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阿日斯楞
国民党为了加强对阿拉善旗的统治，于1937年秋，在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彦浩特）设立了军事委员会派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办事处，作为对阿拉善旗的最高军事统治机关。
据说国民党开始注意阿拉善旗情况并向阿拉善旗派遣军事专员，是由于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进行特务活动而引起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政策，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更进一步地利用旧中国的民族矛盾，并通过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等亲日派的协助，积极在内蒙古进行其侵略活动，不断地向内蒙古西部地区伸展其侵略魔爪。其最终目的是帮助德王在内蒙古西部蒙旗中，首先搞成一个独立的军事重地，直接由百灵庙控制，然后建立一个独立的“蒙古帝国”。
1935年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田中久信来定远营。他隐瞒其真实身份，冒充皮毛商，到定远营的各商号，要收购大量皮毛等土特产品。因此阿拉善旗政府把他介绍到祥泰隆商号住下。嗣后田中久信在宁夏和定远营之间秘密活动，数月后离开了定远营。
1936年农历四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用飞机派来藏银宝为首的特务人员，在老陵滩附近的自然草滩上降落。当时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不在家（当时在北平），旗府的其他官员，因不知道他们来旗的目的，无法拒绝，把这部分人员仍安置祥泰隆商号里。他们到阿拉善旗后，飞机来来往往，活动繁忙异常。藏银宝曾到宁夏活动一次。他到银川后得到马鸿逵的热情接待。会谈后马鸿逵派省政府秘书长叶森送藏返回定远营。过了一个时期，日本特务机关又派来了横田六郎，他是日本关东军驻阿拉善旗的特务机关主要负责人。蒙政会还派了一名翻译官叫达希段迪布，他是个老奸巨猾的政客，从中游说，充当穿针引线拉关系。横田六郎到定远营后，不顾阿拉善旗政府的好言劝告，在定远营自行架起无线电台，经常与其总部联系，也和额济纳旗特务机关进行联系，并有飞机每天从东北经百灵庙向阿拉善旗定远营运送汽油和其他物资。当时还打通了通往额济纳旗的航线。在横田六郎到定远营活动一个多月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也来到阿拉善旗活动。坂垣征四郎到后，札萨克达理札雅和其他旗府的负责官员与坂垣征四郎就在祥泰隆进行了非正式会谈。据说当时坂垣征四郎之行的任务，一是拉拢阿拉善旗负责人支持日本人的工作。二是在定远营修建大型飞机场，并准备向中国西北进行军事进攻的战略部署。三是希望达理札雅同德王密切合作，在行政上要听从蒙政会的领导。四是日本关东军总部向阿拉善旗政府赠送10万银元，10万支枪，要求成立骑兵师。在会谈中，达理札雅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达理札雅说：我们阿拉善旗人口稀少，没有那么多的青壮年人来当兵。近几年来天旱缺雨，牲畜下降，尤其是马子不耐旱，因此没有那么多的骟马，成立骑兵师没有条件。我们阿拉善旗虽不富，但我们的财政收入基本满足。所以我们不缺钱花。我们阿拉善旗历来直属中央管辖的特别旗，本旗的大小事情都请示国民党中央来决定。百灵庙的蒙政会与阿拉善旗政府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因此我们不接受德王的任何指示。坂垣征四郎很不高兴，会谈不欢而散。当时参加会谈的达理札雅的秘书于长东非常佩服达理札雅的这种强硬态度。坂垣征四郎来定远营活动的情况及会谈的内容，达理札雅及时向国民党中央和宁夏省政府作了汇报。马鸿逵得知后，派出省政府秘书长叶森，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长刘柏石等人及时赶来定远营。他们听了达理札雅的汇报后，又同坂垣征四郎再次进行会谈，省方提出不准在阿拉善旗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但坂垣征四郎态度蛮横，拒不接受宁夏和阿拉善旗方面的意见，会谈由此中断。坂垣征四郎又派出几个日本人跟叶森到银川活动，他自己乘飞机离开了定远营。那几个日本人到银川后，得到马鸿逵的热情接待并合影留念。
