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阿日斯楞 魏钟文
阿拉善旗位于中国西北边陲，总面积近1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陆地最大的纯牧业旗县之一。阿拉善旗矿产丰富，尤其以无烟煤、天然盐湖等闻名全国。其他为麝香、大芸、鹿茸、甘草、麻黄、锁阳等土特产品也很丰富。磴口一带地处河套黄灌区，农产品丰富，是历代王爷屯兵养马的粮秣基地。
康熙十六年（1677年）和硕特部首领额尔克济农和罗理率部先入青海，后沿河西走廊北部原地进入阿拉善西境，原驻龙首以北雅布赖山一带，后逐渐东移，最后定居在贺兰山北麓紫泥湖一带。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和罗理被封为阿拉善札萨克，多罗贝勒，阿拉善第一代王爷。后来其子阿宝、孙罗卜藏多尔济先后多次平定青海、新疆等地“叛乱”，战功显赫，即被清王朝格外重视，相继晋升为郡王、亲王、参赞大臣、尚公主，诏“世袭罔替”。在此形势下，清廷为了在阿拉善旗设立起一支足以抵挡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青海边陲区戡乱的劲旅，即命令在阿拉善旗成立“阿拉善亲王兵马队”即“亲兵马队”。共8个苏木（每个苏木相当于一个连，150人左右），实际已有2000人左右。这就是阿拉善旗武装部队最前身。这支军队到达理札雅继任末代王爷之时仍保持有2000人的数量。
乾隆十九年（1754年），第四代王爷旺沁班巴尔就任宁夏梅林章京（督军）之后，亲兵马队又改称“亲军马队”。同治二年（1863年）为了保卫旗王府，丞相协理阿布尔勒围绕定远营修建了5座营盘；后营盘山上两座，察库尔梁（馍头山）上一座，南梁上两座。后来由四公太太自己出钱在后营盘山上又修了一座。直到解放时，后营盘山上的3座营盘还依然存在。
一、编制始末
罗卜藏多尔济晋封为阿拉善旗亲王之时，清政府命令成立“阿拉善兵马队”，即亲兵马队。编制为8个苏木，每个苏木150人。每个苏木设正副苏木达（长）各1人，文书1人。10人为1个班，设班长，5人为1个“包希呼”（即副班长）分层管理。在旗上设立总兵营，由协理负责武装部队总指挥。乾隆十九年（1754年）将“亲兵马队”改为“亲军马队”，编制照旧。
在国民党时期，1936年正式批准成立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达理札雅任少将司令，陈爱尔德尼巴图任少将参谋长，下设副官股、军需股、参谋股、秘书股等。
1937年成立阿拉善旗保安总队，上校总队长罗恩凯巴图，中校参谋长罗巴图孟柯，下设8个大队。
第一大队队长少校罗曹格图盖尔勒，副队长上尉罗都固尔扎布；第二大队队长少校马二里，副队长上尉齐图门巴依尔；第三大队队长少校根东端迪布，副队长上尉巴拉登藏武；第四大队队长少校毛础鲁岱，副队长上尉却立图木（喇嘛）；第五大队队长少校陶塞尔布吉，副队长上尉达瓦；第六大队队长少校西尔布，副队长上尉乔英；第七大队队长少校王毕立功，副队长上尉田义马马；第八大队队长少校杨富存，副队长上尉马图门巴依尔。
每1个大队下设3个中队，共计24个中队，约3000人左右。一、二大队驻地在定远营；三大队驻地在南寺头道湖庙及三关以南各防卡；四大队驻地在北寺、宗别立各防卡；五大队驻地在查汉池及二、三道湖南部各防卡；六大队驻地在雅布赖盐池西部各防卡；七大队驻地在吉兰泰盐池、磴口；八大队驻地在四坝、大水沟、图克木各防卡。
二、部署设施及任务
满清时期，8个苏木的兵力除旗所在地定远营设立总兵营之外，大部分兵力是分布在全旗范围的长期性的43个防卡（有时根据形势需要也有过增减防卡的情况）上，以保护领土，防止匪徒，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938年以前，虽然已经推翻满清政府25年之久，建立了民国，但是各省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也互相倾轧，无暇边顾，明文下达要成立保安队，也没有明确的任务，只是维持地方治安而已。1938年以后，因为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对阿拉善旗垂涎三尺。据悉：1935年至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古自治运动以挑拨民族关系为手段，企图拉拢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同时西侵额济纳旗，达到控制西部蒙古地区为目的。于是千方百计施展阴谋渗透活动，当年秋天，即派飞机运输特务人员、电台及所需物资多次着陆，住在定远营祥泰隆商号。并曾派当时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来旗游说，虽然当时并没有达到日本帝国主义霸占阿拉善旗的目的，但贼心不死，不断扩充特务机关规模，并在双山子西边修建一个飞机场，企图从东北佳木斯起飞，途经百灵庙至定远营，再飞往额济纳旗的下庙。这些日本特务在阿拉善旗仅仅半年时间，活动极为嚣张，在街上骑摩托车任意撞人，阿拉善旗人民极为反感。鉴于当时形势紧迫，达理札雅便向国民党政府报告日本人在阿拉善旗的活动情况，并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据此，国民党中央派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率两个团的兵力，于1936年11月中旬开进定远营，以武力挟持赶走日本驻在阿拉善旗的全部人员，摧毁日本修建的飞机场，烧毁日本人的文件及一些诱骗蒙古人的迷信和宣传物资、材料等。当时公开烧毁，人心大快。
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阿拉善旗时曾多次与达理札雅会谈阿拉善旗的防务问题。关麟征的意见是加强地方武装，保卫边陲国土，建立有同国民党中央有密切联系的边防地方武装部队。当时由关麟征与国民党国防部后勤部联系批拨给汉阳造的仿二四式步枪500支，轻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子弹50000发。从此阿拉善旗的军队又有新的壮大和起步，有亲军马队演变为国民军的过程，按照国民党规定的一切要求训练军队，但时隔不久马鸿逵则以造谣诬陷手段，声称达理札雅有“叛国投日”等罪名。于1938年2月4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悍然出动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包围了定远营城，强迫解除保安队武装，胁走达理札雅全家，送兰州五泉山软禁7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即1944年秋，国民政府才将达理札雅一家送回阿拉善旗主持旗务。
