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斯洛娃在两个士兵的押解下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当她筋疲力尽地来到地区法院大楼时，她养母的那个侄子，也就是当年诱奸了她的那位公爵——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还躺在一张高大的、铺着羽绒褥垫的弹簧床上，被单被揉得皱巴巴的。他那前襟褶痕被熨得很平整的干净的荷兰睡衣领口开着。他吸着香烟，目光凝视着前方，脑海里思索着昨天发生过的事情和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昨天晚上，他是在门第显赫的富豪柯察金家度过的。大家都在揣测他会跟这家的小姐结婚。想到这一点，他不禁叹了一口气，走到卧室隔壁的盥洗室。整个盥洗室都弥漫着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等的人工香气。他在那里用特制的牙粉刷洗他那镶补过许多次的牙齿，用带香味的漱口水漱口，接着用香皂洗手，小心地拿小刷子刷干净长指甲盖，在大理石洗脸池里洗干净他的脸和粗壮的脖子，最后，走进卧室旁边的第三个房间，那里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在那里，他用凉水冲洗他那肌肉发达、脂肪丰满的身体，用柔软的毛巾擦干，然后穿上干净的、熨好的衬衣衬裤和一双擦拭得像镜子一样光亮的皮鞋。穿好之后，他在梳妆台前坐下，用两把梳子梳理卷曲的小黑胡子和头顶部分已经渐渐稀疏的鬈发。
他所使用的一切物品，化妆用品、衬衣、外套、皮鞋、领带、别针、袖扣，都是最高级、最昂贵的，而且典雅、大方、坚固、耐用。
餐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经由三个农民擦拭得光可鉴人，地板上面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橡木餐柜和一张同样大的活动餐桌，桌腿雕刻成狮爪的形状，大模大样地向四周张开，看起来很是气派。桌上铺着浆得笔挺的、绣有巨大的由字母组成的家徽的薄桌布。桌布上摆放着装满喷香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罐、盛着煮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着新鲜白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旁边放着新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最新一期的《两世界杂志》[1]。聂赫留朵夫正准备拆开信件，直通走廊的房门打开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走了进来。她身上穿着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发饰，用以掩盖她那逐渐变宽的头发缝。她是不久前刚刚在这所房子里去世的聂赫留朵夫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如今她是这个家里的管家。
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跟着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在国外住了十年，很有贵妇的体面和风度。她从小就住在聂赫留朵夫的家里，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还叫米坚卡（聂赫留朵夫的小名）的时候就跟他很熟悉了。
“您早，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朵夫打趣地问道。
“这里有一封信，也不知道是公爵夫人还是公爵小姐写的。”
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递给他的那封香气馥郁的信，抽出一张灰色的厚信纸读了起来：
我既然承担了帮您记住一切事情的责任，那么我不得不负责任地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需要出庭去做陪审员……
信纸的背面还附着几句话：
妈妈要我转告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会一直为您准备着，不见不散，请务必赴约。
玛·柯
聂赫留朵夫不禁皱起了眉头。这封信函是柯察金公爵小姐近两个月来对他不断进攻的一种巧妙手段的延续，目的在于用一根无形的线将彼此紧紧联系起来。其实，但凡年纪不大又没有热恋着的男人，对于婚姻问题往往是犹豫不决的。此外，聂赫留朵夫还有另外一个即使他下了决心，也不能马上去求婚的重要原因。这倒不是因为他曾经诱奸了卡秋莎又抛弃了她，而是，他直到最近都还和一个有夫之妇有着私通的关系。虽然他觉得，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已经断绝关系了，可是那个有夫之妇并没有承认这一点。
那个有夫之妇是某县一位首席贵族的妻子，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时候经常到那个县里去，于是他被那位妇女给勾引了。聂赫留朵夫一方面被迷得神魂颠倒，可另一方面又从心底憎恶这种关系。开始聂赫留朵夫抵挡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感到愧疚，所以得不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觉得自己即使有心，也没有权利向柯察金小姐求婚。
桌上放着的信件中恰好有这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一封信件。
另外一封信是管理他的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中让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去一趟，以便依法获得继承权。此外还要解决田产继续经营的问题，是按照已故公爵夫人的方法经营，还是按照总管所提出的办法经营，即增购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收回来自己耕种。总管写道，他所提出的这个经营方法要有利得多；同时总管道歉说，原定月初应该汇来的三千卢布得稍微晚一点，这些钱将会随着下一班邮车汇到聂赫留朵夫手里。迟的原因是他无论如何也难以凑齐这笔钱，农民们赖着不肯交租，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政府，强迫他们交租。这封信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即将继承大量的家产，忧的是他年轻时就是赫伯特·斯宾塞[2]的忠实追随者，虽然他身为大地主，但却十分信奉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3]一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论点。他出于青年人的耿直和果敢，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能成为私人财产的观点，还在大学里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在行动上也真的把一小块土地（这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是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分给了无地的农民，这些都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占有土地。现在他继承了母亲的大量田产成了大地主，就必须在这两者当中作出选择：要么像之前处理父亲留给他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自己的财产；要么就否定自己过去的信念。
他无法作出第一种选择，因为他除了土地就没有任何别的生活来源。他不愿意从政，但他已经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而且他觉得无法离开这种生活，也没有必要这么做。他早已没有了青年时代的那种信念和决心，以及一鸣惊人的愿望。第二种选择，就是否定他曾经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里吸收的，后来又从亨利·乔治[4]的著作里找到关于土地私有不合理的光辉论据，这是他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这就是总管的来信让他烦恼的原因。
注释
[1]《两世界杂志》：自1829年起在巴黎印制发行的有关文艺和政论的法语杂志，在俄国的贵族知识分子阶层广泛流行。
[2]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实证论者。他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为阶级的不平等和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矛盾进行辩护，把人类社会比作动物的机体，认为阶级划分是生物规律和自然结果，就像不同的器官执行不同生物学职能。同时他站在抽象的“正义”立场上主张无政府主义、人人摆脱政府的自由，主张人人有权不加限制地享用一切天然的福利。
[3]《社会静力学》：斯宾塞最著名的作品之一（1850年出版），该书论证了土地私有制的不公正，认为不应该使某些人有权占有土地而使另外的人无权占有。后来斯宾塞放弃了这个观点。
[4]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土地问题》《伟大的社会形态》《进步与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发展了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陈述的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观点，阐述了土地收归国有的理论，提出由国家征收统一的土地税。托尔斯泰是亨利·乔治的平均使用土地学说的拥护者，对这个学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认为它为解决俄国土地问题开辟了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