住在祥泰隆的日本特务机关，未经阿拉善旗政府的同意，擅自决定在定远营以西的双山子地方修建可供轰炸机起降的飞机场，并且在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间每天有一二架飞机空运汽油。在修建机场的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的活动得寸进尺，逐步猖獗起来。他们由百灵庙调来日本人豢养的蒙奸朝格吉勒为其效劳。这个蒙奸以蒙语进行街头宣传，大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进行吹嘘。后来特务机关的人员逐渐增多，最后达到20多人，汽油也约有四五百桶之多。平静的阿拉善旗一时成了多事之地。日本人的这种蛮不讲理，横行霸道行为引起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及其他上层人士的不满。
在日本特务机关日益扩充的形势下，阿拉善旗依靠本身的力量，实在无法对付日本的侵略势力，当时多次请求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出面处理此事，但南京国民政府迟迟不予理会这件事。
1936年10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分两路由天水以西的地方，突破了封锁线，向北前进。国民党军分三路追击，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师关麟征部是中路先头部队。因追击迅速，克奏大效，得到蒋介石的嘉奖5万元。为了防止西进的红军经沙漠地带往东进，截断西进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合。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师奉命开进宁夏中卫附近。正在这个时候，百灵庙方面德王的蒙古军，配合汉奸王英的部队进犯绥远，绥东局势一度紧张。同时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均有日寇的特务机构。因此，蒋介石怕西北地区出问题，这才决定关麟征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师迅速开进定远营的同时，派副师长杜聿明会同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赴绥远，准备从绥远乘飞机到额济纳旗，驱逐日本特务（后因发生双十二事变而中止）。11月中旬，关麟征率国民党中央军七十三旅到达定远营，以武力驱逐日本特务。其后不久因发生西安事变，该师又被连夜调走。接着宁夏军阀马鸿逵又以协助阿拉善旗防止日本向西进行侵略活动为由，继关部二十五师后，调来马鸿宾部所属的马赞良步兵团进驻了定远营。
1935年至1936年，日本特务在阿拉善旗活动的详细情况及无理要求等情况，由旗政府秘书于长东，分别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宁夏省政府，毫无隐瞒的详细发函汇报了。嗣后主张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关麟征等前后来宁夏、阿拉善旗会见达理札雅，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后，觉得达理札雅虽出身于封建王公家庭，本人不太保守，政治上开明，并有一定的正义感。