在达理札雅被迫离旗之后的7年中，阿拉善旗的工作主要是以罗恩凯巴图（旗政府协理）和罗巴图孟柯（旗政府副协理）为首的官员主持。马鸿逵这时乘机把军队驻扎在定远营西花园一带，接近一个团的兵力，驻了近10年之久。直到解放前夕尚驻有一个特务营。与此同时，国民党设立了中国国民党阿拉善旗区党部，国民党国防部设立了军事专员办事处，三青团设立了阿拉善旗分团部，蒙藏委员会也派了协赞专员，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以视察边境教育事业为名，又在南龙王庙增设了国立试验中心小学校（现巴彦浩特镇一校的前身）。因而中统、军统，CC派特务，以各种名目钻进政府、学校等部门。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尖锐，特别是马鸿逵派驻定远营的办事处（驻在杠房巷）建立保甲制度，巧立名目，抓兵拉夫，搜刮民脂民膏，使定远营的工商业接近倒闭边缘。这时的骑兵保安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广大牧区，必要时以罗巴图孟柯为首的官员也站在阿拉善旗人民一边，出面保护旗所在地居民。特别当抓兵派夫季节，一些在定远营的适龄男青年多移居在城内或临时穿着保安队军装，借以逃避抓兵之祸，有时借机制止一些甲长的罪恶活动。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定远营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
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的炮声，也给阿拉善旗送来了喜悦。1944年8月达理札雅回旗后也想重整旗务。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准备打内战全面进行扩军备战。由于国民党军事部署的需要，又重新装备了阿拉善旗的保安总队，列入西北军事部署体系以内，由西北长官直接督导训练。于是在1946年9月10日，正式恢复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达理札雅晋升为中将司令，其他为少将参谋长陈爱尔德尼巴图，司令办公室上校主任朱门，司令办公室少校秘书金巴图道尔吉，政工室上校主任戚涛，参谋处上校主任李文钦，副官处上校副官长张仁，副官处上校主任张元忻，军需处中校主任郑礼范，医务室上校主任王增堂，区防司令部派驻兰州办事处上校主任张德熙等。
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部：少将总队长罗巴图孟柯，上校副总队长罗曹格图盖立勒，中校总队副罗永寿（兼参谋长），一中队少校中队长杨富存，二中队少校中队长陶曹格德勒格尔，三中队少校中队长范乌尔图那笋，四中队少校中队长罗都古尔扎布，五中队少校中队长罗步云，通讯分队上尉分队长张元忄尉，勤务分队上尉分队长王振华。
以上五个中队的部署情况是：一中队驻巴彦套海，主要负责磴口、三盛公、四坝一带的防务；二、三、四中队驻定远营，负责对付马鸿逵，保卫旗政府和定远营人民的安全；五中队名义上驻定远营以南地区，实际驻在定远营。在三关、乌达、额日布盖等防卡也驻有小分队。1946年冬又成立了1个36人的分队，驻防在北部苏洪图防卡，由段塔拉腾岱任中尉分队长。从此阿拉善旗与外蒙古关系较为融洽，也有过秘密的友好来往。
1946年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成立后，农历十一月上旬，西北行辕曾派陶、洪两位参谋来阿拉善旗视察保安总队部的装备及服装情况。当时二中队全体官兵穿军服，三中队都是喇嘛兵穿的便服。为了视察第一中队，由金对岱给洪参谋（张治中的小舅子）带路经宗别立、磴口到四坝视察一中队后，路过北部几个防卡再经民勤县回兰州。
与此同时，建立了以定远营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为中心的通讯联络网。总台设在定远营，有电台两部，一中队设两个分台，北部温都尔毛道设一个电台；额日布盖设一个分台。总台每天除与兰州西北行辕通讯联络两次之外，和每个分台联络一次。1948年以前还要与兰州的甘肃省政府总台每天联络一次。其他临时联络任务不在此列。通讯联络在名义上是以“防共”为主，其实除了一般军事业务工作之外，多数情况是传递牧业降雨情况、灾情、政府方面下达的紧急任务以及收税、商情等工作。不过在解放初期，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残部在阿拉善旗北部10个巴格骚扰时，通讯电台尾随敌军侦察情报，对促使该残部投诚方面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装备及训练
清朝时期的亲兵马队没有统一服装，官兵在平时都穿着自己的便衣。只有在重要集会时和站岗放哨时才在自己的便衣之上套一件公家发给的黄色坎肩。衣边统统用白色布镶着白边，坎肩前面写有“阿拉善旗亲军马队”8个大字，背后写有“卫士”两个字。头上包有一块黑色的布。这就等于官服，武器多是土枪土炮，并兼有马刀、弓箭之类的武器。即使有洋枪也很有限，只有一些当官的才有。平时不多训练，每逢三、六、九是训练日。以军事骑射技术为主，每年春秋两季在王府马群里挑选100匹好马，50匹轮换训练，没有政治训练制度。军事训练分步训、骑训两种。步训分步战和射击两种：步战即格斗、摔跤、劈刀等类似民族形式的体育健身基本训练；射击训练，每人射击三发子弹，第一枪是立射，第二枪是坐射，第三枪是卧射。马战也分两种：一种是火器射击。因为是土枪，射手必须事先点燃好导火索，然后上马边跑边射击。第二种是骑射，引弓射箭，首先要修好长50米左右的跑道工事，设3个箭靶，左边2个右边1个，第一靶设在左面，用木杆子挑着一个约有直径50公分大的中间带有红心皮囊，靶高约5尺，约摸着士兵骑在马上能和引弓成平行，距离为两米；第二靶也设在左面，是在已修好的土墩子上放高约1尺的圆锥形的白布做成的靶标，尖端有一撮红缨子；第三靶是设在右面，这是反方向引射，难度较大，靶标和第二靶相同。在训练中每着一靶即擂鼓一通，三通鼓响，即为优秀射手。在一定时期将给予不同形式的奖励。
