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 南 岩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别署西樵樵子等，世称南海先生，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重礼倡道的理学大家族里。成年后，康氏没有继承家学渊源。从治政维新到艺术审美，都是走了一条革新之路。年轻的康有为立下大志，七次上书光绪皇帝，鼓吹变法。和清庭中有新思想的大臣翁同騄、潘祖荫等形成非变法无以挽回天朝衰败趋势的共识。自新图强，企图以己之力力挽天朝的生命力。
然而清朝末期，中国的封建统治已到末路，清政府已病入膏肓。康氏维新政治实践的改良性和不彻底性必将失败。与此同时，康有为徙居北京宣武门外南海会馆汗漫坊中“日日读碑为事，参观京师藏字金石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氏亡命海外，政治抱负无以施展。在西方诸国游历十六年。后来康有为请吴昌硕为自己治印一方：“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漫游四周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给自己的前半生作了总结。
政治失败 变革书艺
中国的书法艺术发展到宋代以后，逐渐形成从理论到实践和视觉审美的完整体系。
无论是“秦汉之妙” 还是“晋韵、唐法、宋意”，都是中国书法艺术从诞生经成长到成熟，一个自然的艺术发展历程。元明之后，传统的书法艺术在前代巨大而丰厚的遗产面前，似乎失去了发展的方向。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无法摆脱当时社会、文化、历史、政治背景而独自存在，并且必然要受到时代社会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冲击。意识形态的变革，并由此产生的巨大思想发展洪流猛烈地冲刷着传统的、旧的审美意识。并由此产生出新的书法艺术审美意识，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新与旧之间、对书法艺术而言，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审美意识，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是康氏所处的时代，书法家们面临的难题！
康氏在《广艺舟双楫·体变》中指出： “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传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 清代初期，满人入主中原。经过多年的社会动荡，几十年后，才初步走向社会的繁荣稳定。在清270年的统治中，文化艺术以及思想领域，都存在着在朝和在野两个发展方向。作为封建朝廷和社会的统治者，皇帝大都喜好翰墨，精于书法。康熙、乾隆的个人喜好，更是清代社会文化艺术趋向政治化的始作俑者。康熙皇帝偏爱明末董其昌的书法，上至朝廷，下至广大仕子都以习董书为于禄，成为科考取仕敲门砖。康熙在位62年，董其昌的书体，无论是“朝考殿试，斋廷供奉”，还是“干禄求仕”，唯董其昌一体独尊，被政治化的董氏书体可窥一斑。乾隆皇帝继康雍两朝后，在位60年。乾隆皇帝素来喜好书法翰墨，玩赏古玩，品鉴书画。又恰逢中国封建社会“回光返照” 般的百年盛事，乾隆皇帝又喜欢游览，数次下江南，每到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乾隆皇帝独爱赵松雪书法，于是上行下效，赵体书风倍受追捧，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又是60余年。赵孟瞓书体独领朝野风骚。书法政治化波及清朝百余年，到了道光皇帝当朝作天子，他志在唐楷，深究点画之谬，所以唐代碑刻又大兴其时。近200年的清代书法政治化的结果，终于诞生了“馆阁体”。一字万同，千人一面。如同印刷一般，这不仅是帖学的悲哀，更是王权书法催生书法政治化的必然宿命。江河日下，岌岌可危的毛笔书法，已不在是艺术，而是“乌方光，齐一般的‘印刷品’ 了”。这个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对社会生活的钳制亦变本加厉，大兴文字狱。因“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句而惨遭杀头的文人徐俊便是例证。在社会生活、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其恐怖的结果，一片肃杀凄然。与此同时，在文化学术，乃至艺术界，另一种指争悄然而生，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冷眼看世界的仕人，就通过经史研究来抒发胸中之志。再到从阎若璩、胡渭开始而至阮元、包世臣的金石碑版考据研究之风，也为清代中后期社会文化领域的维新变革新风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氏书艺形成的历程，与其思想发展轨迹大致相同，可分为二个阶段：初期的萌芽阶段。在“戊戌变法”前，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 前，康氏致力于经史考据。在1896年前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康氏对近代哲学研究思辨后，完成了世界观新的转变。这两部著作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同时他还力行实践，在广州聚徒讲学，为社会的改良革新，做舆论和人员方面的储备。他对政治的兴趣和志向似乎远大于对书法艺术的探索和追求！这一时期也并未过多地参与翰墨。从康氏40岁以前的书作极其罕见这一点来看，其政治实践大于艺术实践。康氏自己也在《广艺舟双楫·论方》中自述： “吾尝学《琅笽台》、《峄山碑》、又学李阳冰《三坟记》、《栖先莹记》、《城隍庙碑》、《庚贲德政碑》、《般若台铭》无所入。后专学邓石如，始有入处。后见其篆书，辄复收之，凡百数十种，无体不有，无态不备，深思不能出其外也。于是废然而反，遂弃笔，不复作者数年。” 这一时期，康有为志在“变法维新”的政治抱负，书作稀少，鲜有见者，的确是“弃笔不复作者数年”。次期的形成阶段。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 失败后，康有为亡命海外16年。政治改良的失败，使康有为有更多的时光五洲四海地纪游，康氏受到了西方新的哲学思想、艺术观念和科学文化思潮的影响，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艺术审美观。康氏55岁在一幅自书诗墨本中堂奥立轴中写到：“绳床高卧绿荫围，摘尽枇杷试荔枝，斜日绕行松岭路，杂花生树叶纷飞。” 书作与传统书艺审美格调迥异，初步形成“嘎嘎独造之势”，奇异书风初现。康有为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惨遭失败，招致国内外一片斥责。其政治作为的再度失败，众叛亲离，孤家寡人。60岁的康有为在历史洪流面前从弄潮儿变成了“遗老遗少”。习禅念佛，精研翰墨，从其60岁行书中堂七言诗： “庭荫南柯方梦觉，几堆大藏读愣伽。吾生自有安身法，所遇皆欣即是家”可以看出他的落寞，以佛经和书法艺术创作为“安心法”的“所遇皆欣” 的禅佛境界。应该说康氏的书法艺术创作以及审美观显然与清廷“书法政治化” 的方向背道而驰，他继承阮元、包世臣金石碑版的艺术新路朝前走并寻求变革。
康氏在《广艺舟双楫·叙日》中提出： “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以前周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来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 他在北碑摩崖刻石《石门铭》里找到了“托古开新” 的门径。更形象地把书法创作比喻为用兵之道。“夫书道尤兵也，心意者将军也，腕指者偏裨也，笔锋者先锋也，副毫者众队也，纸墨者器械也。古之书论，犹古兵法也。古碑，犹古阵图也。
执笔者束伍也，运笔者，调卒也，选毫者，选锋也。” 其书作，以篆书笔法直入行书，绝无一丝“赵董政治书风” 迹痕，满纸下来大气磅礴，奇逸的视觉效果直逼观者，无疑是清朝社会“书法政治化”的颠覆者。
金石韵味 求变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