在国难当头，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压力，为维护本旗的利益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向国民党中央多次汇报了日本人在阿拉善旗的所作所为情况的同时，请求中央派军队来处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个重大严肃的问题上，当时国民党内对国事主张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主张抗日的，有妥协的，有卖国求荣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汉奸的。在内蒙古的王公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存在。当时达理札雅在日本的压力及政客们的拉拢面前毫不动摇，倾向国民党中央，是难能可贵的。因而得到国民党中央的信任，在内蒙古王公中是靠近中央的开明王爷之一。
国民党为了加强阿拉善旗的防务，于1936年在阿拉善旗成立了区防司令部，任命达理札雅为少将司令，罗恩凯巴图任总队长，罗巴图孟柯任副总队长兼参谋主任，张仁任副官长，陈匡任教练。司令部下辖8个大队保持3000人的编制，维持地方治安。士兵由本旗内青壮年牧民充当，两个月为一期来司令部轮班值勤集训。该部为培训骨干力量，也曾举办过一次为期6个月的军官训练班（人数40人左右）。
在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成立后，国民党为了加强对这个地方武装的控制，以帮助阿拉善旗训练部队，防止日本向西部地区进行侵略活动为由，于1937年8月在阿拉善旗定远营设立了军事专员办事处。军事专员办事处的实际任务是，除防范与监视阿拉善旗保安部队的活动外，还负有防止阿拉善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民间互相来往，调查掌握外蒙方情报员进入阿拉善旗境内搜集我国情报活动。军事专员办事处是国民党在阿拉善旗的一个反苏、反共、反蒙古的据点。
20世纪30年代，在阿拉善旗北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的广大地区居住着100多户牧民。他们原是乌拉特三公旗昆得斯查汉乌拉桃赖厢德庙所属的牧民，后来成了无国籍的牧民，居住在这个地区游牧。他们有时通场到阿拉善旗境内放牧，有时通场到外蒙古境内放牧。常年流动放牧，来回进出频繁。当日本帝国主义在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内设立特务机构后，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了防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强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曾把这些常年流动的无国籍牧民清理出境，致使这些牧民中一部分移住在现乌拉特后旗、中旗、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左旗北部一带，一部分则移到阿拉善右旗的阿拉格乌拉，阿拉腾特必希一带放牧。
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了确保其本国的安全起见，当时曾在阿拉善旗北部的旗职员和牧民当中吸收了一些情报联络员，其中有图布东（银匠）、希尔布甲木素、土布东，尼玛、举格得尔、段塔拉腾岱等人。这些情报联络员都是单线联系，他们之中的大部分联络员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南戈壁省省长确吉拉、贡布等人，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取得联系。联络员的任务是：刺探国民党军事专员办事处的活动和马鸿逵在阿拉善旗的活动与分布驻军的情况及其动向，并搜集他们对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何言论、宣传，探听阿拉善旗上层人物对国民党、马鸿逵的态度及其在局势变化中有何表现等情况。
军事专员办事处，由正专员、副专员领导，其下设秘书、参谋、政工室、副官等职务。在专员办事处名义的掩护下，军事专员办事处设有特务电台，受国防部第二厅指挥。此外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阿拉善旗亦设有特务电台，负责人是阎振东、章文治等。宁夏调查统计室亦设有特务电台，负责人王君惠。