平时“亲军马队”要站岗放哨，在定远营城门口每天都要轮流站岗。每一个时辰一班，日夜不停。王府门口也是同样。每日天一放亮就要放“亮炮”（是用一个铸铁筒子装好火药的土炮，点燃地点设在城内后坡上，经常住有两个炮手和号手）。傍晚要放“定更炮”，并要在山坡上吹5尺长的红铜号。号声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号声一响马队就要点名集合；第二个用意是傍晚号声一响约10分钟后就要关城门。表示在城外的人，特别是在城外摆摊设点的（家在城内的）商贩要很快入城。这时的城门不上锁，而是用铁索练扣起来，只留能通过一个人的小缝。晚10点钟时就要放“二更炮”，这一炮就是通知城门要上锁，禁止行人出入。上锁后并要把钥匙送交旗政府值班室。平时只关闭头道城门，只有在战时或特殊情况时才关闭二道城门。“二更炮”响过之后，打更人就要在城墙上通夜行走。每到几更就敲几下鼓，每到几点就敲几下钟。钟和鼓也都设在后山坡上的放炮之处，通宵按时报更，不得有误。
1932年以后，虽然国民党中央改“亲军马队”为“保安队”，但一不给装备，二不给粮食，军费开支自备。加之不能开发资源，财力有限，凡是上班当兵的人每月给30斤粮、2块大洋之外，其余一概自备。后来因日本人来阿拉善旗，关麟征师长带二十五师赶走日本人之后才决定拨给枪支弹药，这才搭起了保安总队的架子，从此对士兵开始训练。阿拉善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军事训练班共40人。达理札雅任主任，于来堂、陈匡任副主任，领导训练工作。本旗官员全部参加军事训练。从训练科目看，也只能学到一点基本姿势和一些军人的礼节。受训人员毕业后，根据本人情况分别分配到区防司令部、总队部和各大队任军职。这就是阿拉善旗武装部队由封建旧式队伍变为新型队伍的开始。
从此以后广大士兵轮班训练，由陈匡任总教官，叶庄之、李子源（据悉他从绥远警训班毕业后来阿拉善旗）为教官。军训课目多属基本教练，如单个教练，班排教练，因弹药缺乏，不进行实弹演习。马匹不全，也无马术教员，不进行马术训练。平时出操教唱军歌，抗日战争开始后教唱的军歌和学校学生教唱的相同。同时又成立了号班，进行军乐器训练。集合时军乐队走在队列之前，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散兵状态了。
时隔不久，部队编制尚未健全，1938年2月24日马鸿逵围攻定远营事件一发生，直到1944年的7年中这支部队名存而实亡。司令部也自然消失了。阿拉善旗定远营实际上成了旗县并存状态。
1946年9月以后，国民党中央重申骑兵保安总队要整顿，增拨了枪枝弹药，每人有一支步枪，军官还有手枪。实行统一服装，统一军衔，被服由西北行辕后勤部代发。在此期间的军事训练比以前大大进了一步。除了一些在当地有声望的民族上层的高级军官外，上、中、下三级军官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人。他们受过正规训练，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分别充任司令部和总队部以及各中队的主要职务。从此军队训练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首先是正规化了。每天除了按时坚持基本训练之外，还有计划地进行器械操作训练，队列教训，打靶射击，实弹演习；对内务也有了正规要求，根据骑兵的特点请来了马术教官，西北北行辕也派来了教官监训。此外，还进行了战刀武术教训，因没有坚持下来故在这方面的收获不大。根据现代战争要求，成立了通讯人员训练班，训练了一批无线电通讯人员，训练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在各中队派出的电台都是这一批人担任主要工作。
训练军队的场地，除了各中队自行安排之外，在定远营训练多在延福寺前院和后山上修建的小校场进行。马术训练和实弹演习就在丫丫庙以东的吉林井平滩上。
1928年，姚连榜来阿拉善旗，为了配合当时的北伐，名曰工商自卫，曾组织一次商团训练。时隔不久，便随着军阀混战自生自灭。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以维护工商业利益为宗旨，国民党号召全国组织商号团训练。阿拉善旗也在此浪潮中，即1937年秋由商会出面，抽调工商业中的年轻人约百十余人，搭起了1个连的架子。由阿拉善旗政府每人发给仿二四式步枪1支，子弹10发。每人又由商会出钱做了黑布棉军装一套。当时由李子源任教官开始训练。在几个月的过程中，训练也颇有成效，达理札雅和一些政府要员还曾检阅过两次。1938年以后，无人抓此项工作，也自行流产了。这也算阿拉善旗武装中的一个插曲。
四、兵役制及其他
满清时期的“亲军马队”的军旗是中间红色间黄色套制，外缘四周是镶有白边的四角旗。在三、六、九日和大的节日里必须在城门、东当（即旗杆梁）和后山的三个营盘上插双旗。1946年的骑兵保安总队的队旗是红心黄边带穗四方旗。上面写着“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字样。平时由总队部掌旗副官保管，节日和战时列队出行时就必须打出来，由掌旗副官打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1936年阿拉善旗保安总队的臂章是3寸长方的灰布，中间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党徽，内有《A·M·A》三个英文字母。1940年以后，改为同样大小的蓝底白圈。解放后即是“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臂章。
阿拉善旗骑兵服役办法很独特，是长期以来一直沿用的一种既符合军事训练和战斗要求，又便于参加牧业生产劳动两不误的行之有效的特殊义务兵役制度。即每个18岁至55岁的男性牧民，每年有4个月的服兵役义务。每年三班轮流，由旗总队部统筹安排，通知每个适龄兵士，按时到达指定的连队报到，参加军事训练。期满下班回家参加牧业生产。有紧急任务时，旗政府下令全部适龄兵员集训。必要时适龄喇嘛也可以参加军队。总队部的官兵多是常任制，不参加义务兵轮训。
