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傅恒回京，乾隆命皇长子率诸王大臣出城远迎，以示慰劳。然后设宴，为他庆功。并赐诗一首，以表彰傅恒的功绩。诗曰：“卡撒功成振旅归，升平凯宴丽晴晖。两阶于羽钦虞典，六律宫商奏采薇。湛露应教颁朵殿，甘霖更庆遍春畿。持盈保泰咨询切，偃武修文凛敕几。”
不久，乾隆敕照额亦都、佟国维例，为富察氏建宗祠，以祭祀傅恒的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荣保，并为傅恒建造府第于东安门内。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为平定准噶尔达瓦奇的割据势力，乾隆意欲出兵伊犁。当他与众廷臣商议时，“人心狃于久安”，“无不意存畏葸”。“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因此，乾隆对傅恒十分赞赏。当大军凯旋时，乾隆加恩再授傅恒一等公爵，“以为力矫积习，为国任事者劝”。但傅恒却极力推辞，而且在乾隆召见时，再四面陈，“以至泣下”。乾隆见傅恒如此谦逊至诚，“俯允所请”，将“所有平定金川及准噶尔奏捷两次功绩，著并于现封忠勇公敕内，以昭懋典”。最后仍为傅恒加功六级，并在紫光阁为百位功臣画像时，把傅恒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乾隆还作诗一首，赞扬傅恒：“世胄之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唯汝予同。郧侯不战，宜居首功。”
清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对缅甸用兵，为的是打击缅军对云南的入侵。清廷首先派傅恒侄儿明瑞前往，结果明瑞战败身亡。三十四年（1769年），傅恒要求继续对缅用兵，并请缨挂帅。乾隆命他为经略大臣，并在出征时，在太和殿赐食与他和众将士。
同年四月，傅恒到达前线腾越，马上着手寻找可造船和屯兵之处所，以便水陆并进攻下缅军所居险处老官屯。在这之前，乾隆曾命副将军阿里衮调查水陆并进攻缅甸的可行性，阿里兖回奏，“该处崖险涧狭，断难行船”。乾隆又命傅显、乌三泰等前往专办此事，仍以“沿江一带实无造船处”回奏。傅恒刚到云南，谨遵圣意，即遣人往勘。他亲自找来受抚夷人李景朝、土司线官猛等询问可有造船屯兵之处，经他们介绍，在云南与缅甸交界处有一铜壁关，关外有一座山，名翁古，山旁有一野牛坝，居住着许多“野人”（当地土民），此地有丰富的木材，而且气候凉爽宜人，既可以屯聚兵丁，又可以利用“野人”为大军造船。当乾隆得知这一好消息之后，赞叹地说：“同此沿边僻壤，非自今日始通，何以前此并无一人见及，而傅恒得之，便于取携。可见事无难易，人果专心致力，未有不成者。无如诸人皆预存畏难之见于胸中，遂以为隔阂不可行。以傅恒今日所办观之，向所谓断难筹办者然乎？不然乎？”
同年八月，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清军从腾越出发，渡嘎鸠江，占据西岸，不久便抵达允帽。这时，猛拱大头目脱猛、乌猛，达罗头目脱猛谷、夷目贺洛，土司浑觉率头目渗笼笼、渗笼朋纷纷来降，使大军的进剿免去了许多障碍。傅恒乘机取道猛拱，连破猛养寨，擒获腊泥、拉赛两头目，诛之。然后在此设台站，留瑚尔起兵700余名在此驻守。接着，傅恒率部乘胜进军，攻下南准寨，擒获头目木波猛等35人，攻蛮腊，猛养头目扎达布放弃板猛逃往哈坎，大军长驱直入新街，贼乘船顺江而逃，傅恒率队由东西两岸夹击逸贼，射杀贼目1人，斩贼500余级，获敌大旗1面，船1只，攻取寨子6个，缴得粮食枪械无数。清军获得初步胜利。
同年十一月，傅恒进围老官屯，贼依险抗拒，大兵受阻，只攻下屯西一寨，“诛戮贼众，绝其粮援”。这时，清军因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大批染上热带疾病，减员甚重。副将军阿里兖因病死于军中，傅恒也因患病不能再指挥作战。他上疏，以贸然征缅无功自责，请求处分。
然而，乾隆不但没有指责傅恒，而是仿照康熙平吴三桂不责臣下之例，对征缅失利承担责任。他说：“此次出兵非好大喜功，而傅恒承命经略，职分应尔，设以为办理非是，朕当首任其过，其次方及傅恒，岂宜独以为己责？”不仅如此，他还对傅恒不畏艰难、悉心任事大加赞扬。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三月，傅恒奉命返京。途经天津行在向乾隆复命，乾隆见其“形神顿异”，就知道傅恒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他嘱咐傅恒“安居调理，以臻勿药”。五月以后，傅恒“病势日益加剧，渐成不起”。乾隆“每朝夕遣使存问，赐以内膳羹糜，俾作颐养”，每隔数日便亲临视疾，“见其有增无减，轸念弥殷”。同年七月，傅恒病逝，享年不到50岁。乾隆闻讯“深为震悼”，赏内帑银五千两治丧，并亲临奠祭。又命葬仪，按宗室镇国公规格进行，赐谥号“文忠”。
实际上，到乾隆朝时，外戚和八旗子弟一样开始腐化堕落。他们不再像前几朝那样，只是跟随主子南征北战，而是更多地受到皇上的恩泽，因此，逐渐地骄奢淫逸起来。他们虽不学无术，但却高官厚禄，虽无寸尺之功，但却受封爵位，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皇上的亲戚。然而，傅恒却和他人不一样，他本应在京城坐享富贵，但他却主动承担重任，去解决金川和缅甸两个最棘手的问题，为皇上分忧，为国家出力，这在当时的外戚当中是难能可贵的。无怪乎乾隆对他依畀至重，用情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