军事专员办事处为了搜集蒙古人民共和国情报，并防范阿拉善旗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民间来往，曾在沿国境线地区设立防卡，并配备了电台。计设防卡5处，地址在班定套勒盖、闹干敖尔布格、科可套勒盖、塔本阿拉得、雅干等地。同时也曾在沙特阿门、哈尔目可台、沙尔札庙等地设立过流动电台。
现将各次派遣的军事专员到阿拉善旗的活动情况大略分述于下。
第一任军事专员为郑子献，他来阿拉善旗时省旗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互不相让。郑子献作为国民党中央派来阿拉善旗的首任军事专员，应当主持公道，若给双方多做些有利于团结的工作，必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可是郑子献不务正业，诡计多端。只听一面之词，以颠倒黑白、勾结马鸿逵对阿拉善旗散布谣言、火上加油的方式，来破坏宁夏和阿拉善旗的团结，制造民族隔阂。对此阿拉善旗当局甚为不满。同时阿拉善旗对国民党派来进行统治监督的军事专员亦有抵触情绪，遂以郑子献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地方秩序为名，上告到国民党中央，将郑子献赶走。郑被驱逐后，怀恨在心，遂移住银川与阿拉善旗作对。他一面以阿拉善旗当局勾结日本、图谋不轨为由上报军事委员会，另一方面在银川与马鸿逵勾结煽风点火制造对立。马鸿逵曾多次与日本人公开或暗中勾结，狼狈为奸。“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各族各界人士强烈要求严办汉奸卖国贼，马鸿逵为了找个替罪羊，为自己开脱罪责，嫁祸于人，他向南京政府密呈建议，采取强硬措施，将阿拉善旗亲王达理札雅接到宁夏“保护”。以防止达理札雅与德王和日本人勾结，通过这一手段进一步控制阿拉善旗达到扩大领土和经济剥削范围。嗣后马鸿逵关于劫持达理札雅的密呈得到国民党当局同意后，于1938年2月24日（旧历正月二十五日），马鸿逵以换防为名，调来大批步、骑、炮兵，以马腾蛟为总指挥围攻打定远营。兵分两路，一路由樊家营子进军，一路由三关口分二路抵达定远营。
当宁夏与阿拉善旗关系紧张之际，为防范达理札雅逃走，国民党派驻宁夏蒙藏委员会调查组组长刘柏石先头来到定远营，虚与达理札雅周旋，并暗窥察阿拉善旗的动态，作里应外合工作。由于情况紧急，达理札雅亦有“临时抱佛脚”之想，托刘柏石向国民党中央缓颊。刘为人实在，来定远营后看出问题的实质，认为郑子献、马鸿逵上报情况不实。他同情阿拉善旗达理札雅的态度，故两人相处融洽，身处逆境之际，结拜为金兰之交。
当时，阿拉善旗守城军民与马家军激战一夜，终以众寡悬殊，阿拉善旗守军难以持久。为了使定远营居民免遭涂炭，达理札雅遂派副协理罗巴图孟柯出城与马腾蛟进行谈判。当时马腾蛟提出的条件是：（一）解除阿拉善旗守城军之武装，交出武器、电台，并将后营盘山上的守军撤出，营地交给马家军进占。（二）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全家必须离开阿拉善旗移住银川，否则炮轰城内，鸡犬不留。经过软硬兼施手段，并由马鸿逵母亲亲自出面以维护“兄弟”和气为名（马福祥与塔王曾为结拜兄弟，故马鸿逵与达理札雅亦兄弟相称），阿拉善旗当局为形势所迫，无奈同意了这些条件。当时共交出守城蒙军枪支600支多、电台一部。正月三十日，达理札雅全家移住银川。在达理札雅到宁夏会见马鸿逵时，马假惺惺地向达表示说：“白崇禧，让我血洗定远营，我以世交为重，把你们救了出来”。
自此以后马鸿逵除经常在定远营派驻军队以外，并相继设立了宁夏省派驻定远营办事处和军警督察处等机构。把郑子献赶走后，约有一年多的时间内，国民党没有向阿拉善旗派来专员。
1939年秋才派来李子才为第二任军事专员，副专员是李友三。李子才原是马鸿逵的旧部，在他任职期间，打不开局面，有些无能为力。一年以后，予以免职。李友三是陕西人，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军统，就职不久，即调宁夏缉私处任副处长。