这种“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制度，清朝时期是这样，国民党时期也是这样的，它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它发挥了机动灵活的蒙古骑兵特有的优势，呼之则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不难想象，清朝政府过去为什么曾多次利用阿拉善骑兵平定“叛乱”，保持大清王朝统一，原因就此。马鸿逵在1938年虽然以突然袭击方式攻下了定远营，可对近19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牧区仍然是束手无策。在解放初期这支军队既保卫了家乡，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多股匪军，为祖国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和平起义的经过
阿拉善旗自古以来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阿拉善旗的各族人民早就盼望着祖国解放。这天终于到来了，长期统治人民的封建枷锁被全国解放的炮声轰得粉碎。一个崭新的、团结的、民主的阿拉善旗在祖国的大西北诞生了。千里草原，一片欢腾。
1949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消息传到阿拉善旗。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权衡利弊，立即派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朱门前往兰州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朱门到兰州后，通过达理札雅的好友白海风的私人介绍，到兰州与范明取得联系之后，找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向彭司令员表达了达理札雅和全旗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赤子之心，当即受到了彭司令员的热情接待，并给予了宝贵的指示：“安定人心，照常生产，尽力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容散兵游勇和他们的枪支武器”。
1949年8月，兰州解放。阿拉善旗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张德熙和朱门随同十九兵团一起来到宁夏中卫后，转回阿拉善旗向达理札雅再三传达了彭司令员的问候和指示。在1949年9月23日宁夏军管会成立时，达理札雅公开发表了阿拉善旗和平起义声明，并派骑兵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瑞光等3人，代表阿拉善旗前往宁夏仁存渡口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当即受到十九兵团联络处长甄华的引荐和接待，并由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带他们晋见了杨得志司令员，受到杨司令员的赞扬。
9月23日起义电文：
阿拉善和硕特旗政府代电（善秘字第120号）
为派代表罗曹格图盖立勒等前往宁夏欢迎解放军由。
西北区人民解放军代表先生勋鉴并转呈彭司令员毛主席钧鉴蒙旗荒漠地方瘠苦并以年来灾祲迭见人民生活愈益艰困渴望解放已久今幸我人民解放军神武鹰扬所向无敌西北万众欢腾而本旗亦同沾雨露无任忭慰特电致敬并申贺忱兹谨派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乌图那笋等三人代表本旗政府及全旗人民前来谨致敬意并面陈一切敬请惠予延接指导为祷。阿拉善特别旗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协理罗巴图孟柯暨全旗仕官率全旗人民叩申（九月）漾（二十三日）
绐马子寅的电文：
宁夏省政府请转马子寅兄钧鉴兹派罗曹格图盖立勒等三人于申漾赴宁转往前方代表本旗与人民解放军会晤一切请烦转电解放军代表知照为感弟达理札雅申漾叩（九月二十三月）
杨得志的回电电文：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来电敬悉对阿拉善旗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甚表欣愉望努力维持阿拉善秩序共同建立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中国新宁夏杨得志罗瑞光等在受到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接待后，立即发来回电：
杨司令员对阿拉善旗的起义行动甚为满意，并重申不进军阿拉善旗的决定。要求蒙旗地方部队当前在确保地方治安和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方面要起到积极作用。最后杨司令员希望在适当的时候邀请达理札雅先生来银川会面，以便晤谈。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之际，达理札雅于9月23日以阿拉善旗札萨克的名义向毛主席发去了致敬电。
电文内容是：
我谨代表阿拉善旗各族人民向您致敬，并热忱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现在，我郑重宣布：我旗各族人民从此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国政协在接到达理札雅贺电后，当即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义发出电报，邀请达理札雅去北京参加会议。当时阿拉善旗邮电局局长尤剑秋（国民党特务）企图破坏起义，故意扣压回电两天，因误时达理札雅未能去参加。虽然达理札雅没有去成，但全旗人民确感欣慰。
1949年9月19日，宁夏马家军军长马敦静偷偷乘徐永昌（国民党军令部副部长）的飞机不辞而逃。宁夏群龙无首，乱作一团，散兵游勇到处乱窜。这一消息传到定远营后，马匪驻定远营的特务营的士兵在1949年9月20日立即哗变，当晚9点钟鸣枪四散。原计划先抢商号和居民，可是哗变后因感到我旗保安队已预先早有布置防御，于是未敢入市区。只是在附近稍有掠夺即分头四散而逃。1949年9月20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闻讯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一旅李守信部已于9月中旬从宁夏陶乐县北上，窜入阿拉善旗境内，而达理札雅又坚持和平解放，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立场，德无可奈何便自己在当日带领部分旧部随员出走定远营，前往图克木，准备垂死挣扎。他的出走，谣言很多，说什么“如果不跟他走，最后就没有看到太阳的一天”等等谣言。
