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梯
国民党进入阿拉善旗开始于1937年，正规军陆军二十五师关麟征部首先开驻阿拉善旗定远营；继之1938年农历正月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军夜袭定远营，掳走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从此宁夏军在定远营长期驻军1个营，并成立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编组保甲行使政权，阿拉善旗即陷于宁夏省的控制之下。
宁夏省国民党省党部于1939年派陈建华为定远营党部筹备员，赵咸丞为干事，录事是黄育中、李清杰。当时住在万兴德药店开展工作，首先联络当时定远营所有机关、学校外来的国民党老党员，并吸收本地公职人员及教师为国民党新党员。但旗政府属各单位职员参加的很少，尤其蒙古族更少。所发展的第一批国民党党员党证字号从朔字起头，共有新老国民党党员六七十人。党务活动仅每月召集各机关全体职员开一次“国民月会”（非党员及学生都须参加），讲一些国内外情况，叫作“时事报告”，其他活动甚少。
1942年初，由于阿拉善旗的争取，并得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第四处——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的支持，阿拉善旗党务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直接领导，名称定为“国民党阿拉善旗直属区党部”，边疆党务处派白金山前来担任首任书记，员工五六人。白金山是热河省蒙古族人（李永新的同乡，原在边疆党务处任干事），工作方法不当，因而在任期间，阿拉善旗党务依然没有大的开展。不过白金山是国民党中央委派的蒙古族党务干部，牌子亮声誉高，对阿拉善旗内政也不多干预，因而颇得旗政府官员信任。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阿拉善旗区党部因工作人员少，尤其缺乏精通蒙语人员，仅能在定远营地区由旗政府、各机关学校及工商各界人士中吸收国民党党员，共建立3个区分部（阿拉善旗直属区党部相当县党部，区党部之下为区分部，即区党部的分部）。至于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对象，起初条件是颇严格的，一般文化程度都要求初中程度以上，大部分都是机关职员和具有上述文化水平的农工商经理之类人员，能由自己填写志愿入党申请书，有些文盲勤杂工人均非吸收对象，所以当时党员人数最多达到200名。他们对国民党并没有什么认识，甚至三民主义究有什么内容也不知道，更谈不到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此外他们加入国民党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而对国民党也不热心，只为响应官方号召而加入国民党，不叫入党更无所谓得失。所以国民党在阿拉善旗可有可无，入党不入党也不为人们所关心。
1944年后，阿拉善旗直属区党部改由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办事处上校副专员王枕华兼任书记，王是热河喀喇沁旗蒙古族人，李永新的同乡，曾任阿拉善旗达理札雅的电台台长，在阿拉善旗威信很高，极得达理札雅信任，旗府大小官员也非常敬重，对开展阿拉善旗党务工作具有有利条件。从此阿拉善旗党务活动伸入牧区各巴格，并在区党部内附设卫生所，以免费医疗为名，笼络人心，行发展国民党党员之实，因而每年上级拨给专款及药械派出牧区巡回医疗队，一面为牧民免费治病，一面宣传国民党的政策，发展国民党党员，以致国民党在牧区产生了极大影响，群众对国民党也有了好感。
1946年7月，抗战胜利1周年，因阿拉善旗党务活动已遍及全旗每个角落，国民党党员人数也增至800名，在王枕华的请求下（这时王枕华已专任区党部书记，不再兼任军专处副专员），得到国民党中央边疆党务处李永新处长支持，在定远营召开“国民党阿拉善旗第一次全旗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民党阿拉善旗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达理札雅、金允诚、罗巴图孟柯、李宪、李文钦、陈爱尔德尼巴图、王枕华、罗瑞光、张元忻9人为执行委员；陈那笋巴图、于培根等3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会以段巴图尔、张仁等3人为委员，另候补委员1人。执行委员会是阿拉善旗党务的执行权力机构，推举达理札雅为主任委员，下设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以王枕华为书记长（原来的直属区党部称书记，这时扩大为特别党部改称书记长，都是一长制，不设副职）。