1940年春，国民党又派来路帮道为第三任军事专员，副专员为刘建华。路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留学法国，在北洋军阀时代徐树铮驻在外蒙古时，路是随从官员之一。刘建华是军统，日本占领绥远之后，刘曾任过绥远（今呼和浩特市）警察局长，蒋介石派高荣来同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联系时，刘建华在中间穿针引线才取得了联系。后来日本人发现刘建华是军统，准备扣捕之际，刘建华事先得知消息，化装逃出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投奔重庆去了。从这里不难看出国民党派路帮道为专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反苏、反蒙的特务活动。1939年，国民党在阿拉善旗北部沙特阿门设立了电台，架设蒙古包作为住所。粮食供应交通运输等事项由阿拉善旗政府负责。至于安全保卫方面则由额济纳旗政府负责。当时经常有五六名士兵为电台站岗放哨。这个电台是专门搜集蒙古方情报的，外蒙古方对此很反感，遂于1940年，出兵到阿拉善旗把这部电台连人带物一起抓走了。当时国民党第八战区派来勘察班定至定远营公路的宁智强参谋也被一同抓走了。嗣后外蒙古方又派人抓走了班定防卡上的士兵道布吉尔。从此专员办事处对阿拉善旗北部边境地区很不放心。因此路帮道专员于1940年秋，亲自到阿拉善旗北部边境地区视察，他除带上办事处的秘书副官等人外，阿拉善旗政府派职员、士兵若干人骑上骆驼从定远营出发，经吉兰泰、巴音毛都，视察了塔本阿拉得、班定套勒盖、淖干敖尔布格、科库套勒盖等靠近边境地区防卡，详细了解该地区的值勤情况和外蒙古方面的动态，回来时路过桃赖厢德庙，12月初回到定远营。路帮道回来后，决定采取相机的报复措施。他指示阿拉善旗政府派人去抓董永发。董的原籍是甘肃民勤县人，30年代时期他在阿拉善旗和外蒙古之间做些小本生意，以后就居住在外蒙古的南部，并经常进入阿拉善旗境内，他做小本生意的同时，可能也搜集一些国民党的活动情况，向外蒙古方汇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造成外蒙古与阿拉善旗之间的商路中断，以致形成外蒙古南部地区的纸烟与旱烟等消费品的严重缺乏。董永发伙同老赖等人，秘密进入阿拉善旗境内，寻亲戚、找熟人，购买他们所需的物资运回贩卖。对这些情况，有人反映给专员办事处。路帮道在听到报告后，他怀疑其中必有阿拉善旗上层人员与之有勾结。他为了进一步掌握更重要的情况，曾再三找罗副协理尽快想办法把董永发抓回来。并表示一旦事成就充分说明阿拉善旗是靠近中央的，他当即向中央报告阿拉善旗的这一功劳。对于此事阿拉善旗确实感到为难，但因为形势所迫，又不便加以拒绝，后经旗政府研究，派出田曹格都仁，带领几名士兵，深入国境线外，将董永发抓回关押起来。1943年春，外蒙古的老赖又秘密来到宗沙尔札巴格的甲木素家里，他在买卖生烟交易时，被宗沙尔札巴格的边官发现了，当即将老赖、甲木素一起抓来，送交旗政府，安排住在霍硕厢上，由专人看管。专员办事处在审问老赖时，由杨达呼藏武当翻译。从此阿拉善旗和外蒙古之间关系一度恶化，北部边境地区的关系也有所紧张，在此事还没有结束时，路帮道于1942年10月调离阿拉善旗。由崔翼接着审问老赖、董永发，但得不到任何口供。后来崔把董永发带到南寺，在崔给喇嘛们讲话时，叫董永发译成蒙语给喇嘛们听。事后，崔向喇嘛们打听，此人翻译的如何？喇嘛们说：“此人翻译的很好，我们听清了专员讲话的重要意义”。崔听到此话后，心理很高兴，觉得董永发这个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对他产生了信任，并企图施反间计，利用他作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工作。当即将董放出来，派王德瑞副官护送他出境。从此董永发一去杳无音信。不久，旗政府派练习生都固尔甲布，护送老赖回到蒙古的厢根达来防卡上。额济纳旗也派杭哈尔道尔吉去外蒙古交涉把他们从阿拉善旗拿走的电台，连人一同都要了回来。阿拉善旗政府又派段塔拉腾岱、勒格色木2人，去蒙古的达兰扎大盖进行交涉，把道布吉尔领了回来。自此阿拉善旗与外蒙古的紧张空气有所缓和。