总之，从马敦静、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出走到特务营的哗变，定远营当时确实是处在动荡之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举棋不定，在这危机关头（9月中旬），达理札雅给保安总队全体官兵说：“我们共同处事多年，在这非常时刻你们要同我安心职守，再过十来天情况会好转。”达理札雅身为主帅，坚定不移地要死守在定远营，又在官兵中如此讲话，这对稳定全旗局势，使全旗以后能完整无损地参加和平起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管从当时广大牧区人民对王爷的传统思想而言，还是从定远营发生的实际情况而言，非达理札雅是难以控制当时局势的。这一事实不可否认。
1949年9月23日公开宣布阿拉善旗和平起义，24日，解放军十九兵团某团团长徐成功奉命率部追击马家军散兵收缴武器，进入阿拉善旗到巴伦别立（腰坝）时由罗步云代表阿拉善旗政府和札萨克达理札雅向解放军和徐团长表示欢迎。杨乌力根达来代表巴伦别立巴格政府向解放军献了锦旗后，罗步云前往定远营向达理札雅汇报了情况。阿拉善旗政府派梅林章京胡艾力在巴依尔、戚涛、何兆麟、李文钦、李树德前往巴伦别立（腰坝）欢迎解放军。
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是阿拉善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解放也影响了邻近旗县的和平起义，减少了战争破坏，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达理札雅和他周围的上层决策者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全体保安总队的广大指战员为人民立了一大功。从此起步，为人民继续忘我战斗和工作，事实不可磨灭。在此以后的剿匪战斗中，英勇奋斗，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的期望。解放36年来，天空不论出现什么样的乌云，他们总是一心一意，始终不愉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奋勇前进，为振兴中华，为建设美好的未来努力不懈！
但是，阿拉善旗的和平起义，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情况是错综复杂，有各种阻力，主要人物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人都想和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但一时也找不到联系渠道。为此，达理札雅召集亲信要员先后开过两次绝密会议。另外，为了迎接解放军，也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如派朱门前往兰州与人民解放军接洽，东面有第一中队负责接洽。派出去的人在接洽中碰到不少的困难，也有弱点，就是没有及时向旗里回信、回电。当时达、罗等都很着急，于是，1949年9月21日又派陈那笋巴图、段塔拉腾岱（现任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2人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蒙方向中国共产党说明事由，达到接洽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开赴宁夏之前，达理札雅又听到人民解放军已开进了毗邻的民勤县，估计也有可能从那里再来阿拉善旗，于是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派贺希格太前往民勤了解情况，之后又派佐领苏德那木旺希格、陶图布吉尔格勒2人负责，在西北部沙拉布尔都、巴音乌拉、库科布尔都、巴音布尔都、查汉淖尔五巴嘎的哈希雅图、库科布尔都、库科宝力格，祖尔冈阿拉得、科图等5处设立欢迎解放军接待站。这5个站直到1949年9月27日贺希格太从民勤回来汇报人民解放军不来阿拉善旗的可靠消息才撤回。
在阿拉善旗的和平起义这一重要问题上，阿拉善旗上层决策人物，主观上确实做了积极主动的不少准备工作，因此，阿拉善旗的和平起义是阿拉善旗自己起到了主导作用。当然，在当时外来人员也有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的，如朱门前往兰州时，白海风写给范明的有关联系方面的私信，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他在定远营的国民党方面的外来人员感到，他们的处境微妙，自身难保，未起到多大作用。
六、战斗侧记二则
（一）马鸿逵攻打阿拉善旗前后
宁夏军阀马鸿逵父子早就对阿拉善这块宝地垂涎三尺，他们以保护边疆为名，先后多次派部队驻定远营。最初是1937年9月26日马赞良团来定远营驻防。与此同时，多次向国民党中央告黑状，不得其逞而感到恼火，不时伺机寻事。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席卷全国，马鸿逵借日本特务曾来过阿拉善旗以及达王曾和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有过来往为由，夸大实事诬陷“达理札雅要投靠日本人出走”等罪名，从而取得了既诬陷达理札雅，又可以掩盖自己划旗为县一箭双雕之效果，趁机进兵阿拉善旗，实现其多年来统治阿拉善旗的美梦。
马鸿逵严密监视阿拉善旗及其王爷达理札雅的密令早已被国民党中央批准。1937年初冬，马鸿逵驻定远营的军队以防空为由修筑了3个碉堡。西花园坡上有1个、南梁2个。这个行动早已被敏感人士所发现，碉堡既是以防空为名，为什么射击口均对准定远营城。这一行动使阿拉善旗方面提高了警惕，也曾做了一些准备。如把旗政府的一些重要文件档案和部分银元、枪支偷偷转移到牧区巴音乌拉巴格则勒毛道密藏起来。同时也决定过完春节再派人把马家军的这种行动向兰州朱绍良反映。由于当时达理札雅及协理都很年轻，不太懂人间险恶，没有认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坏的事情会接踵而来。马鸿逵经过“周密”精心策划，日期定在1938年1月24日突然袭击定远营。兵力布置，以换防为由，二三七团的张海禄，警备一团的王有楼，各一个步兵团，另增派骑兵、炮兵各一个营来围攻定远营，派马腾蛟为总指挥。
