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贵敏
沃尔克·贝格曼是瑞典考古学家，在他只有43岁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就先后3次共8年时间在中国西部的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考古探险工作中度过。而这8年，正是他从24岁到32岁生命中最壮美的青春岁月。
1927年，年方24岁的贝格曼从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不久便进入一家研究机构，一个意外的机遇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瑞典国家古物管理局柯曼博士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放弃国内舒适的生活，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到中国寂寥的西部进行为期一年半的考古探险工作。当时，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先生正在组织一次历时最久的中亚探险，并与中国学者一道组建起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中除中国考古学者黄文弼外，还需一名外籍考古学者。柯曼博士的电话，正是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考察团。24岁的贝格曼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然是必去无疑”。这一去，不是一年半，而是8年。贝格曼从始至终参与了中国西北最大规模的多国籍、多学科的科学考察，直到日本帝国主义燃起侵华战火，贝格曼才不得不结束在中国西北的考古工作。
作为十分敬业的考古学者，从1927年到1934年，年轻的贝格曼穿行在中国大西北的茫茫戈壁荒原，行程数万里，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旅途是靠骑骆驼或徒步，有一半的考察地区荒无人烟。在8年的考察实践中，他发现了300余处古迹、遗址，并亲自实地考察了其中很大部分，他还收集了大量的古代实物，而他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遗址发现的万余枚“居延汉简”和日后在新疆罗布泊发现的“小河古墓”这两个成就，使这位年青的考古学者名播中外。
1929年8月，贝格曼途经新西伯利亚辗转来到北平，第二次参加仍由斯文·赫定组织的中国西北考察团。10月初考察团离开北平，在张家口的草原哈登庙聚集。11月中旬，贝格曼与中外考察队员牵着两匹马和85峰骆驼，冒着摄氏零下40多度的严寒，艰难地行走在茫茫草原，经过1个多月的跋涉，他们再次来到百灵庙，不少队员被严寒冻伤，不得不在这里接受治疗。12月底，考察团分北、中、南三个分队向西推进，相约三周后在善丹庙（位于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境内）会合。1929年最后的一天，贝格曼与霍涅尔的南分队出发了。1930年1月10日前后，贝格曼一行来到了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曼回村（即蛮会镇），村里有比利时传教士所设的基督教传教堂，贝格曼一行住在了传教堂温暖的房屋中。
1月中旬，他们到达善丹庙，稍作逗留后，贝格曼继续西行，直到4月17日，与其他队员再次相聚于额济纳河畔的奥龙托依绿洲。4月26日，贝格曼与陈宗器等考察人员来到波罗桑齐，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探寻之中。
波罗桑齐有汉代烽燧遗址，1927年参加西北考察团时，贝格曼曾途经此地。本不期待在这儿有任何发现，却由一个偶然的小动作引出了一个重大发现。
到波罗桑齐后，贝格曼便立即开始了工作。他在山顶上的烽燧和房屋废墟下面，发现有院墙的痕迹。当他与助手在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他的钢笔掉在了地上，他在弯腰捡笔时，意外发现地上有1枚汉代的五铢钱，于是贝格曼便仔细地四处搜寻，不一会儿又找到一个青铜箭镞和1枚五铢钱，意外的收获使贝格曼决定要在遗址旁尝试着挖掘。
4月27日，从墙体遗址的东边开始挖掘，不一会儿就发现一片木简，木简上墨写的汉字依稀可辨，贝格曼激动不已。他知道，在西域探险考察中，只有斯文·赫定在楼兰古城和斯坦因在陇西及新疆发现过木简。贝格曼与助手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四处寻找起来，很快又找到几枚保存更好的木简。
考察队的其他队员前往额济纳河考察，贝格曼、陈宗器和两名助手留了下来，他们继续挖掘，很快又发现了一些汉简。贝格曼甚至不放过一些在汉代烽燧旁边已经繁衍了几百年的老鼠洞。在一个老鼠洞里发现了碎纸片，贝格曼猜测这是公元前2世纪的遗存，他在《考古探险手记》中这样记述道：“这些老鼠洞非常有趣，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块拖回洞里，成了一个小小‘图书馆’。”
5月，贝格曼与考察队在1927年秋驻地附近的桑多林察罕安营扎寨。他打算对额济纳河三角洲中的遗址进行清点并编目，从5月14日开始，贝格曼、霍涅尔和陈宗器在三角洲内开始了考察。很快，他们便在一座矮山上的烽燧附近的遗址里挖掘出47枚木简和一些木梳、铁斧、铁针及盒子等生活用具。
贝格曼在三角洲内循着烽燧遗址不停地考察，每一处或多或少的发现都使他激动万分。从5月17日始，从库克成庙、察罕桑齐、伯楼桑齐、桑齐阿莫等遗址挖掘出的“唐卡”、汉简、箭镞都十分珍贵。几天后，他们来到索果淖尔湖和噶顺淖尔湖畔考察，6月底，回到设在毛目绿洲正东的考察团大本营。7月初，贝格曼离开毛目途经金塔前往肃州。