在路帮道任内，在阿拉善旗再一次发生比较重大的政治案件，即李子源事件。李子源是阿拉善旗小学教员，但爱好文娱活动。他每月工薪收入不多，又加上吸鸦片烟嗜好，手头有些紧迫，由于他常在张老三剧团看秦腔，并为剧团拉胡琴，因此常和一些瘾君子来往。专员办事处的特务蓝怀清和以当教员为掩护的军统组长白汶玉，再有阿拉善旗稽查局的沈应麟等人，于1942年8月，以通共产党嫌疑为名，由国民党专员办事处和稽查局相互配合，将李子源逮捕监禁。同时被捕的还有刘益三，他是河北省人，在定远营鸿记号商号当经理。他30年代在阿拉善旗和外蒙古之间来往作过生意，并能会说几句俄语。此外还有剧团的徐思成和姓杨的。这4个人在定远营被关押审讯了一个多月，受尽了各种残忍的刑具，但没有招出什么口供来。后由军事专员办事处，命令阿拉善旗保安队将这4个人解送到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部。当时阿拉善旗是派遣范乌图那笋押送的。后来李子源被送往集中营服劳役，直至1945年才恢复了自由。刘益三和姓杨的死在兰州。而徐思成是在全国解放后才回到巴彦浩特来的。
第四任专员为崔翼，副专员是王枕华（现在台湾）。崔翼上任后在其前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强了控制阿拉善旗和反苏、反共的活动。首先他于1944年冬，带上他的新婚小老婆阎翠兰和阿拉善旗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周维岗等人，由旗政府职员金对岱领路，由定远营出发，经吉兰泰、图克木至北部边境的塔本阿拉得、班定、淖干敖尔布格、科库套勒盖等防卡视察，然后抵额济纳旗过完春节，又经拐子湖、桃赖厢德庙、沙尔扎庙返回定远营。周维岗在所到之处，除登记发展国民党员外还绘制阿拉善旗地图。崔在此次巡查中，明为对特务电台进行新的部署，实则窥察阿拉善旗北部人民的思想情绪和动向，为抗日战争胜利后，配合国民党进行反共作准备。
崔翼还对阿拉善旗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中的某些人员不太放心，并给旗府制造矛盾，破坏团结。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的参谋罗锐麟，保安总队部的齐文魁、罗永寿3人平时思想感情融洽，来往比较密切，对此引起了专员办事处和其他特务的怀疑。1946年过春节时，齐文魁、罗锐麟、罗永寿3人，去城隍庙后面的几户人家拜年后，又来到那木德格甲木素喇嘛和阿格东嘎秘书家里打麻将，用以消遣。当时一些特务人员，把他们一起拜年和一块儿打麻将的细小事情，看成是重大问题。于是小题大做，用造谣诬陷的手段，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以此为由来，在阿拉善旗制造矛盾，破坏团结，企图进一步打击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上层人物，从中插手旗政，以实现其渔翁得利的目的。有个特务头目曾向达、罗汇报说：“齐文魁是从外蒙古派来的间谍分子，罗锐麟是在兰州被扣押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嫌疑深重分子，罗永寿是一个年轻幼稚的思想不稳分子”。并建议把这3个人抓起来审查。但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2人感觉事情出得非常突然，细玩其味，明白了催翼醉翁之意不在酒。崔某的这种作法，主要是针对达、罗2人及政府主要官员来的。因此他们在是非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即以证据不足为由，采取了强硬态度，坚决抵制了崔翼等人的阴谋诡计。并在当年夏季重新调整旗府领导班子时，把罗永寿提升为副协理，罗锐麟提升为正梅林章京，齐文魁提升为副梅林章京，并兼任阿拉善旗沙金套海地区（四坝）总管，把他调离定远营，以避免崔翼再次对他进行诬陷。在这些事件中，达、罗不但不怀疑这3个人，反而予以提拔重用。这种果断措施，对专员办事处及别有用心的人们也是一个严重打击。
国民党军事专员崔翼，除经常监督旗保安队的官兵训练外，还给官兵进行反动的宣传教育。同时也向青年灌输《中国之命运》等有害理论，以毒化思想。此外他更以命令式的建议，强制性地要求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部军官全部加入国民党。保安总队部迫于形势，只好将骑兵保安总队全体军官名单，送到阿拉善旗国民党特别党部，成为集体加入国民党，达到了崔提出来的国军军官必须是国民党员的要求。在阿拉善旗举办的达木尔（边官）训练班和喇嘛训练班时，崔翼都亲临讲话，讲话内容主要是从政治思想上麻痹阿拉善旗人民，以巩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6年10月崔翼调走。