马家军为了解阿拉善旗军事部署，用200大洋收买一个女人，秘密探视阿拉善旗军事设施情况。这女人进出王府，打听到有不少武器弹药情况，向马部作了报告。为防止达理札雅骑马冲出定远营出走沙漠地，后果难以收拾，故又重新作了部署。
重新部署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一六八师师长马光宗负责占领三关口、巴伦别立（腰坝）、科白那木嘎一带，一夜之间动用32辆汽车，把军队送到巴伦别立（腰坝）。李中魁营长具体守卫巴伦别立（腰坝）据点的同时切断南寺通往定远营的交通要道。警备三团从平罗进入吉兰泰，防止达理札雅北去。马得贵指挥两个骑兵团包围磴口、四坝一带的阿拉善旗保安总队第八大队（杨富存部）。八十一军从中卫县进入通湖、头道湖、查汉池一带，防止达理札雅从草地南走。马步青骑五军的一个骑兵团从民勤县进入巴音布勒都一带，防止达理札雅西行。在所谓在这种“天罗地网”的情况下，达理札雅冲出定远营是不可能的。一旦要出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但事态并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因而终止进军。
1月25日黄昏时，稽查局派人侦察情况时，在东门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追捕归案后，经过审讯才知道他是西花园驻军张海禄部下的一个连长。化装侦察后营盘山，口供全部暴露了所谓换防是假，突袭定远营是真。但时间紧迫，达理札雅立即召开要员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调兵已是无济于事，当时，刘伯石等人提出一切问题以用谈判途径来解决的主张，于是会议最后决定，不出走，日本人来阿拉善旗早已报告中央处理，相信南京方面会正确对待。如果一出走，不仅默认自己投降日本，同时会给全旗带来重大损失。
当时保安总队有300多人的兵力，从南北寺抽调来延福寺念经的喇嘛有100多人。旗政府各处的人都发枪，都上城墙预备战斗。同时从后山城墙上用绳子坠下27名士兵上后山三座营盘。
其实晚上10点以后城外已经戒严，西花园、西关、东门外、南梁，南大街商号群众房屋上已站满岗哨，不准群众走动。马家军两个步兵团分别从东西两面偷偷向定远营接近，骑兵营从正面突击，炮兵营在南梁上列阵以待。炮口对准城内3个点，一是总队部，二是达王府，三是张总管住宅。午夜2点，马家军先从东关、西关、红沟向后营盘山发起猛攻。然而旗保安队守营盘的27名士兵怀着仇恨的心情，奋力阻击。城墙上的守军也从背后射击，使马家军腹背受击，连续发起多次强攻，都被保安队守军打退了。4个小时以后，天已拂晓，不得不停止攻击，枪声稀疏，战斗暂时停止。炮兵虽然打了4发炮弹，最后一发炮弹落在城隍庙后空地上却没有爆炸。这次炮击未向政府开炮，是因为想活捉达理札雅一家。
与此同时，马得贵也偷偷进入四坝、磴口一带，企图实现其包围亭子驻军——阿拉善旗保安第八大队杨富存部，一举歼灭，统治河套。但事与愿违，杨富存自幼土生土长，熟悉地形，多年来与当地多少土匪周旋，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自从1936年起在阿拉善旗东部独当一面，他为人机警，善于用兵，勇敢果断，又多次维护当地农民利益，深受群众信任（据悉多次打跑过土匪，并在1934年群众起来和三盛公教堂洋人高神父为淌水争执动了武。当时杨坚决站在群众一边，武力胁迫洋人，为群众解决了淌水问题）。马家军突然来临，不管行动如何诡秘，总逃不过群众的眼睛。当天下午就有群众向杨富存报告了情况。第二天一早马得贵带领几个随从到杨的营部，外穿大衣，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其实衣袋里有手枪。杨富存裤带上有手枪，手不离枪，两人相见气氛有些紧张。马得贵说：杨队长我们都是好朋友，无话不谈，兄弟这次奉命来同杨队长谈几件事。阿拉善旗是宁夏省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防御阿拉善旗的安全，省旗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都是一家人，等等。但始终没有说出交枪一事。谈了一个小时后他要走，此时他的部队接近营房没有来得及全面包围。杨富存率领全部军队在枪林弹雨中冲出来，到北部哈鲁乃山口、沙拉布伦一带驻军。马得贵没有完成任务，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通过马鸿逵攻打阿拉善旗定远营这次事件，可见马家军战斗力一般，两个步兵团未攻下27人所守卫的后营盘山，两个骑兵团千里迢迢来包围城（只有1个大队的旗保安队）。事后马家军还不相信在后营盘山上只有27个保安队普通战士，认为是有千军万马。经过和谈结束，缴械验证，他们才后悔莫及。其实他们当晚自相惊扰，据知还去周家田附近演了一场骑兵营混战前往联系的步兵连的自相混战的丑剧。为了掩盖其丑恶面目，马家军曾扬言在当晚围攻后山中看见了无数拿大刀的骑兵在后山坡追杀，是关公显圣等。
1月26日，回民中有名望的周生祥、马金虎等向马腾蛟送厚礼（2000银元）说情，提出不要再打了，以和谈解决的请求。同时又从银川弄来河州老太太（即马鸿逵之生母，因达理札雅的父亲塔旺布里甲拉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为拜把兄弟。故达称老太太为伯母），进城亲自游说，让达理札雅一家去银川，由她保证人身安全。经过3天的软硬兼用的谈判，达为了避免定远营群众再受战祸之苦，决定签订城下之盟，缴械受降。计交出迫击炮3门，高射机枪1挺，轻机枪1挺，步枪和手枪约500余支，子弹5万余发。达理札雅一家于3月1日离开定远营被胁迫去银川后转兰州，软禁近7年，直到抗日战争快胜利前夕才回到阿拉善旗。在兰州软禁时期，达理札雅总觉蒙受这不白之冤，这口气咽不下去。他通过张治中、朱绍良等人的关系，于1939年秋，到重庆亲自谒见蒋介石。同时去的有罗巴图孟柯、李树德，金巴图道尔吉等3人。蒋介石单独召见，有张治中主任陪同。蒋当时表示：“保证让你回旗，但你应主动与马鸿逵搞好关系，我给你把关系疏通（指马的关系）以后再回去比较好”。这可能是1944年达理札雅能回旗的一个关键所在。