特别党部设两科，另秘书1人，由王枕华的夫人杨秀梅担任。第一科为组训科，科长种建章；第二科为总务科，科长吴涤生。科内设干事，计有任天民、魏思聪、王德瑞、何承醒、达菁芬（达理札雅长女）、达淑莹等人。另阿拉善旗特别党部附设《阿拉善旗简报》社，编辑丁鸿猷，收音员杨秀春，送报员聂祥，印报技工田子扬。与此同时，王枕华又改选了全旗41个区分部的书记和委员，充实加强基层组织，并编写各区分部所属800余名国民党党员花名册，以及执、监委员会成员履历表、特别党部全年经费预算表等，亲自去南京要求中央党部批准，并将全部经费由南京领到后，全部购得美援救济物资回旗销售，牟取私利。此外王枕华还由南京带回一批药品及医疗器械，充实党部原有的附属卫生所，任命郝新三为所长，金凤臣、田世宾、梁福庆等5人为医士；又带回白报纸一批，八开4000张，使《阿拉善旗简报》由原来的毛边纸改为白报纸印刷，每天出一张，主要内容是每晚收抄中央社发布的简明新闻，很少刊登本旗地方新闻。阿拉善旗特别党部对国民党党员的组训，按上级规定除由外地转入的各机关干部老党员外，凡新吸收的党员一律组织训练，然后才能成为正式党员，上报审批颁发党证。并规定每月吸收新党员不超过30名，由组训干事每月到各机关各行业、商号，对未入党人员进行宣传说服，履行填表申请入党手续，有的交一寸半身相片两张，多数农牧工商人员因照相有困难，就按大拇指纹两份代替相片。需要说明的是，有许多入党申请书是别人代写的，指纹也是别人代按的，实际入了党本人还不知道，党证发下后就大批堆放党部柜箱内，无人过问，并没有发到本人手中，以致有的人入了党连党部大门在何方也不知道。至于党为何物，三民主义是什么，那就更为茫然了。然而党部每年月终向上级作报表时，却是冠冕堂皇煞有介事，什么吸收党员多少，宣传教育经过党的陶冶者多少，淘汰党员多少，召开国民月会多少次、时事报告多少次，免费治疗多少人等等，其实大都是捏造虚报塞责。
牧区巡回医疗队是由政工和医疗人员联合到牧区，一面宣传党义（三民主义），讲解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一面结合免费医疗发展国民党员。例如1947年两次赴阿拉善旗南北各个巴格共免费医疗400余人，吸收新国民党员300人，凡参加医疗的男女成年人均被吸收为国民党员。至于宣传因工作人员多不谙蒙语，所以只能在庙会、苏木及部队比较集中的地方讲一些国内外时事，以及国民党如何好共产党如何不好等等，然后说到国民党是唯一大党，成年人都可参加，共产党的当不能上，最后要求听讲者踊跃入党就算完成任务。其实国民党好在哪里，共产党不好在什么地方，连宣传者本人也说不清楚，只不过空空洞洞胡言乱语一番罢了。那时的定远营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什么叫做党，群众模糊不清，只是笼统有个国民党是好人，共产党是不好的概念而已。至于有些机关以共产党嫌疑在定远营捕人抓人，群众并不理解。例如1941年某夜，鸿吉号小铺北京商人刘益三、旗立小学教员李子源（原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师1个排长，留定远营未走）、张老三、戏院的老杨、老徐等4人突然失踪，一直不知下落，解放初有个蒙民说是被旗政府把这4人装木箱送往兰州了，这个蒙民就是当初押送差役之一；还有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办事处少校主任古本翘、准尉副官王临如两人有共产党嫌疑而将两人关押起来，后驱逐出境；交通部定远营电台台长喻荣芳也由军专处及宁夏省办事处几个单位联合抓起，以手铐脚镣解送兰州；1942年有第五保干事袁廷宝，查获陕北人傅永成有共产党嫌疑，关押在宁夏省办事处半个多月才释放。对于以上这类情形一般群众都不知道究竟所犯何罪，只知是共产党就可怕，就是坏人，就该杀头，其愚昧无知可见一斑，这是国民党在阿拉善旗宣传工作的最大成果。
另外，国民党中央党部还时常向阿拉善旗党部颁发“政情专报”小册子，其内容更加荒唐无稽。例如，解放区（他们叫共区）男女老少都要强迫当兵，妇女和儿童强迫站岗放哨，家家户户吃糠秕野菜，把老小妇女集中起来蒙头盖脸，再令本村青年包括妇女的亲属兄弟在内，编号抽签定对象结婚等等；其次就是宣传国民党中央军收复失地城市若干，歼灭共军若干，共军投诚若干等等。其实这样的宣传群众并不感兴趣，不过认为老僧长谈姑妄听之罢了。
1947年夏，国民党中央命令地方党团进行合并，就是撤销三青团合并于党部。阿拉善旗党部和团部原在同院办公，阿拉善旗三青团全称为“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甘肃省分团阿拉善旗支团”，其组织设干事长1人由罗巴图孟柯担任，书记1人于培根担任，下设青年、宣传、组织3个股，范立宪等任股长，各股股员有辛义秀、陈子纬、李登科等人。支团设干事会，干事7人，互推干事长1人，下设区队和分队。主要在青年集中的稽查局、两小学、延福寺、头道湖庙、三道湖庙、达尔克庙、沙尔扎庙、阿贵庙以及南寺、北寺等阿拉善旗八大寺庙，凡设有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区分部的地方，都设三青团区队和分队组织，25岁以上的喇嘛均为国民党员，25岁以下18岁以上的青年喇嘛均为三青团员。