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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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顺潮流者存(1)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之时,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这个大时代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要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保住得来不易的官位,甚至更上一层楼,就必须遵循这一法则。

以袁世凯为例,在清末,袁世凯看到立宪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就积极促成清政府迈开立宪的步伐。面对辛亥革命发生,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的现实,他又加以权变,放弃君主立宪,响应民主共和。正是这样的作为,将他推向了权力的顶峰。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袁世凯在洹上度过了他遭谴回籍后的第一个生日,时年虚龄51岁。去年生日,袁世凯在北京正红的发紫,50岁大寿办的盛况空前、极尽风光。今年此刻,已非昔比,袁世凯本不想张扬,只打算悄无声息地过去。但是,写贺信与前来祝寿的文武官员仍然络绎不绝。仅袁世凯复信致谢者就有30员之多。他们有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西巡抚冯汝骙、山东按察使胡建枢、学部侍郎严修;北洋袍泽张勋、段祺瑞、刘冠雄、王英楷、蔡廷干等人;直隶省官员言敦源、齐耀琳、蔡绍基、冯汝桓等人;驻外使节张荫棠;河南卫辉府、汝宁府等地的父母官,等等。寿诞之日,张勋等北洋军人又行祝贺之礼。一个赋闲在家的罪臣竟有如此大的威力,这在清代的历史上还真不多见。

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年底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到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袁世凯在彰德蛰伏、韬光养晦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的声望不仅不减,反而形象更加高大,成为中外各方面政治力量最为关注的人物。各种新闻媒体对之报道的消息不绝于道。据《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中统计,仅天津的《大公报》与奉天的《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报道,有关袁世凯的消息就达106条之多,其中涉及呼吁他“出山”的消息就有64条之多。在呼吁袁世凯出山的人物中,在中央有皇族载涛、枢臣奕劻、那桐、徐世昌、陆传霖、陆润庠等人;在地方有封疆大吏锡良、赵尔巽、李经羲、陈夔龙、张人骏、孙宝琦、朱家宝、冯汝骙、陈昭常、宝棻、增韫、何彦昇、端方等人;有立宪派领袖张謇,北洋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另外,还有未指名的“某阁老”、“诸大老”、“某有力者”等。一句话,凡是有资格上言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在为袁世凯重返政坛做努力,他们在请求清廷给袁世凯一个效忠的机会,让他为时局尽一分力。但是,袁世凯的复出与否,取决于清廷。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载沣是不会起用这个令他寝食不安的军界强人的。事实是,至武昌起义发生、大局糜烂前,清廷始终没有明确透露出让袁世凯复出的意思。清廷不召,袁世凯自不会去主动请缨。况且,面对清王朝危机四伏的现状,聪明如袁世凯者也绝不会在时机不成熟时贸然而出。因此,面对四面八方各种身份的人士让他出山的呼声,袁世凯以矜持的拒绝做出了一副“不复作出山之想矣”的姿态。实际上,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变化,捕捉复出的最佳时机而已。

宣统三年(1911年),盛宣怀提出的“铁路国有”的口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摄政王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由清政府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政府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姓手中重新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加以控制。这怎能让老百姓甘心?

于是,在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了“保路风潮”。股东、议员、学生以及一般人士,纷纷请愿、开会、组织团体、罢课、罢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风起云涌。在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的高潮中,武昌革命党人起来响应,并引起全国反响,从而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武昌起义被称为辛亥革命之首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发生。他们举起了革命的义旗,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相继响应,清王朝的统治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以惊人的速度作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85页。。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第一军迅速南下,军谘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但是,革命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清军大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感;尤为严峻的是,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一镇接着一镇地倒向革命。在已编练成军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另有未成协的4个标中,竟有7个镇、10个混成协和3个标相继反正和解散、败散。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而手中仅存的北洋六镇又不能真正控制住。正如荫昌所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踢呀?”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堂堂的陆军大臣竟然抱怨一个人马也没有,岂非咄咄怪事哉?原来,北洋六镇的将领们多是袁的心腹,袁世凯虽然去职,但其影响仍在,别人指挥不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载沣被迫重新起用待价而沽的军界铁腕袁世凯。这是由于各省光复后,清朝大势已去,但形势发展方向仍很难预料。因为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更加虎视眈眈。面对南北对峙局面,由谁来出头收拾呢?是将革命向前推进,迅速结束清朝的反动统治;还是尽快地将南方的革命烈火扑灭,恢复原来的专制统治呢?清政府、南方革命政权中的重要人物都多少做了一点尝试,但都很难成功。环顾宇内,此时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时局的最佳人选。

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所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队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清政府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权军队又大多是临时组织而未训练的新兵,战斗力相对不强。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利用的抢手货。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清廷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以致使自己的命运完全捏在袁的手中,为其彻底出卖自己创造了最为充分的条件。这个千载难逢,或者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遇”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何去何从任由自便。

清王朝把命运托付给袁世凯,希望依靠这位北洋新军头面人物能把起义镇压下去,但这种打算未免过于天真。如果说在光绪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朝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廷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只不过袁作为清朝的一个老臣,面对清朝统治者的“孤儿寡母”,不好撕破脸皮自己起来推翻清王朝罢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为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时的袁世凯虽在河南的一个小小的乡村养病,但几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老练精干,使他对当时的政局洞若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