（二）剿除德王、李守信残部见闻
阿拉善旗和平起义后，于1949年10月初，达理札雅带领段巴特尔、齐文奎、白海风、何兆麟、朱门、李文钦、戚涛等第一次前往银川，与杨得志会晤，并献了旗。达理札雅与杨得志会晤，明确了自身职责，接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亟待去做的一系列工作任务之后，迅速返旗，开展了工作。嗣后，把保安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人民保安队，由宁夏军区任命罗巴图孟柯为总队长，朱子春为政治委员，罗曹格图盖立勒为副总队长，罗永寿为参谋长，杨富存、陶光锐、罗步云分别任中队长，1951年提升段塔拉腾岱为五中队队长，提升左敬忠为四中队队长。其主要任务是维持全旗地方秩序，清剿散兵土匪。为此，1949年11月份就开始把主力集中在阿拉善旗北部地区，阻止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匪部纵兵抢掠的罪恶活动，保护广大牧民的生命财产。
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古自治的黄粱美梦破产后，在1949年1月又乘飞机到南京，奔走四方，四处投机钻营，想从中捞取资本，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东山再起，重温“蒙古王国”之美梦，纠集其日伪时期的一些旧部，打起三色条旗，自封为“蒙古军总司令”，拼凑出一个“西蒙自治政府”，自封为主席，给了达理札雅一个副主席，想与解放军顽抗到底。
李守信，原系国民党军阀，新编骑兵第一旅（简称新一旅）即其旧部，辽沈战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以后，西行流窜，先后曾被绥远和宁夏改编，仍沿用新一旅番号。后闻讯德穆楚克栋鲁普在阿拉善旗成立“西蒙自治政府”，便又流窜到阿拉善旗磴口、贺兰山西麓。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网罗察盟、锡盟散部整编为两个师，即第一师由苏和巴图尔任师长，孙明海任副师长，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长萨布音，第二团团长韩萨嘎拉。第二师由吉利占太任师长，塔拉巴任副师长。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长罗布僧巴克什格根，第二团团长翁盖。阿拉善旗人民把这股匪军称之为德、李匪部。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匪部号称2000余人，其实连同家属也不过1500余人。
这股匪军，全系国民党溃军，人数不多，但武器装备精良，并有大型电台，由于缺乏给养，无人约束，破坏性很大。从1949年9月以后彻底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土匪。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在磴口、宗别立、吉兰泰、图克木、红古尔玉林、巴音诺尔公、宗沙勒扎、巴伦沙勒扎、宗乃、拐子、树贵11个巴格，任意胡为，牧民群众遭受空前浩劫，人人恨之入骨。从10岁以上的女孩到70岁以下的妇女被强奸者有之；行商走路、遭受洗劫杀戮者有之；闯入民房，抢劫衣物首饰、粮食财物者有之；驱赶牛羊骡马等牲畜者不计其数，仅拐子湖就有3000峰死骆驼，尸骨堆积如山，目不忍睹。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宁夏军区首长多次通过达理札雅派员来往劝降。在12月初全部集中在水草丰富的拐子湖，虽然多次谈判，晓以大义，但内部情况复杂，难以统一。为了造成其走投无路，必须投诚的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两种措施：一是继续派人劝降，一是增兵包围，张掖驻军从额济纳旗截断其西窜的道口，阿拉善旗保安总队派出副总队长罗曹格图盖立勒、段巴图尔、左甲木英等人组织了前钱指挥部。总部设在巴伦沙勒扎海子库图勒，后又移驻淖尔格嘎顺。随同去的有四中队罗都固尔甲布、黄孟柯乌力吉、巴音毕力格、达希段迪布等，一部分卫队保卫总部。部队分布在东南两面，北面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必防守，料想他们不敢突击。北部各巴格负责人都听令组织民兵武装，计有宗沙勒扎旦必尼玛负责30人小分队，达西策林负责雅布赖40人的小分队，旦达尔负责图克木，胡对岱负责克白那木嘎，公毕力格、桑吉负责吉兰泰，毕子雅、巴图斯迪、田曹格都伦负责沙勒布尔都、库克布尔都，达木林、陶图布吉尔格勒负责巴音乌拉，这些人的小分队共计有70多人。布音特固勒德尔率有30多人的小分队，金藏吾、乌图那生率有44人的小分队。这些人集中在总指挥部周围。后又从磴口、亭子一带调来第八中队杨富存部70余人，段塔拉腾岱约70余人的民兵队伍，从拐子湖东南形成一个半月形包围圈。总兵力约350人左右。
德穆楚克栋鲁普几次使用缓兵之计，口称和谈，实想寻找出路；但形势逼人，越来越使他感到穷途末路。于是在第二次派出和谈代表之后，在12月29日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要求避难被扣留。直到1950年2月底，蒙古人民共和国才答应他写信给拐子湖，召集他的主要部下到外蒙古的察汉套尔盖会面。同时外蒙古当局秘密逮捕了他派往拐子湖送信的随员贡其格，用德穆楚克栋鲁普信件召集李守信、宝贵廷、都古仍仓、苏和巴图、敖门巴图尔、托克托胡6人在国境线外予以扣留。到此为止，与人民为敌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一伙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之中。
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一伙走后，拐子湖残部则群龙无首，3月1日，拐子湖军政头目20余人，在阿拉善旗代表左甲木英、段塔拉腾岱及人民解放军酒泉驻军代表1人参加下，召开3天会，商讨投诚问题。经过反复争吵谈判，阿拉善旗代表反复解释宁夏军政领导的希望和解放军的政策，最后达成协议，组织了“接受投诚委员会”。孙明海、塔拉巴、赵殿臣、王亲扎布等20人为常委会委员。3月4日晨，反动思想较顽固的一师一团团长萨嘎拉带领近200人（内有80余人非军事人员），携武器向额挤纳旗西窜，该团副团长嘎瓦拉喜率部203人向东逃窜，到乌盟后大部分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截至4月12日，拐子湖所留残部基本受降结束。最先受降的是塔拉巴部，约500余人；4月3日孙明海部受降，约420人；4月3日有王亲扎布等率领政府文职人员209人投诚；4月7日，德、李匪军一师残部369人也投诚受降。共计军、政、民998人，各类枪械266件，电台1部。