8月底，贝格曼来到肃州后，斯文·赫定给他来信，让他和霍涅尔前往罗布泊进行考古和绘制北返新湖的地图。此时的贝格曼正醉心于居延汉简的寻找与发现之中，尽管贝格曼“十分乐意与霍涅尔联合继续西行进入内陆，但我担心也许会有别的什么人路过额济纳，会无意中收获了我刚刚发现的果实。而一旦到达罗布泊，我不知道还能再返回额济纳我发现的废墟那里去”（贝格曼《考古探险手记》）。当斯文·赫定先生得知贝格曼发现居延汉简的消息后，感觉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于是立即给贝格曼打电报，重新调整工作安排，让他静下心来，“按照自己的工作计划专心工作，不再去罗布泊了”。并且安排在新疆的生瑞恒、蒙杰尔和挖掘工靳土贵等迅速乘车驶往额济纳帮助他挖掘。9月16日，贝格曼返回毛目。其后的半个多月里，贝格曼主要是在毛目附近考察，在一个叫拉林金德布林的古城考察，这里有汉代和西夏时期的遗址。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共挖出1500枚木简。
10月7日，贝格曼过河到阿温托胡依德布林古城附近的汉代烽燧挖掘，发现了一些木简和一些小古物。第二天，生瑞恒、蒙杰尔、敦格拉等与他在此会合，这是他与生瑞恒自1927年11月分别3年后的首次见面。会合后，大家重新制定计划、编组和分配设备。贝格曼则到4个月前发现大量木简的乌兰德布林古城考察。经过半个多月的辛勤工作，汉简不断发现，这些木简文字记载的内容大多是公元50年左右的事，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器、漆碗和印有文字的丝绸碎片等。
秋天即将过去，贝格曼循河到下游一个叫察合台烽燧附近挖掘，靳土贵挖出了用绳子捆在一起共有78枚木简组成的一卷完整的木简书籍，根据内容判断，书中记载的是公元93年～公元95年的事情，是一卷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同时出土的还有容器、汉币等文物。由于抵挡不了强劲的秋风，他们中断了挖掘，沿着额济纳河东岸行走，经过巴哈德布林、布肯桃来、北乌兰德布到达哈拉浩特附近的大废墟巴兰库额，沿途挖掘路经的烽燧遗址，总是或多或少有所收获。
贝格曼在忙碌中度过了圣诞节。27日，他再次来到穆德布林遗址，遗址位于1927年考察团设立的松杜尔气象站附近，从遗址望去，破碎的瑞典国旗仍在寒风中飘扬着。
穆德布林的发掘使贝格曼处于极度兴奋之中，这也是贝格曼两年来收获最丰的一个时期。近一个月的发掘中，几乎天天有收获，先后共挖掘出约4000多枚木简，除木简外，还挖出了丝绸碎片、青铜器，破损器皿和陶瓷碎片，最有趣的是发现了一枝完整的毛笔。
穆德布林遗址发现的木简中，许多都记有纪年，而且时间跨度也大，最早记录的是公元前127年，几乎一直延续到公元25年，时间跨过150年左右，也由此证明，穆德布林城堡150年间一直有人驻防。
贝格曼在不停地绘制主河道西岸戈壁的线路图。这一带的烽燧都散建在纳林河和木林河之间，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当地人称察罕桑齐、安德干桑齐、塞恩桑齐、穆桑齐和乌兰桑齐。这些烽燧与其他烽燧一道成为哈拉浩特的边防基地，它们位于穆德布林周围十多公里处。
贝格曼决定暂时停止发掘汉代遗址，利用这段时间，专心致志于宋、元遗址的探索，于是在1931年1月29日来到了哈拉浩特——黑城遗址，驻扎在城外东墙附近一处低矮房子废墟中。
俄国的科兹洛夫、英国的斯坦英、美国的兰登·华尔纳都曾对黑城遗址进行过掠夺性的挖掘，贝格曼不是来采集他们的残羹剩饭，而是尝试着探寻废墟是否有汉或唐代的遗迹。通过考察发现，黑城中没有汉的遗迹，唐朝出土的文物也少，由此断定，汉朝驻军撤离后，额济纳地区情况不明，有唐代少量遗物，唐以后，从宋、西夏到元朝末年，一直有人居住，而居住的中心就是黑城，黑城废弃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缺水。
2月初，贝格曼中断了对黑城的挖掘，返回到波罗桑齐驻地。14日，挖掘工作进人尾声，队员们都在整理包装文物，之后又返回到奥布顿营地，并在那儿愉快地度过了中国的旧历年。3月1日，贝格曼来到温音桃来，这是在额济纳最后挖掘的一站了。在这里发现了插在皮鞘里的小刀、皮水袋、青铜箭头芦苇箭杆的完整弩箭、木简和木简中的一张文稿以及彩色丝绸碎片和一件用草绳纺织而成的雨衣。温音桃来的挖掘结束后，3月27日，贝格曼一行带着文物向东出发，踏上返途。
1931年4月15日晚，贝格曼一行到达归化，第二日便乘火车前往张家口，19日，贝格曼与奥伯格回到了北京。
1万余枚居延汉简运到北京后，贝格曼立即进行了粗略分类，刘半农、马衡两位先生与他一同进行整理，最后由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完成分类。6月3日，贝格曼离开中国，途经俄罗斯和芬兰，于18日回到阔别两年的故乡瑞典斯德哥尔摩。
贝格曼回国后，居延汉简继续由中外学者共同进行分类整理，主要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刘半农、马衡及向达、贺昌群、劳干等一同整理，但整理研究工作尚未完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留在上海的简牍照片毁于战火。万幸的是原简由沈仲章、徐玉森等从北京经天津、青岛转至香港大学图书馆。沈仲章再次开始拍照、剪贴、编号、排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简牍照片再次毁于战火，原简由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等协助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1949年之后，在胡适先生的交涉下，原简由美国运交台湾当局，现仍存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外，在这里保存的还有1930年黄文弼在罗布泊获得的71枚简牍和1944年夏鼐在敦煌所获的48枚简牍。现在台湾方面公布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两岸学者都盼望着居延汉简能早日以全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先后发掘出的1万余枚汉简，是建国前短时期内出土最多的一次，居延汉简因此而名播中外。
居延汉简——贝格曼，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