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杨
如果说简牍是我国优秀的古文化中难以估价的丰富宝藏，那么，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就是这些宝藏中璀璨夺目的明珠之冠。居延，对于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来说，早已成为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这是额济纳人的自豪，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一、居延汉简的发掘
俄国著名的考古探险家科兹洛夫从1883年开始到1924年约40年的时间里，参加过6次对中亚西亚的大规模探险考察活动。其中1907年至1909年的第五次探险考察期间，他于1908年3月19日带4名助手，首次来哈拉浩特（黑城）古城遗址，在哈拉浩特遗址上找到了大量的文书手稿、书册、佛像、塑像、玉器、古钱、青铜器、简牍等。1909年5月，科兹洛夫第二次进入哈拉浩特。这一次科兹洛夫在古城遗址内整整1个月的考察和挖掘，收获比前一次更大。1923年至1926年科兹洛夫去蒙古地区进行考察时，又曾到过哈拉浩特进行挖掘，收获也相当客观。科兹洛夫先后几次对哈拉浩特遗址的考察和挖掘，窃取了我国大量的无价之宝，由此给这位俄国人带来了声誉，同时，居延地区也震惊了世界。
1914年，英籍（1940年加入英国国籍）匈牙利考察家斯坦因也来到哈拉浩特考古发掘。他先后四次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前三次考察是受印度政府之命，向亚洲腹进行探险。第一次是1900年至1901年，第二次是1906年至1908年，第三次是1913年至1916年。就在这第三次考察探险期间，他率一支探险队由酒泉北上，沿额济纳河来到哈拉浩特遗址，又一次进行疯狂的盗掘。他获得的大量珍贵文物中也有部分简牍。
1927年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与当时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商定，共同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决定对西北地区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这个考察团由斯文·赫定和徐旭生共任团长，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袁复礼、考古学家黄文弼等人参加了考察。就在这一年，该考察团到额济纳河流域考察了居延遗址，但由于当时国内军阀割据，考察经费难以筹集而停止。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考古家傅克·贝格曼在这里挖掘出土汉简1万多枚。这在当时轰动了世界。人们把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并称为20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
1972年至1976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居延考古队，对破城子、肩水金关和甲渠塞第四燧进行了调查挖掘，获得汉简2万多枚。这些出土汉简最早的纪年为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32年），以宣帝时期的简较多。
1983年和1984年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所联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黑城及周围地区进行考古挖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历代文书档案和其他文物。此外，也获得了一些汉简。另外，额济纳旗文物站也陆续搜集了部分散简。
二、居延汉简的历史价值
居延汉简有新旧两部分简牍组成，人们习惯上将1930年出土的称旧简，1972年以后出土的叫新简。
居延两次考古收获，“居延”成为汉简的代名词。居延挖掘出土的汉简，同全国出土汉简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解放前后在中国出土简牍近40次4万余枚，而居延汉简就有3万多枚，占全国出土简牍总数的80%之多。
居延汉简从历史考古角度讲，它有着很强的原始性和绝对的可靠性。同时，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从而，对历史研究，特别是汉代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首先，它反映了两汉时期西北屯戍的历史。对于研究汉代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都有着补史证史和史书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为研究我国书籍制度和档案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书籍制度在我国大约有3500多年的历史，其形成大体有简策、卷轴、册叶等几个发展阶段。其中简策是我国书籍最早的形式，是书籍制度形成的最初阶段。简策在商代就已经使用，到了两汉，简策使用最为广泛，居延汉简的大批出土，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再次，居延汉简是难得而珍贵的最早的墨书真迹。这批汉简书写时间从西汉到东汉延续长达100多年，这正是中国书体大变革和多种书体孕育产生的时期。居延汉简和其他汉简相比，书体齐全，数量居首，对研究我国书法史和书法艺术都是极好的实证。
三、居延汉简的研究和整理
居延旧简发现后，于1931年，由劳干、贺昌群、马衡、余逊等人分别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1936年，由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劳干、余逊2人的部分释文用晒蓝图纸晒印成册。抗日战争期间由沈仲章、徐森玉等人在香港将居延汉简用手工拍摄照片，交商务印书馆影印，正在制版当中香港沦陷为日军占领区，从而，书版全部毁佚。当时劳干先生手头还保存一部分翻转照片，劳干根据这部分翻转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于1943年在四川省南溪以石印版出版。1944年又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1949年劳干对南溪石印本略加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了铅印本。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较好，比劳干释文有较大改进，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可惜的是只收入2596个简，约占全部简牍的四分之一，难以窥其全貌。
1980年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和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了简的出土地点。这使国内外考古、史学工作者以广泛利用居延汉简资料，无疑有助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1987年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本书以《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释文为底本，凡是《居延汉简甲乙编》释得正确的，一律照录；《居延汉简甲乙编》错释、漏释、未释出的，除极少数不能确认的仍照录《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或者改作一字一“□”符号外，其他一律作了校订。这对研究利用居延汉简又一大贡献。
1988年1月，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一书，此书注释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三位同志，从居延新简中择200多枚进行注释，尽管此书不能全面反映居延新简全貌，但它却能起到尝鼎一脔的作用。1991年5月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原稿是1985年作者应兰州大学历史系之邀，给三、四年级开设《居延汉简通论》选修课而准备的教材。全书共八章三十四节，对居延汉简的调查发掘和汉简内容等进行论述。1997年，李振宏等著《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15篇。
此外，国内外还出版贝格曼：《蒙新考古纪行》、波·索墨斯特洛穆据贝格曼原始记录整理的《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额济纳河流域障隧述要〈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57年台北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60年台北重订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7年版、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等几十部研究成果，均从各个角度记述和研究了居延汉简。
总之，自20世纪30年代居延汉简第一批发掘出土以来，尤其是近2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日本、英国、美国、荷兰、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从事汉简研究的人数空前增多，出版的专著、论文、与日俱增，在国际上兴起汉简热正在波及各国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