在这次清剿德、李匪部中，大小战斗不下20次，现举几个战斗实例。
（一）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段塔拉腾岱刚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陈那笋巴图联系起义事项回来，听到德、李匪部在巴音诺尔公一带大肆抢劫，他立即组织段图布新巴依尔、段敖子尔、段忠尼、段都古尔扎布弟兄5人，在夜间包围了7个土匪，经过激烈战斗7个土匪全部被击毙。随后立即组织70多人的民兵组织，处处灵活机动打击敌人，德、李小股匪军最怕这支小分队，敌匪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在哈尔扎干以北，时间是在1949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敌人20余人抢劫许多财物、牲畜，从一个小山口出来，与段塔拉腾岱部队相遇，双方立即展开激烈战斗。敌匪一面开枪还击，一面四逃。段部当时打死打伤敌匪7名，我方只轻伤2人。
（二）1949年11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照例每天黄昏拔营，第二天拂晓宿营休息工作，这已是20多天的习惯性行军了。我们这支小分队是专门保护电台，尾随德、李匪部以侦察敌情为主，尽量避免与敌人接触，这是上级的指示。敌匪也已经发现我们有一个电台小分队，监视他们的行动，扬言要抓获我们，搞掉这个“尾巴”。可是匪徒人生地不熟，根本找不到我们。我们有20多人，分队长巴勒扎、总管达西策林、台长魏钟文。这一天宿营在榆树沟北口，太阳刚出山，一切就绪，固定哨两人已爬上了两个山头的制高点，电机声嗡嗡响着，已经开始与定远营总部联系上了。负责做饭的人也已升起了炊烟。因为当时回旗的路被敌匪切断，我们的粮食接济不上了，经请示用枪打牛吃，暂时充饥。我们把牛身上的火印保存起来，以后照价赔偿。刚吃完饭，第一班哨兵换班不久，哨兵报告有情况，我们怕被敌人大队人马发现，立即集合命令5个人连同台长魏钟文以最快的速度收骆驼、装电台，准备躲避。大部分人由巴勒扎、达西策林指挥，先埋伏在两面山顶上，经过望远镜观察肯定不是匪徒的大队人马，而是小股土匪，他们有10多峰骆驼，满载抢来的东西，骑着骆驼，喝着烧酒，唱着小调，向我们占据的山口而来。我们决定伏击这股匪军。我方隐蔽十分严密，敌人事先一点没有觉察到，等到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入山口伏击圈之后，巴勒扎队长一声号令枪响，20多支枪口射出的子弹全落在敌人堆里了。当即击毙敌匪5人、击伤1人，其余4人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下，举着双手过来投降。经过审讯才知道是苏和巴图师的人，是出来抢劫粮食的。匪徒抢的是衣服、首饰、粮食、油、盐、金银器用具、牲畜无所不有。匪徒中还有一个大烟鬼，烟瘾大发，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全身颤动，请求“饶命”。
（三）1950年夏，郭永胜（即郭拴子）这股土匪在阿拉善旗东部宗别立、乌达、布固图一带进行捣乱破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蒙蔽利诱少数思想落后、立场不坚定的阿拉善旗防卡上的官兵及群众，后来在围攻定远营的同时，樊家营子防卡卡长孟巴特尔在郭拴子的指示下，杀害了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和两名警卫员。这股土匪活动非常疯狂，因此，由宁夏军区担任剿匪任务。阿拉善旗保安队共派出3个分队，协助宁夏军区部队，包围贺兰山，阻止郭匪往外逃跑。同时彭德怀给达理札雅来了一封信，其内容如下：
两次来信，都收到了。您将西安会议精神向干部传达，他们了解政策，稳步进行工作，对于增强团结，安定社会秩序是有很大帮助的，望继续努力，以竟全功。
额济纳旗偏僻贫困，函宜协助发展，塔主席如能来西安面商，尤所欢迎！阿拉善旗剿匪任务，已由省军区担任，是否需再拨子弹，请考虑见复为荷。
此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0年）九月十六日
宁夏军区包围贺兰山剿匪中，孟巴特尔逃跑到巴音布尔都，由当地巴格边官捉拿归案后以法判处死刑，大快人心。
（四）1950年8月初的一天，八中队杨富存根据群众反映，得知在太阳庙以南，沙金套海的豪依尔乌素南面白茨疙瘩内有土匪三四十人。杨队长立即率领两个分队出发，即第二分队队长岳明征和第一分队副队长马吉拉共58人，快速进军到苏海敖尔布格附近，从南面截住，不使其南窜。经过周密侦察确定不是34人，而是90多人。敌人分别在3个坑内休息，他们正在按锅做饭。等到饭刚熟，准备吃饭时，我们吹起冲锋号，发起猛攻，当即击毙匪徒一少部分，大部向北逃窜。第二天正好又遇到内蒙古骑兵第四师的白马队。当时，他们也闻讯这股土匪西窜的消息，于是两家商议分兵合击。经侦察漏网的70多名股匪并未走远。在沙巴格图克木、查汉楚鲁（土城子）一带。这天又来了阿拉善旗政府官员巴音敖其尔组织的民兵武装22人，于是从三面包围了敌人。我军于第四天拂晓，三面包围进攻，敌人还在熟睡，听到枪声，慌做一团，当场打死多人，并生擒了匪首张疤子。匪徒仅有30多人漏网逃走。白马队担任追击，其余部队打扫战场，战果辉煌。从此以后，阿拉善旗北部土匪基本肃清。
（五）1951年冬，从西窜逃过来的散兵土匪六七十人，进入巴音诺尔公巴格的豪依尔毛道一带，段塔拉腾岱当时在定远营，得知后速返巴音诺尔公时，这股土匪已经由此离去，到了民勤县北部的陶家井一带，土匪又从这里转到民勤县东部陶素图井进入阿拉善旗西部一带骚扰。为此，阿拉善旗保安总队派第三中队队长罗步云、指导员张汉庆、分队长王振华、杨宪忠等率两个分队50余人前往查汉池，同时又命在哈沙图的第四中队队长陶光锐、指导员马明德、分队长胡策尔道、胡乌图那生率两个分队50余人火速前往查汉池迎接第三中队，与第三中队协同作战。四中队前往查汉池与三中队会合，并带路到察拉格尔时，土匪得知这一行动，早已逃之夭夭。