这样的文章标题《：袁世海、梅葆胡、徐城北抵达郑州》。
我们是一块来的。为了纪念梅兰芳的百年诞辰，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等单位，邀请我们前来参加有关的纪念活动。
没几天，纪念活动完了事儿，但我们却要分飞了。袁先生和葆弱老师回归北京，我则转飞广州，因为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找我，还有另外的事儿。他俩坐的是早八点的飞机，等我十点多钟到机场时，发现袁先生正在候机室中烦躁踱步。袁先生告诉我，从今天一早起，飞机不断从天上降落，但就是没有一架能够升空。他把我拉到贵宾休息室，见葆弱也懒懒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袁自言自语说“，我还有急事儿呢，下午还有一个纪念李少春的会。要是纪念别人，我不到场还情有可原，可纪念少春，我怎能不到呢？”葆弱指着休息室另一端沙发上几个领导模样的人讲，那是由副省长率领的代表团，今天也要坐飞机先去广州，然后换乘飞机去新加坡访问。可刚才听他们嘱咐随从人员和机场联系，一定要“态度好点儿”。葆明讲，一听见这句话，自己更没了信心。
作者随袁世海、梅葆弱在郑州拜会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同志原来，机场只有一条东西向的主跑道，可以从东西两个方向起飞，属于全天候机场。可最近出现变化--跑道西方的尽头处，挺立起三座20层的高层建筑，于是飞机只剩下向东飞的一条路。民航系统指出那三座高楼“超高”，要求对方迅速把楼拆除到“不高于10层楼”的高度。这话说着容易，但盖楼不易，你民航又不是地方的顶头上司，不拆又能怎么样？的确，民航是不能把地方“怎么样”，但几次交涉无效，北京民航总局下了“死命令”：即El起每晚关闭机场，飞机在白天也只能向东起飞，全天候机场不复存在。
新的严峻问题又在那天一早出现--刮起了颇强的西风，于是向东飞的飞机只好原地待命。原来飞机上天只能逆风，绝对不能顺风，尤其是当风速超过了若干，就容易发生“倒栽葱”。机场向北京请示，马上接到总局电报“严格执行规定”。于是就这么着，在这个中原大省，只见飞机一架架地降落，候机室等候起飞的乘客越来越多，人们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然后又拖到了午后……可巧这两天电视正播《三国演义》“借东风”的一段，乘客们便慨叹“从哪儿去请一位‘现代诸葛亮’--哪怕只给我们借上一刻钟的东风，就足以把我们送上天空呢？”
时间已然拖到了两点，风向没变，但风速减弱了，可惜还没有低于规定的限度。据“中间人”回到候机室向副省长汇报--听飞行员讲，风速虽然还略高于规定，通常是可以起飞的；但今天北京总局下的是“死命令”，任何人也不准违反。副省长看看手表“，即使现在起飞，我们到了广州也赶不上飞新加坡的班次。也许，人家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到三点钟，风速进一步减弱。又由“中间人”做了“工作”，去广州的飞机带头起飞。当我上天时，袁先生和葆弱老师还呆在候机室里。
我在万里云空上想，今天的事儿总算“解决”了，但是副省长得改签去新加坡的飞机班次，袁先生参加李少春纪念会的事儿也耽误了。那么明天呢？那么今后呢？这数九隆冬的，西北风一刮起来就没完，如果老没有“现代诸葛亮”来帮忙，这郑州机场岂不就要长期关闭？我更猜想造成如今这种被动的原因--当初地方要盖这三栋高层建筑，是否就不晓得机场跑道延长线上不准有“超高建筑”？地方上破土动工，机场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机场与这三个盖楼的部门交涉了没有？如果交涉无效，省领导又是何种态度？……我更进一步想，我和袁、梅两位一块儿从北京来到郑州，是因为同一件事情；现在分飞，是因为还有不同的任务。至于地面上，时常会有几家合用一个地点的情形，比如这个机场，就包含着民航、军航和附近的地方。三个方面平时任务有别，于是也可能出现一些矛盾。尽管如此，也总不能采取各自“分飞”的态度吧？
我在天上，却想着地下，不得要领，也不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