第五任专员为吴宗周，副专员是褚大公。吴原在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工作。据说因老婆结交上司有方，吴宗周才得以活动到军事专员职务。吴到任后，除继续崔翼的衣钵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外，曾派542情报组组长李海平、台长董昆、漆同槐、阎道让雇用王宝庆当翻译，乌力吉巴图拉骆驼，于1947年从定远营出发，经巴音毛都、班定、苏呼木图、淖干敖尔布格、沙特阿门等地区，巡回视察，用以刺探外蒙古方情报，监视边境地区的牧民是否同外蒙古官方和人民有公开或暗中的来往。阎道让系测绘员，由他测绘可供军用的阿拉善旗边境地图。在专员办事处内部还设立了政治室，以加强其毒化阿拉善旗部队和人民的反共宣传活动。每月专员办事处便召开纪念周大会，会上大讲、特讲蒋介石言行，向广大群众宣传反共思想。
吴宗周还通过他的老婆与马鸿逵的小老婆刘慕霞进行拉拢，通过这种内线关系，以结交马鸿逵，大作其政治生意。他把阿拉善旗的军事政治情报，以及阿拉善旗政府向国民党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状告马鸿逵的详细情况全部转告马鸿逵知道，用以加大双方的裂痕。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探听阿拉善旗牧区的防卡兵力情况，并以部队名额不足为由，进行控制发饷。即在发饷时，派人点名发放，因此与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关系形成了僵局。后来国民党中央认为吴宗周没有在阿拉善旗搞好关系，于1948年8月间调走了吴宗周。
第六任专员是罗大煟，副专员卢景儒。罗为中央军校五期毕业生。于1946年5月中旬，以军令部上校参谋的名义到专员办事处，接任情报组长，接受在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某处的负责人给他提供阿拉善旗的有关军事、政治情报。他很善于搞情报特务工作。1947年春，他被调往额济纳旗数月后，又调回阿拉善旗。经常来往于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间，进行其不可告人的活动。他升任专员后，对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保安总队部进行调查。他认为阿拉善旗的军队有名无实，空缺极多，曾向军事委员会建议撤销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和保安总队部，以节省开支。
在他任职期间，他认为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陈额尔德尼巴图、银匠图布东4人私通外蒙古，有非法活动，整理了黑材料向调统室汇报过；他曾对阿拉善旗苏洪图防卡、分队长段塔拉腾岱不放心，于1948年夏指示旗保安总队部，将段调回定远营进行审查，段回来后他曾两次审问过段塔拉腾岱，结果毫无所获，但他仍不放松对段的监视。最后他告诉总队长罗巴图孟柯说，段塔拉腾岱人不可靠，不能使其在北部边境地区任职。对罗大煟的做法，引起好多人的不满意，党部书记王枕华曾在一个公开场合上，含沙射影的讽刺过他。罗大煟对此非常不高兴，整理了王枕华的黑材料上报过。齐文魁从沙金套海调回来之后，他曾把齐文魁叫到专员办事处，查问过两次。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马鸿逵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更加强了他们在阿拉善旗的反抗人民解放军的部署。同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又往阿拉善旗派来一个特务工作组，并配有电台等工具，负责人为章文治，助手包跃东。他们到阿拉善旗后，配合原驻在阿拉善旗的特务组织，号令阿拉善旗稽查局和宁夏驻定远营军警联合督查处以及宁夏驻军，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稽查工作。凡稍有可疑的人即可进行盘查或逮捕。在1948年时期，他曾对由宁夏来的乞丐大加怀疑并逮捕，致使白色恐怖在阿拉善旗日益严重起来。