三青团表面上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管理青年工作的组织，实际上各省县地方党、团各霸为王，各行其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团的领导也是党的干部，团只向党要权而不服从党的领导。阿拉善旗党部直属中央组织部领导，经费也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支付，与其他省县党部不同，阿拉善旗三青团直属甘肃省分团领导，经费也由甘肃分团支付。阿拉善旗党部是达理札雅为首的一派掌权，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阿拉善旗党政的实权派；三青团干事长罗巴图孟柯则是阿拉善旗军方实权派，达理札雅虽为世袭王爷，而文化程度略低又不谙蒙文蒙语，但为人忠厚诚实，性情温和，宽以待人，交际广处事民主，在旗内享有很高声誉；罗巴图孟柯则是贵族台吉，精通蒙文蒙语，半通汉语，性格刚强，办事果断，不怕官高势大敢于顶抗，甚至对宁夏主席马鸿逵也能针锋相对，在全旗各族群众中享有更高的威信，在阿拉善旗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时与达理札雅争论不休，因而造成罗、达两人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所以党团合并时王枕华坚决要按国民党中央党部命令，执行合并接收任务，而罗巴图孟柯拒不合并移交，坚持到1948年因碍于国民党中央命令才不得不作出让步，阿拉善旗党团合并终于完成。人事安排是：干事长为党的副主任委员，书记为党的副书记长，三青团员按花名册全部转为正式党员，党部抄录了全部名册划入就近党的区分部注册。但这样一来，有许多团员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转为正式党员，更不知道自己的团员资格已经取消，被弄得啼笑皆非。
1947年冬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60寿辰，中央党部号召全国各地隆重庆祝，除明文规定省主席以上的文官、中将以上的武官必须亲去南京祝寿外，其余省县地方文武官员、低层职员、学校学生一律放假一天集会庆寿，并选择各地高大建筑物作为献寿礼，更名为“介寿堂”。阿拉善旗是在新建的蒙文小学大礼堂正门上边用砖砌成“介寿堂”三个醒目大字，同时在西花园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
1948年3月，内战正在高潮时，国民党召开一党专政的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大总统，“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为了保证全党团结一致，防止异党破坏捣乱，有必要清除党内不纯分子，以纯洁党员队伍，因而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各省县党部举行党员大清查。阿拉善旗党部首先组成党员清查队，到各基层——区分部进行清查，校对党证真假及是否有冒名顶替和来历不明的党员，经核实后加盖“查讫”小红戳。只是由于阿拉善旗地域辽阔，36个巴格都设有区分部，交通不便，普遍清查人力财力都不可及，时间也不允许。不过考虑到牧区党员多系本旗牧民、喇嘛，没有可疑之处，因而清查重点就只有定远营各机关、学校之职员和教师，多系外籍老党员，身份复杂，但按规定全面细致清查后，并未查出可疑分子。
国民党阿拉善旗党部内也有权利斗争，突出表现在竞选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问题上。阿拉善旗党务主要控制在达理札雅手中，执委和监委成员都是本旗政府官员，国民党中央及宁夏省驻定远营各机关首脑均无权被推选为国民党的领导成员，就连一个区分部书记，也由王枕华推荐旗政府的上层职员担任。但阿拉善旗党内领导成员内部也闹权利斗争。1948年春，也就是召开行宪国大的一年，照规定阿拉善旗应选出国民大会代表1人，立法委员1人，并与额济纳旗共同选出监察委员1人。起初稽查局长张元忻和贵族罗锐麟等大量散发支持者签名册，企图争夺选票，而达理札雅不予支持未得结果。后在旗政府党政会议上决定：上届国大（制定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陈爱尔德尼巴图因健康不佳，改由其弟陈那笋巴图为本届（行宪国大，即执行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国大代表；关于立法委员人选指定由达穆林旺楚克（达理札雅三弟）担任；监察委员因是由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产生，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有意支持王枕华当选，而达理札雅不同意，同时额济纳旗也有意见，故暂时搁置先不决定。时经月余，约在同年8月份，阿拉善旗国民党党部忽接中央组织部来电，内容是“据报你旗立法委员候选人李揆一（李宪的别名，时任旗政府秘书主任，深得达理札雅信任），蒙古族，阿拉善旗厢根达来人，经民意推选为立法委员候选人，希你部查明详情速报中央”。其实李宪是甘肃省汉族人，达理札雅为排斥其弟达穆林旺楚克当选立法委员，而不顾旗政府会议的决定，上报中央以李宪为立法委员候选人。王枕华当时正为捞不到监察委员而大发雷霆，接电后认为抓到了达理札雅的把柄，大喜过望，于是各方奔走弄清了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两派之间的矛盾实况。原来是罗要支持达穆林旺楚克，达要支持李宪。达理札雅不支持其弟的原因是家庭内部的矛盾，达与其母及弟素来不睦，达母则偏爱其弟对达不满，因而达要趁机打击其胞弟，改由其亲信秘书李宪为立法委员候选人。李宪是国民党党校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精明干练，来旗任秘书后，曾多次建议改革阿拉善旗旧有封建制度而受到旗政府以罗巴图孟柯为首的上层仕官的反对。罗巴图孟柯是阿拉善旗掌握兵权的实权派，在王爷面前敢说敢做，在立法委员问题上极力支持达穆林旺楚克而反对李宪当选。王枕华掌握这一情况后，复电中央组织部，电文称“经查我旗立法委员候选人李揆一，原名李宪，甘肃庆阳县汉族人，并非我旗厢根达来人，来电内容纯系达理札雅一人所为，改名换籍，并赠送我旗磴口县土地一顷，作为李的吃租私地”等等。因为国民党的《选举法》规定阿拉善旗选出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必须是阿拉善旗蒙古人，所以中央又来电仍坚持达穆林旺楚克为立法委员候选人，王枕华为监察委员候选人，由此李宪竞争失败，达理札雅也无可奈何。王枕华手拿中央电报找达商量，由达出面邀请额济纳旗牛顿前来阿拉善旗商讨，经两旗协议，支持王枕华为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监察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王枕华和达穆林旺楚克都正式当选，不久两人都离旗去南京报到就职。须要说明的是：当时达穆林旺楚克尚非国民党员，而是由王枕华临时介绍入党的，因为立法委员虽然非党员也可当选，但毕竟以党员资格当选较为稳固可靠，何况达的候选资格是党内提名，并得到党的支持，若非党员则是不可能的。
自王枕华当选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监察委员去南京履职后，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书记长一职由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改调额济纳旗直属区党部书记张文第前来接任，一直到解放为止。张到职后正值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正在全面崩溃过程中，财政破产国库空虚，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全国各级党部停发党务经费，由各级党部自筹经费以党养党，而美其名曰“党员特别捐”，即由党员捐款维持开支。
阿拉善旗党部曾经组织募捐队，向定远营就近党员募捐，共募得法币3000余万元，可是只写了姓名和所募数额，现款还未到手，因通货膨胀法币就已变成废纸。因而阿拉善旗党部半年未发工资，员工生活无法维持。当时党部仅剩下书记长张文第、科长从建章及职员何承醍、魏思聪、工人聂祥等6个人，全靠工资维生。在这种困境下，只得利用党部所有的一部旧石印机，承印各校学生作业本，每人每月可分得银币四五元；另外党部所属卫生所所长郝新三建议，每人分给常用药早发大安、黄安瓜丁、黄安塞座各300片，以资变卖维持生活。直至1949年8月份，党部接到旗政府通知：凡旗属各机关公职人员包括党部人员，不愿意受共产党迫害者，一律随同机关搬迁进入巴丹吉林大沙漠，运输、骑乘政府不给统一办理，愿去者旗政府发给旗内通用的乌拉木牌，所经之处可凭牌随地捉拉牧民骆驼，一站一换直达目的地。但党部职工都是拉家带口的外籍户，路费、食粮和以后生活问题都有很大困难，所以没有人愿意登记领取木牌前去巴丹吉林沙漠。
另外旗政府通知还要求，各机关档案文件一律烧毁，党部张文第、从建章、魏思聪、何承醍等4人忙了四五天，除重要文件及党员名册装成小木箱以铁钉钉固封存外，其余所有档案一律烧毁。好在不久阿拉善旗在达理札雅率部下，于1949年9月23日通电和平起义，阿拉善旗获得了解放，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所保留的一小箱档案文件，连同党部所有财物由人民政府接管，所有员工被安置于人民政府继续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