1948年8月，在阿拉善旗发生了所谓的梁德山案件。梁德山是一个由榆林路经伊盟草地，渡黄河来阿拉善旗定远营行乞的乞丐。梁德山的出现首先被苏效勤所发现，他怀疑这个乞丐来历不明，立即向西北行辕二处情报组负责人阎振东告发。阎同罗大煟商量决定，当即将梁德山逮捕，送交军事专员办事处，由副专员卢景儒、燕振东进行严刑逼供。在审讯中又在乞丐的身上搜出7枚用红线串连的铜麻钱。这更加深了特务们的怀疑，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的互相联系的暗号。实际梁德山是一个靠算命为生的乞丐，铜钱是他的工具。根据红线为线索，认定梁德山是共产党的侦探分子，于是在酷刑的敲打下，梁德山只好供出另外两个乞丐为同伙，他们就是胡开山和胡开科弟兄2人。当时这两个乞丐不在定远营。而在距定远营15公里外的水磨沟，居住在土地庙里也被特务所逮捕。据当地人反映，3个乞丐在那里讨饭半年多了，并不见有什么非法行为。对这3个乞丐专员办事处因常期管押不便，遂移送到阿拉善旗理事官厅管押。当时罗大煟以恫吓的口气，对达理札雅说：“共产党的侦探在阿拉善旗牧区大有人在，你们在牧区各巴格的防范工作非常麻痹！这3个人还是我们的人侦察出来的呢！”达理札雅回答说：我们认为本旗内各巴格仍然是很平静的。你们小题大做，对3个讨饭者进行大惊小怪，令人费解。审讯工作应有你们确定专人负责，本旗无能为力，不然把他们送交兰州长官公署审理为何不可呢？嗣后达理札雅将燕振东叫到办公室，大发雷霆，认为他们故意作对。并向长官公署告发燕振东陷害良民，但燕振东也不示弱，上告达理札雅私通外蒙古，包庇共产党，结果不久燕振东被调离。由章文治任组长，经章文治与西北长官公署联系，长官部只要求查清事实上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研究决定，从参谋处、副官处、经理室、政工室、稽查局、理事官厅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一个审讯组。他们在审讯中使用了各种残酷的刑具，梁德山因受刑惨重，当即死在监狱里，剩下的胡家弟兄因说不出来什么口供，无法定案，遂把此案搁浅，以后无人过问，悬而不决。在审讯中梁德山供出联络人是玛海赖、玛尼喀的由来是这样的：梁德山于1940年初，曾在苏木图巴格、艾木其乌斯（沙井子）的忙哈赖，称乎名叫阿哈佳放过羊。1948年来阿拉善旗时，抱有很大希望去艾木其乌斯找忙哈赖、阿哈佳家找一点活干，便能维持生活。可是事与愿违，忙哈赖、阿哈佳早已去世。梁对此很悲观失望，穷途末路之际来定远营行乞时被捕，因为他是汉人，说不清蒙语尤其在审讯时，他在极度的恐惧中，把忙哈赖说成玛海赖、玛尼喀，等等。当时阎振东等人对此如获至宝，认为有了线索。于是便大做起文章来，便向上级表功，因此蒙人玛尼喀的原因是由此而来的。以上情况过后，张仁在审讯中已查清楚了这个棘手问题。
1949年8月底，有一天理事官厅的负责人某某，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某处的负责人某某，两人到理事官厅，向胡开科、胡开山兄弟两人宣布，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很快来阿拉善旗，因此你们弟兄2人明天就要释放出狱，特此今天给你们2人改善生活吃顿肉，理理发。第二天法警队长张巴音艾尔克拉骆驼到理事官厅门前，这时其他人将胡家弟兄2人的脚镣、手铐解开，然后骑上骆驼，张巴音艾尔克、杨嘎瓦、法警刘楚鲁岱3人，将其2人押送到艾木其乌斯（沙井子）以北的沙窝中，将胡开山、胡开科兄弟2人杀害。究竟谁指挥杨嘎瓦、张巴音艾尔克两人这样做，目前说法不一。因为当时旧政府即将垮台，解放军尚未到来，处于一片混乱与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冤案，有着各种政治因素和历史背景。此案不论在军事专员办事处审理，还是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审理，自始至终是在特务人员的严密控制下审理的。特务人员遵循的原则，一是对共产党的活动必须严加防范，二是该抓的必须抓，三是该杀的必须要杀。因此他们决不会轻易放过这两人的，怕放虎归山，终成后患，因此置于死地而后快。最后还是操纵他人，借刀杀人灭口的办法，杀害了胡家弟兄2人。
以上所述，是我浅知半闻的关于国民党军委会在阿拉善旗设军事专员办事处及委派专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